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
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它涉及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学科定位问题，研究方法问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外国文学的性质问题等。但对这一课题，外国文学学术界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所谓“本土经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大致来说，它包括这样一些因素:传统文化背景，诸如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规范等；大的时代背景；小的具体任务；还有语言系统等。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具体的文学观念，文学感受方式，文学知识等，作为“文学经验”，也是“本土经验”非常重要的内涵。“本土”作为经验，已经变成了“集体无意识”性的东西，潜藏在人们的意识和知识结构之中。优秀的外国文学无数，但翻译、介绍进来的却非常有限，有影响的更有限。为什么要选择、输入这些外国文学？为什么我们只接受这些外国文学？为什么只有这些作品能够在中国发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外国文学被翻译到中国以后其性质、意义和价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与“本土经验”有很深层的关系。本文即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
外国文学输入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现象，与中外交流特别是中外文学的广泛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具体地说，近代以来，伴随着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到中国，在这一意义上，外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学科门类具有必然性。但是，外国文学是丰富多彩的，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接受什么与不接受什么，其实是由我们的本土经验决定的，与我们对西方文学的想象有关，与我们的文化和文学需求有关。理论上，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最有艺术价值，最有思想深度，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选择文学大国和文学大师的作品，但历史并非如此。
考察从近代到当下的汉译外国文学，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是以“本土需要”为标准来选择外国文学的，所谓“本土需要”既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需要，比如社会变革的需要，批判和破坏传统文化的需要，建设新的现代社会和文化的需要，又包括文学的需要，比如文学变革的需要，文学丰富和发展的需要。并且外国文学输入的成功得失都与“本土需要”有关，实际情况是:输入的外国文学如果契合了中国的“本土需要”，对社会现实有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其“中国之行”往往就会取得成功，并且可能会取得很大的辉煌，其影响甚至超过它在本土的影响。相反，输入的外国文学如果与中国的现实需要无关、隔膜甚至相违背，则多会失败，会遭到冷淡、压抑甚至排斥和批判，即使是世界文学名著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选择的往往是那些贴近我们的生活、对中国社会现实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外国作家、作品和文体。这里，我特别以中国近代以来对小说这种文体的选择为例来论述我的观点。
小说文体的外国文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特别繁荣，这其实与小说被认为具有强大的现实功用性这一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术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小说都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也不可能肩负起如此重大而沉重的时代使命，这里，梁启超与其说是在表达文学观念，还不如说是在表达社会观念，在这极其夸张的描述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本土现实需要的渴求。中国近代以来特别青睐西方小说，这与其说是看中了小说的艺术，还不如说是看中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正是因为小说被认为具有道德、政治等强大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才选择它并广泛地输入，从而使它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国文学文体。
而在小说文体内部，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和侦探小说又构成了中国近代外国小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现在看来，把小说分为“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和“侦探小说”，这是不伦不类的，很不得要领。今天，这三种小说类别虽然还存在，但却是极末流的。这三个术语在当时和今天的“近代翻译文学史”中都是很重要的言说概念，这与其说是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历史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这三类小说在当时的西方作为现象并不显赫，成就也不大，但为什么特别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呢？这其实与中国当时的现实需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科学小说”，当时介绍进来的主要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我们现在称这种小说为“科幻小说”，明显是更为准确。在当时，用“科学”而不“科幻”来命名它，就可以部分地看出我们的追求与期待，也就是说，我们更关注的是“科学”而不是“小说”，是现实而不是幻想。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社会思潮，“科学小说”实际上是以一种科学知识的形态而进入中国的，这也是它当时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中国内在的科学需要导致了外国科学小说的大量输入并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一种显赫的中国外国文学文体类别。
政治小说也是如此。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政治小说作用之大，“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梁启超以同样夸张的语言描述政治小说的作用:“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正是因为政治小说有如此大的力量，所以“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2]这里，梁启超关心的显然是“政治”而不是“小说”，正是因为政治小说有助于国家的社会变革，有“六经”、“正史”、“语录”、“律例”等所不具有的政治功用，所以梁启超极力倡导输入并身体力行翻译西方的政治小说。也正是因为政治变革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所以西方政治小说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并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说到底，还是中国本土的政治需要决定了翻译政治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显赫地位以及巨大影响。
外国科学小说和政治小说在中国近代的盛行，与中国当时的政治需求和科学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但政治和科学对于文学来说，毕竟还是外在的。而外国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热潮则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内在契合有密切的关系。侦探小说在西方的历史并不长，艺术性不高，影响也非常有限，其地位一直局限于通俗小说的范围，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中国近代，侦探小说翻译却非常繁荣，阿英有一个印象:“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3]郭延礼先生研究的结果是，近代翻译侦探小说在“翻译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等方面，“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4]中国人为什么对西方侦探小说情有独钟？或者说，西方的侦探小说为什么在中国近代会得到如此的厚待与尊重？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表层的原因，即中国公案小说的传统。中国公案小说在宋代开始形成，经明代的发展，到清代达到高潮，而西方侦探小说正好与中国公案小说的发展一脉相承，可以看作是对清代公案小说的一种衔接和发展，阿英认为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5]，这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近代风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西方的侦探小说一方面和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具有相似性，中国人很容易地就把它想象成公案小说，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有所不同，从而给中国读者以新鲜感和惊奇感，从心理上说，这种既熟悉又陌生，是最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也最能够为我们所接受。如果完全是陌生的，那么中国读者就会因为不习惯和不理解而既不愿意接受也无法接受；如果完全是熟悉的，那么中国读者则会因为它的重复和老套而失去兴趣和热情从而懒得去接受。二是深层的原因，主要是文学精神上的与本土契合。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到明清话本小说、言情小说、文人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故事、重情节，具有消闲性，并最终形成一种品格和精神，而西方侦探小说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这种品格和精神，所以侦探小说事实上迎合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欣赏需求，使中国人感到亲切，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当然，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风靡一时，除了内在的文学原因以外，也有外在的政治文化等原因。西方侦探小说往往融合了许多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还有西方的历史、哲学、伦理、逻辑等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耳目一新的，而这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人向往科学、学习知识的渴望。一句话，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流行，成为当时一个显著的小说门类，在“外国文学”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这与中国的本土经验有密切的关系。正是中国的文学土壤和文化土壤滋生了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
二
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的影响，强调西方文学“强势”的地位，这是事实。但在这事实的背后，还有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并没有被我们注意，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被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主动的一面。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学从内在需求出发对西方文学的选择和吸纳。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的确是被西方“坚船利炮”“敲开”的，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大量“裹挟”而来，但与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无可奈何的、沉重的、痛苦的、屈辱的学习不同，中国向西方学习文学，具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性，是积极的、愉悦的，并没有丧失自我价值和民族文学精神本位，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土经验始终构成了选择外国文学的深层背景。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总体上学习西方文学，但另一方面，学习什么与不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学习，则深深受制于本土经验，我们更考虑西方文学是否符合中国人的文学习惯，是否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是否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意义，是否对我们的文学建设和发展有用。
具体来说，一种外国文学或者说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如果它与中国文化过于隔膜，在内容和形式上过于生疏，即使它是世界文学名著，即使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它也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特别是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相反，有些外国文学作品，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是很高，但它的故事与情感很贴近中国人的心理，或者它所反映的内容与表达的思想很切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或者它的表现形式与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很相似，也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可能发生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由于基督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在中国缺乏文化根基，所以任何时候西方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影响都不是那么广泛和深入。当中国正在为现实生存、为富国强兵而苦苦挣扎和奋斗的时候，西方那种“资产阶级”的表现空虚、无聊和苦闷的文学作品，那种重形式和叙述探讨的文学作品就不为中国人所喜欢。
本土经验制约着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选择，近代是这样，现代、当代仍然是这样。“五四”时期，我们特别重视对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翻译，这明显也是出于本土的现实需要，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文学重现实性，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强调文学对社会改造、对人生改造的意义，这正好契合了“五四”时期“科学”、“救国”、“启蒙”、“社会批判”的主题。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是重想象、幻想，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这和“五四”时期强烈的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是相契合的。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就是西方文学的“正宗”，也代表了西方文学的最高成就，这其实是中国经验的结果。在西方文学中，19世纪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世纪，而20世纪的西方文学，浪漫主义已经完全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现代主义文学包括20世纪晚期的后现代主义，所以，20世纪的西方文学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世纪。其实，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就显示了强健的势头，并且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具有独特的艺术性。但为什么中国人对它缺乏兴趣？少数翻译过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整个外国文学中也没有地位。其原因同样是内在的。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启蒙与救亡，其重要的途径就是现代化，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的全方位的现代化，这是当时的共识。而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是反现代化的，它具有非理性、反科学主义、虚无主义、悲观绝望、精神异化、荒诞等特点，这些都是和激进的、狂飙的、乐观的“五四”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因而被排斥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现代外国文学史上，欧美弱小民族的文学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从“五四”初到30年代，俄国、东欧、波兰、巴尔干小国家的文学被大量介绍和翻译进来。就艺术性和文学成就来说，这些文学显然不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大国强国的文学。弱小民族的文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特别关注，并在外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这同样是因为本土经验。弱小民族和我们一样都是被压迫的对象，他们的心理与情感和我们是相通的，他们的苦难历程和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更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共鸣，与其说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欧美弱小民族的社会现实，还不如说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更多地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种种影像。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6]正是在反抗统治和压迫，争取个人和民族的解放这一点上，欧美弱小民族的文学契合了中国人的本土经验，从而为中国人所重视。冯至说:“‘五四’时期翻译界的另一特点是对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重视。当时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和侵略下，人们对于其他被损害民族的痛苦当然会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情况，了解他们反帝、反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斗争就具有特殊意义。”[7]这里，中国的本土经验正是欧美弱小民族文学在中国风行的原因。
对于外国文学，选择什么与不选择什么，这与本土经验有关。同样，外国文学要在中国产生影响、扎根，为中国人所接受，也需要本土经验基础。冯至先生认为，接受外国文学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接受影响的时机必须成熟。如果时机没有成熟，外来的事物很不容易被接受。”“第二个条件是:接受外来的事物必须与本国的文化融合，才能产生新的东西。”[8]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一个条件，就是本土基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20年代至70年代不仅不受欢迎、不被理解，还遭受各种否定和批判，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语境有很大的关系。相反，80年代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大量翻译到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与中国的现实状况有关，“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曾风行一时，它之所以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否定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有用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暗合‘文革’后出现的混乱状况[9]”。与此相反，50年代和“文革”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经历的某些相似性，我们对前苏联的文学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所以前苏联文学以及此前的俄国文学被大量翻译过来，被正面评价和研究，成为极重要的国别外国文学。而80年代之后，不论是政治语境还是文学语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开始获得滋生的土壤和语境，所以现代主义就成为一种很受中国人欢迎的外国文学形态。
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深层的制约性，正是这种深受本土经验控制的选择和接受使中国的外国文学自成体系和格局。在对象上，中国的外国文学不等于外国的“本国”文学，而是站在我们的本土立场上对外国“本国”文学的一种选择，选择的标准并不是完全按照它们在原语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是完全按照其艺术价值的高低，而同时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学是否有用，是否接近我们的文学习惯和文学观念从而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也就是说，是从“我们”出发而不是从“他们”出发，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而不是“他们”的“本国文学”。理论上，“外国文学”应该是指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但实际上，我们的外国文学至今仍然是少数外国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西方国家和少数亚洲国家的文学，这与“外国文学”名不符实。原因同样是因为本土经验，一是我们和这些国家有比较多的交往，我们对他们的文学比较熟悉；二是这些文学不论是对于我们的社会还是对于文学本身都有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外国文学”本身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一个大杂烩，但我们的外国文学却是有选择的，是很不完整的。我们现在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按照我们的本土经验建构起来的一个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体系。
每一国别文学都有它自己漫长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历史，都有它自己的继承与革新的规律，都有它自己内在的文化逻辑。但中国的外国文学却打乱了这种逻辑而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外国文学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类别在中国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外国文学有它自己的形成过程，也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中国实际上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对异域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外国国别文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实际上消弭了，时间顺序也是紊乱的，外国文学历时的现象常常以共时的方式输入进来，在中国的外国文学过程中，它们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而时序颠倒更是比比皆是，即后发生的文学先翻译过来，先发生的文学后翻译过来，以至一些时间感不强的研究者常常把它们的因果关系本末倒置。
外国文学国别之间的形态差距是巨大的，尤其表现在语言上，但翻译却把语言之间的差距抹平了，中国的外国文学都成了汉语形态，变得具有一体性。世界文学的多元对立，在中国的本土视角中最后变成了二元对立，即“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对立。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具体的时代语境等多种原因，在外国很有地位的作家和很有影响的作品，在中国不一定有地位和影响，甚至不为我们所知，反过来，一些在外国很平庸的作品，翻译到中国之后却可能影响巨大，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还有，有些作品在原语中很有艺术性，但翻译过来并不一定继续有艺术性。种种现象都表明，本土经验重塑了外国文学的“形象”。
三
外国文学从原语变成译语，即从“出发点”到“目的地”，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行”过程，正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外国文学发生了“衍变”。而衍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本土经验，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现实、民族心理、文学传统等深刻地影响了外国文学的“旅行”，所以外国文学经翻译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学性，具有中国文学的功能，并事实上只对中国的社会和现实发生意义和作用。具体地说，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外国文学的形态。在形态上，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学”实际上主要是指翻译文学，它是“外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学。
原语外国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原语种国家的读者，而翻译成中文以后，其阅读对象就变了。所以，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或限定性，从根本上是给中国人读的，是给那些不懂原文或者不愿意读原文的中国读者读的。事实上，它是中文读物，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读汉语文学，当我们读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时，我们感到托尔斯泰好像是在用中文表达，其意义和感受也均源于中文，我们缺乏俄语表达的任何想象。外国文学的“外语艺术”在翻译文本和一般阅读中完全隐匿了，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样，在翻译的层面上，所有的外国文学都成了中国文学，所有的外国作家都是在用中文进行表达。翻译文学在形态上具有中国性还表现在版权上，原语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以后，在著作归属权上不仅为原作者所有，也为译者所有，译者也是它的主人，并且是直接的主人。
在汉语语境中，外国文学是以翻译文学的形式存在的，它扮演的实际是中国文学的角色，它属于中国文学活动体系，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今天，由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科的自然衍变以及约定俗成等原因，外国文学从翻译到研究都具有相当的自足性，也即它可以独立于中国文学创作活动，它的现实功利性和借鉴意识已经越来越淡泊，它更重视其纯粹的审美价值。但“外国文学”之初即中国近代文学时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一直在20世纪80年代，它都和中国的社会进程紧密相联，与中国的文学进程紧密相联，从而与中国文学具有一体性。
其次，本土经验影响外国文学的性质，也即，在性质上，翻译文学具有中国文学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是通过其特定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就体现在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文学性”。翻译完全改变了外国文学的语言，当然也在语言层面上改变了外国文学的“文学性”。所以，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与原语外国文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10]。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不同于社会科学翻译，也不同于日常交际翻译，语言对于科技、社会科学以及日常交际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只是符号工具，不具有实质意义，所以改变符号形式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它们的性质、价值和意义。但文学则不同，语言对于文学来说，不只有符号和工具的一面，同时具有本体意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文学的内容即形式，形式也即内容，改变文学的形式就是改变文学本身。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文学区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一定程度上，文学的故事情节、思想感情、生活的细节等作为表达对象的内容可以翻译，但语言在表达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却是不能翻译的。曹靖华说:“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难译，或竟至不能译。译，那就在某些限度内，损伤了它的艺术性。”[11]翻译文学实际上是被损害的外国文学。
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性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为了适应本国读者的需要而在翻译过程中的有意更改。纵观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我们看到，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按照我们自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来翻译外国文学，我们常常把外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通过翻译的合法手段而更改为中国的人情世故，我们常常把外国人的特殊表达转换成中国人的习惯用语，有时还加入中国的历史典故、风俗习惯，甚至径直插入议论表达时代观点和宣传政治思想。现在我们把这看作是翻译的不准确或者不成熟，但在当时，主要是在中国人对外国文学非常陌生的情况下，这其实是最合理的翻译，也是最恰当的翻译。正是因为这样，林纾的翻译，现在看来是充满了误译，但在当时却是最好的翻译，影响深远，而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魏易等人的口译却得不到认同，只能沦为林纾翻译的“材料”或者说“准备”。同样，鲁迅和周作人不满意林纾翻译的过分本土化、中国化，尝试“弗失文情”的直译，力图原本地传达西方文学的文学精神，严格地按照西方的文学规范、社会规范等来翻译西方文学。《域外小说集》具有开创性，不论是在翻译文学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现在看来它是很准确的翻译，是高水平的翻译，但当时却以惨败结局，《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总共只卖出了可怜的41本。没有读者，其价值自然得不到实现，所以鲁迅被迫停止了他的“宏伟”翻译计划。这不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而是本土经验的问题，在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和文学等语境下，中国人还不能接受这种翻译，或者说，在当时，这种翻译不是合时宜的，就像在今天林纾的翻译不合时宜一样。
按照本土的需求通过翻译改变外国文学的某些形式和内容，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今天仍然是这样。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的翻译是准确的，但几十年之后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后人会觉得我们今天的翻译其实也是不准确的。随着中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中国人对外国文学已经理解和熟悉的今天，在翻译中更改、有意减少或增加内容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但翻译文学仍然不可能和原语外国文学等值或等效，在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心理描述等各方面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中国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翻译必须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
二是不自觉的改变。对于大多数的翻译者来说，他们在翻译外国文学时都力图避免改变外国文学，都力图原本地传达出外国文学的本意，但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事实上做不到，这是由语言的本性决定的。语言决不只是一种符号，同时具有文化性，具有思想性或者说“意识形态”性，语言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比如成语，它不仅具有一般词语上的意义，还有字面意义以及文化内涵，当我们使用“卧薪尝胆”这个词时，不仅仅只是表达了约定俗成的刻苦自励、发愤图强的意思，同时还隐含性地讲述了一个越王勾践的故事，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和这个词的来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懂得这个词的意思一般也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同样，当我们说“乐不思蜀”时，我们既是在表达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的意思，也是在重提一段历史或者一个中国文学典故，也就是说，它在表达意思时，也同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这样，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之后，其语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意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汉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意蕴，也就是说，汉语使翻译文学不自觉地或者不经意地附上了许多中国文化、心理以及现实的内涵。同时，语言具有多义或歧义，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以后，原语的多义和歧义没有了，相反增加了汉语的多义与歧义，从而衍生出新的意义，这也是外国文学在翻译的过程发生文学性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文学翻译不可能客观，只要是翻译就会有意义歧变。正是在翻译改变文学价值的意义上，翻译文学具有新的性质，具有中国性。
再次，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外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已经充分证明，读者也是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读者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文学意义和价值创造，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所获得的任何意义都是文学作品意义的合理延伸。
仔细地分析翻译文学的意义构成，我们看到，翻译文学的意义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文本的意义，它包括被有效地传达出来的原著所固有的意义和译者有意或无意增加的意义，这两部分通常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意义，虽然事实上我们谁也不敢说我们能够把握它，但客观意义通常被认为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则是读者读出来的意义，它与作品有关，是由作品引发的，但未必是作者的意图，也未必是作品的本来含义，它实际上是作品与读者在特定语境下“对话”性质的意义生成。在这种阅读中，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并不重要，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并不重要，专家学者如何评价原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读者是否适合，是否有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时代、社会以及特殊的个人经历、特殊的阅读心境等语境对外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构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土经验使外国文学向中国无限开放。
纵观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外国文学发展，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在中国都可以说树立了自己的特殊形象，在意义和价值上获得了重生。这里可以普希金为例。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早在1900年就开始得到介绍，也是被翻译作品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有意思的是，不同时期的普希金，其价值和意义不同，这与介绍和翻译的重点不同有关，跟我们的阅读理解有关，但不论是介绍翻译还是阅读理解，显然都是属于本土经验，正是本土经验决定了普希金的中国形象。40年代，我们这样评价和解说普希金，认为他的“诗情是民间的，他的语言是单纯通俗的”，“民间文艺是他的最大最得力的一个图书馆”。[12]郭沫若评价普希金:“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以文艺的武器来诚心诚意地替人民服务。”他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革命服务的精神”。[13]这显然是误读或误解，而误读或误解的根源就在于当时“文艺大众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倡导，正是在“人民”和“革命”这一点上，普希金和中国“会合”了，“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了”。[14]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普希金的大众化以及人民性，但就当时来说，我们所概括出来的这些特性其本土来源显然先于作品来源，它与其说是作品固有的意义，还不如是我们附会上去的。
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品与读者在“对话”的过程中完成的，而完成的场所就是社会生活，外国文学一旦脱离原来的语境而进入中国语境，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同时取决于中国经验，在这一意义上，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外国文学的接受过程。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注释】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
[3]阿英:《晚清小说史》，《阿英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4]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5]阿英:《晚清小说史》，《阿英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6]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0页。
[7]冯至:《“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冯至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8]冯至:《中国新诗和外国的影响》，《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76页。
[9]王守仁:《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价值的构建》，《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0]参见拙文《论两种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1]曹靖华:《〈费定五十五岁寿辰特辑〉引言》，《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0卷，河南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12]杨骚:《普式庚给我们的教训》，《光明》第2卷第5号（1937年2月出版）。
[13]郭沫若:《向普希金看齐》，《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236页。
[14]胡风:《A.S.普式庚与中国——为普式庚逝世一百十年纪念写》，《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