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小说的文学史定位
“80后”文学特别是“80后”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拥有众多的读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80后”作者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写作群体。和一般的通俗小说、热门小说不一样,“80后”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上还是在艺术观念、审美特征上,它都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么,“80后”小说是如何产生的和命名的?“80后”小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文学根源是什么?如何给“80后”小说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主要论述这三个问题。
一、“80后”命名
“80后”作为文学命名始于新世纪初,但究竟谁是这个命名的发明者,很难说清楚。可以肯定的是,2000年就有了“80后”这种说法,比如2000年8月《诗参考》开辟“80年出生的诗人的诗”专栏。《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蒋原伦的文章《“断裂”喧响中的先锋与传统》一文中提到“80后作家”这个称谓,但他声称这是沿袭大众传媒。2004年之前,“80后”作为文学称谓主要在诗歌领域流行,比如2001年年初“民刊”《冬至》有“80年代出生少年诗人力作展”的字样,同年的“民刊”《诗与思》有“80年代后少年诗人力作展”字样。2002年,《诗潮》开设“80后诗歌大展”栏目。2003年,《诗林》推出“80后九人诗选”,《诗选刊》推出“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展”。2003年前后,诗歌评论中也广泛使用“80后”这个术语。[1]可以说,在诗歌领域,到2003年,“80后”已经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但“80后”作为文学命名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流行,则在2004年,这一年,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亚洲版2月2日号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80后”的文章,题为《新激进分子》(The new radicals),其中提到80后作家春树和韩寒,特别是该刊的封面登载了春树的照片,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上《时代周刊》封面,这对“80后”作为文学命名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2004年之后,“80后”这个术语就在网络、文学期刊、文学批评以及学术研究中被广泛地使用,成为新世纪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命名之一。《时代周刊》这篇文章及其封面的照片对“80后”另外的影响则是使“80后”文学核心内容从诗歌领域转移到小说领域。2004年之前,“80后”文学主要是指“80后”诗歌,而2004年之后,“80后”文学则主要是指“80后”小说。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流行的“少年文学”“校园文学”“青春文学”等逐渐统归到“80后”这一命名上来,此后“80后”几乎成了“80后小说”的代名词。
“80后”最初只是一个时间泛称,指20世纪80年代(即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作家,以区别6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并预示了与9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区别。在文学中,“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丹纳把它和“种族”“环境”并列,称为决定文学发展的“三要素”。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表现出总体上的不同特征,现在看来,8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代”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但“80后”作为文学命名,其最初的意义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指“少年”。
现在看来,“80后”作为命名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它表面上是把“60后”“70后”以及“90后”从年龄特征上区别开来,但更深层的作用则是从“时代”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研究当下文学,重回文学研究的“广义社会学”。“80后”最初主要是“年轻”的代称,但在“代际”的意义上,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最初的意义主要与年龄有关,即一群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孩子作家”,勉强近于“流派”和“社团”层面的归类,但今天则大大超越了“流派”和“社团”的范畴,成为一种新文学“现象”的概括,进而上升为“代”的概括。贺绍俊说:“‘80后’绝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概念,它的背后包含着新文学革命的内涵。”“‘80后’完全是在另一个知识系统中进行思维和言说的。”[2]“一代有一代之文学”,“80后”迟早是要登场的,不同处在于他们比“60后”“70后”在整体上出场要早,并且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呈现出来,因而特别引人注目。
“80后”本质上是命名,命名的本质即约定俗成,“80后”命名的广泛被接受和使用,充分说明了它的合理性。现在看来,从“时代”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还真是“80后”这个概念最为恰当,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替换这个称谓的命名,实际上,“‘80后’文学”和“17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等命名具有同样的效果,也可以和“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等相提并论,虽然它们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80后”不是流派,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团体,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群体或者说“阶层”,也是一种“代”的划界,它的意义不取决于命名本身,而取决于“代”本身的特点。
“80后”作为文学批评概念,其内涵在使用中也是有变化的,而且随着创作的变化,未来肯定还会有变化。“80后”最初在诗歌领域纯粹是一个年龄概念,与文学特征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延伸到小说领域之后,除了强调作者年龄特征以外,还在文学特性上承继了“少年”“青春”“校园”“叛逆”等内涵,《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和文章中用了“breaking out”(可以翻译为“断裂”)、“different”(与众不同)、“radicals”(激进)、“linglei”(即中文“另类”音译)等词语,主要就是强调其内涵的特殊性。叛逆是年轻人的重要特征,正如青年是人的阶段性特征一样,叛逆对于作家来说也是阶段性的特征,叛逆过后通常是建构,最后还会趋于保守,所以成人之后的“80后”在文学上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80后”在世纪初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年龄,但10年之后的今天,年龄已经不再是“80后”的特别之处,事实上,到2010年,“80后”中最大的已经30岁,最小的也已经20岁,所以,今天,“80后”已经不再具有当初“少年作家”的意义,也就是说,“80后”的“年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特征而不是现实特征。与世纪初登场的“80后”作家不同,今天的“80后”出场则是“正常”的出场。今天的“80后”作家在文学上正在表达和反映“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追求,也表达和反映整个时代和“我们”的追求,和“60后”“70后”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代际”特征,但年龄明显将不再是他们的重要特征。“80后”在今天出场和“60后”“70后”当初的出场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时代的不同仍然赋予了今天“80后”小说家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笔者主张把“80后”文学限定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时间内,也即“少年作家”的“80后”。
二、新“时代”与“80后”小说
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这是50—80年代出生的作家共同的生活时代,但它对于不同的人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物质条件、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文化生活完全变化了,对于这种变化他们总体上是“欣喜”的,在对比中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和体验,这其实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成就特别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基点是在50—70年代,80年代之后只是他们的经历,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对8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解,因而这两代人中著名作家众多,作品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深刻,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黄金两代”。而对于“80后”作家来说,情况完全不一样,80年代至新世纪是他们的经历,但更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一定意义上说,“80后”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80后”文学中的每一个特征我们都可以从时代中找到根本原因。就普遍性来说,教育体制、网络时代、消费社会、市场经济、家庭结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外来文学与文化等都是影响“80后”小说非常重要的因素,“80后”小说可以说是各种因素促成的。
“新概念作文大赛”是“80后”小说最重要的源头。与“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关的“80后”作家可以说占了整个“80后”作家的“半壁江山”,而“新概念作文大赛”又与《萌芽》杂志有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今天的研究者有人把“80后”作家分为两派:“萌芽派”和“非萌芽派”。[3]而“新概念作文大赛”本质是文学与教育联姻的产物。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于1999年举行,由《萌芽》杂志社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主办,邀请大学领导、作家、文学编辑和学者担任组委和评委。[4]每年一届,到2011年时是第13届。参加的人数最初是4000多人,到第三届就增加到3万多人,后来最多高达7万多人。其中第一届和第二届一等奖获得者多人被免试和提前录取到上述几所大学,但从第三届开始,教育部取消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优胜者保送大学的相关规定。“新概念作文大赛”在设立和构思上显然仿制了当时影响巨大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等,其保送制也是对它们的照抄照搬。但在具体内容上,“新概念作文大赛”表现出对当时中学语文教育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色彩,“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倡议书”中说得非常明白,之所以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就是因为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不满,希望借此改变中学语文教育的观念和面貌。“新概念作文大赛”提倡“三新”,即“新思维”:“创造性、发散性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新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是由《萌芽》杂志社具体操办,所以以《萌芽》杂志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80后”作家,也可以说是《萌芽》杂志培养、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80后”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峰、小饭、颜歌、李海洋等,他们多以写小说出名。
《萌芽》以外,也有一批非常有影响的“80后”小说家,他们虽然是“散兵游勇”,没有组织,没有旗帜,但数量也非常庞大,从而是“80后”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没有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或者说没有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奖,在写作方式和写作观念上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宗旨及风格也有差距,但他们总体上仍然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产物,强调自由、真实、贴近生活、创造性、优美等,和“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写作理念上可以说不谋而合。在这一意义上,“80后”小说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产物,也可以说,中学语文教育提倡作文的文学化,让一大批有文学天赋或者潜力的中学生走上了作家之路。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承认“新概念作文大赛”对“80后”小说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没有“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小说的创作也是必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80后”小说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和积极引导的作用。
同时,中学教育对于“80后”小说的影响不仅仅只是作文层面上的,整个教育改革包括学制改革、教学方法改革、考试方式改革等对“80后”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后”文学是素质教育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应试”教育,以考试为中心,也以考试为目标,中学教育一切围绕着考试而展开,考试就是学习的指挥棒,与考试有关的就必须学习,与考试无关的就不用学习,表现在语文上就是,教学紧紧地围绕着语文课文而展开,课文学习被分解得非常具体、非常详尽或者说细化,但课文以外的东西则完全不闻不问。那时,不论是课上还是课外,看小说等文学书籍都是被禁止的,被老师和家长认为是不良习惯或者不良爱好,是不务正业,因而是“非法”的,老师和家长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收学生课桌和书包里的文学书籍。而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语文考试也开始改革,比如高考不再是全国统一试卷,语文考试更强调语文能力,文言表达、繁体字等语文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因为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语文能力,也有助于高考,这样,文学阅读便“合法化”,不仅语文课堂大量阅读和讲析文学作品,而且课外阅读也主要以文学作品为主。这对于“80后”文学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是激发了中学生的文学兴趣,从而催生了一大批少年作家,事实上,很多“80后”小说家都是因为热衷于“新型”作文而在“优秀作文”的基础上走上文学道路的,王晓虹说:“看很多书写得很好,自己也想尝试。”[5]她曾讲了对她个人写作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有一次语文月考,她有意把作文写得很“出格”,结果老师不仅没有否定她,还给了她高分,这对她的写作影响很大。[6]这其实很好地证明了素质教育理念下的语文课外阅读和写作对于“80后”文学的影响。中小学的语文学习对于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不同在于,前代作家的语文学习主要是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基础,主要是文字和语言的基本功训练,所以他们的语文学习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非常遥远,而“80后”的文学创作和他们的语文学习之间则关系非常直接,也十分紧密,可以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为现代作文越来越文学化,优秀的作文便是文学作品或者接近文学作品,所以对于“80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和作文有时很难作严格的区分。
其次是培养了大量的文学爱好者,或者说文学消费者,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受电视、电影以及其他娱乐方式比如麻将、扑克以及游戏等的冲击和影响,读者越来越少,工人农民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读纯文学作品的可以说极其稀罕,这严重影响和限制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学生(包括大学生)则是文学阅读的主体,青少年虽然只是3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大约1/5,但却占了文学阅读的80%人口,这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的阅读以及阅读状况、阅读能力、阅读兴趣等,一定意义上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特别是素质教育的提倡和推行,大大增加了中学生文学读者的数量,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在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地位,但多少延缓了中国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地位下滑的局面,文学“读者荒”多少得到一点缓解。而更重要的是,它为“80后”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0后”文学之所以作家众多,作品发行量大,社会影响也很大,与众多的文学普通读者和“粉丝”是分不开的。“80后”读者当然也读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但他们更愿意读同龄人的作品,对于“80后”读者来说,“80后”文学在内容上是他们所熟悉的,在话题上是他们感兴趣的,在形式上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写作方式,他们都能够理解也容易引起共鸣,这其实是“80后”文学兴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80后”小说兴盛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市场经济、家庭和社会结构、流行文化、传媒方式等都深刻地影响了“80后”小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体制改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的生活环境可以说优越了很多,经济条件的巨大变化也造成了“80后”一代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过去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图书出版和发行都需要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倒不是说从前的图书比现在的图书贵,而是说相对于当时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艰难而言,图书属于奢侈品,那时买一本书,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家庭开销中的一项重要支出,所以,那时且不说中学语文教育阅读文学书籍为“非法”,就是允许或者提倡学生课外阅读,学生也买不起书,读不起书。而新世纪以来,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买书都不再是一个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买书就和在街上买烤红薯是一样的,属于日常消费,无足轻重。再比如,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从1986年开始执行,但实际上,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80年代它在落后地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初中毕业之后能够继续读高中的学生只是一小部分。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因而高中学生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再加上大学扩招,这样,学生的人数就大量增加。学生是文学的最重要读者,学生人数的增加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学读者的增加,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电脑、网络、手机等现代工具以及动漫艺术、游戏、商业文化等在大中学生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改变了学生的生活环境,也大大改变了他们的文学方式和文学精神,比如“80后”小说中的“玄幻文学”就是深受日本动漫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电脑、网络、手机等大大缩短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实际上也是丰富和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对于大中学生来说,现代传媒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深入而频繁了,他们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样加强了,校园越来越像一个小社会,不再封闭和单调以及死气沉沉。事实上,我们看到,“80后”小说虽然主要是写校园和青春,但绝不局限于此,它实际上以校园和青春为中心,广泛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各年龄层次,与一般社会性的小说差别仅在于:“80后”小说主要是孩子视角的,也可以说是校园视角和青春视角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小说的丰富与精彩一定程度上缘于生活的丰富与精彩,可以想见,假如中学生的生活一如从前那样单调乏味,“80后”小说是没有这么多故事的。假如“80后”小说仅仅只是写大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而不旁涉更为广阔的社会,也是不可能真正深刻的。
对于文学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作品、读者,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是生活。但现在看来,传媒方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80后”小说的兴盛其实也与电脑、网络等现代传媒有关系。传统的文学在运作上主要是通过手写、抄录、投稿,在杂志上发表或者出版社出版,“工序”非常复杂,作品的公开发表即意味着得到了某种承认。作品从写作到发表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家的产生则是一个更为漫长艰辛的过程,所以,传统的写作者从写作到通向作家再通向著名作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的人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最后可能还是默默无闻,发表的作品非常少,个中原因就在于关口太多,首先杂志社或者出版社的编辑是一个“关”,然后批评家是一个“关”,最后政府的作家管理机构又是一个“关”,这里每一道“关”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作家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冲破这层层关口,最后走向读者,走向市场,走向文学史。但“80后”文学则简单得多,电脑上打字,往网上一贴就算是发表了,然后就直接面对读者、面对市场,只要有读者有市场就算得到了社会承认。与纸质媒体相比,网络不仅容量巨大,而且发表速度快,传播速度快,还可以互动。在这一意义上,“80后”小说可以说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也充分体现了现代传媒的特点。事实上,“80后”小说很多都是率先从网上开始流行的,比如孙睿的《草样年华》起初在新浪网上连续8周排名点击量第一,网上巨大的影响使它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被33个国家购买版权。[7]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起初也是网络小说,由于点击量巨大,因而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多家出版社争夺纸质出版权,最后图书版税竟然高达10%。“80后”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大观”,2004年,白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一个数据,称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曾作过一个调查,“80后”文学约占整个中国文学图书市场的10%,和除“80后”以外的整个现当代文学数量相当。[8]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来的,也不知道其时间范围。如果它是准确的,应该说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要知道,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多如牛毛,当下优秀的作品也很多,而小小的“80后”一代人的作品竟然占了整个中国文学市场份额的10%,这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成果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深刻地影响着“80后”小说。比如,“80后”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生活相对优裕,他们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上大学变得相对容易,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和困扰,“80后”有人曾经这样自嘲:“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9]这虽然有些简化和夸张,但也大致是事实。“80后”有得天独厚的一面,但他们也痛苦、困惑和迷惘,这些迷惘和困惑也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从而形成鲜明的“80后”小说特色,比如忧伤就是“80后”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初读“80后小说”,我们对于这种无尽的忧伤似乎很不理解,“80后”一代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优越,何来忧伤?而且“伤”得如此之重,后来才想明白,忧伤正是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优越的一种结果或者说表现,而且越是生活优越越可能忧伤,所以对于80后来说,忧伤不仅仅只是年轻人的多愁善感或者青春的疼痛以及童年逝去的伤感,更是物质上无忧无虑之后精神上的苦闷与空虚。
三、文坛“异军”
现在看来,20世纪50年代、60—70年代、80—90年代的文学相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艺术形式上也比较单纯,今天很容易识别。而新世纪文学则可以说缺乏个性,在构成上非常复杂,既有80年代、90年代文学的延传,又有各种新的创造,可以说是新旧混杂,各行其是,是一种复杂的组合。这里所说的“延传”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80年代、90年代写作的那一批作家,延续过去的写作路数,写作了大量在写作手法、写作方式、艺术风格、思想内容等方面都承传过去的作品,继续得到高度评价,也继续有读者;二是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主要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深受“黄金两代”作家的影响,并且学习和模仿他们的写作,从而把诸如改革小说、先锋小说、实验小说、乡土小说、历史小说以及女性叙事“底层叙事”“新写实”等进一步发扬光大,进而有新的推进,因此,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沿袭和继承了80年代、90年代的写作。这里所说的“创造”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黄金两代”以及“70后”小说家,他们的创作也有变化,或者回归传统,或者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与过去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小说,其中“80后”小说就是新世纪文学中具有创新性的最显著的小说现象之一。
“80后”小说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其内部大致可以分为通俗小说和纯小说两种类型。就数量来说,通俗小说处于压倒性的地位,不仅有大量的纸质出版物,而且有更大数量的网络形式。在类型上不仅有传统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言情小说、公安小说、科幻小说、商战小说、官场小说等,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小说类型,比如玄幻小说、神话小说、同志小说、城市风水小说、盗墓小说、情欲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等,这些新类型小说有的是全新的,比如百合小说、耽美小说等,但大多数则是传统小说的变形或者交融,比如穿越小说就是把传统科幻小说、荒诞小说中的“穿越时空”发扬光大,并融进言情的因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类型小说。“80后”通俗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但由于其文学成就非常有限,所以影响也非常有限,正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对它们甚至视而不见。相反,在数量上,纯小说只是整个“80后”小说中很少的一部分,其类型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青春小说或者说校园小说,一般所说的“80后”小说主要是指这类小说。
对于“80后”小说的特点,我认为学术界有很多误解。我们总是把它解释成某种单一原因的结果,比如把它解释成网络的结果、市场的结果、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产物、教育改革的产物等。我们总是对它进行某种单一化的概括,比如“本真写作”“自然写作”“无忧虑写作”“网络文学”“大众文学”“消费文学”“商业文学”,还有“碎片化”“偶像化”“个人化”“娱乐化”“通俗化”等,其实,“80后”作家千差万别,“80后”小说丰富而复杂,不具有某种单一性,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新世纪文学或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10]“80后”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更加多元化,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即使是“萌芽系”内部,其艺术追求和文学观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表现形态也是如此,如果一定要说“80后”小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么,“多元化”正是它的特点。
“80后”小说在总体上与“50后”“60后”以及“70后”小说有巨大的差别,但并不意味着“80后”与传统小说的断裂。“80后”小说有它自己的创新,但“80后”小说中每一种创新都可以说是有源头的,青春文学不是他们的首创,校园文学不是他们的首创,网络文学不是他们的首创,文学的消费性不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文学的市场化不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文学的游戏化也不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但是,“80后”小说把青春、校园、网络、消费、市场、游戏这些因素发扬光大、提升、创新,突显出来,从而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学现象。比如“少年写作”,其实文学史上“神童”、“早慧”现象并不少见,不同在于,“80后”小说本质上是青春叙事或者说是校园写作,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如此大规模的“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对社会和文学都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其实,“80后”小说的很多写作方式,前人都曾经尝试过,“80后”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前人都曾涉猎过,只不过“80后”小说更集中、更普遍、更突出而已,所以我们只能从普遍性、集中性的角度来区别“80后”小说与非“80后”小说。
“80后”小说仅仅只是“80后”这一代人的小说,是“代际”小说,而不是“时代”小说,它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而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但是,“80后”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并且我相信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它还将有更深刻的影响。那么,“80后”小说与当今文坛上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在当代文学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地位?“80后”小说是如何运作的?也许从这些角度我们能够对它进行更准确的文学史定位。
有人把“80后”文学归属为一种“亚文化”,比如有人这样说:“青少年写作连同阅读行为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亚文化,一种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主流文化以便建立某种群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11]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亚文化”即“subculture”,又称“小文化”,一般是指次级的、附属性的、边缘性的文化现象。就当下中国文化状况而言,青少年文化就是青少年文化,它在整个中国文化结构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中国文化是不完整的。相对而言,它不占主导部分,但它绝对不是副文化、次属文化、边缘文化。就“80后”文学来说,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和体系形态,它们不是从传统文学中衍生出来的,不是传统文学的派生物,恰恰相反,它们是传统文学叛逆的结果,对传统文学的颠覆和批判是它们重要的特点,所以,它们与传统文学是并行的,而不是所属关系。
2006年,文学批评家白烨和韩寒曾在网络上打过一次“口水仗”,除开一些哗众取宠的俏皮话和人身攻击的语言以外,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关于“80后”文学与文坛的关系问题,白烨认为“80后”文学只是文学的“票友”写作,“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韩寒对这种说法显然很生气,在个人博客上进行了回应,言辞非常激烈:“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12]白烨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传统文坛对“80后”文学的看法,虽然在文学批评界,白烨对“80后”文学的态度还算宽容和开明的;而韩寒的观点则代表了“80后”作家以及大部分“80后”读者的态度。“80后”文学并不是从文坛内部产生,也一直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同,但他们已经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所谓“进入了市场”,实际上是对他们得到社会认同的一种贬义的表达,也表达了正统文学对“80后”文学的傲慢与偏见,难怪韩寒如此愤怒的。所谓“市场”其实就是读者,虽然市场还包括“炒作”、“包装”这样的含义,我们也承认“80后”小说得到了出版社、策划公司的包装、炒作和推介,但“80后”小说兴盛的根本原因不是炒作,而是它内在的价值,正是因其内在的文学价值,炒作才能成功,对于“80后”小说来说,炒作、包装真正的作用是宣传。并且话又说回来,纯文学难道就没有包装和炒作吗?一些主流文学甚至大规模地利用社会公共资源来进行宣传和推广,结果又如何呢?
任何文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80后”小说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之上,只是他们走的是另外的道路。白烨评价“80后”作家:“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到他们的素养之好,起点之高,委实超越了他们的实际年龄。他们之于文字和文学,有不少人好像是天赋异禀,从感觉之微妙,到语言之灵动,都如同天籁。”[13]韩寒无疑是文学天才,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大量的文学阅读和文学积累也是韩寒成功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韩寒从小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小学时:“我开始读课外书,嗜书如命。一到晚上。我就窝在被子里看书,常常看到半夜。”到了高中:“我每天上课看书,下课看书,图书馆的书更是被我扫荡干净。只好央求老师为我开放资料库。中午边啃面包,边看‘二十四史’。为避免我的文风和别人一样,我几乎不看别人的文艺类文章,没事捧一本字典或词典读。”[14]初读觉得有些夸张,但读过《三重门》之后,我完全相信了韩寒的自述。韩寒并不是不爱学习,只是不爱正规的学习,并不是不爱读书,只是不爱读通常意义上的书,广泛的阅读是韩寒在文学上成功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正统的文学界称作“文坛”,那么,“80后”文学就是另外一个“文坛”,一个和传统的文坛并列的文坛,不是“坛中坛”,而是“坛外坛”,且是一个完备的坛,它们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有自己读者群体,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有自己的发行和出版渠道,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我们可以对这些不认同,但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存在。比如正统的文学有茅盾文学奖,“80后”文学也有“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骂”茅盾文学奖,并不是否定它的价值,只是表明“80后”小说并不追求这种价值。文学的生命和意义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读者的接受就是被认同,就社会的认同来说,“80后”小说并不在正统的小说之下。正统的文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行政行为来支撑和维系,比如有作家管理机构作协,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作家中有干部作家、合同制作家、签约作家等,实际上作家是由国家养活的。事实上,庞大的职业作家队伍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一种经济负担,假如没有行政行为,当代文学是否还有这么多作家、诗人,是否还有这么多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社都将是疑问。同时,青年读者对于正统文学的维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这些读者,正统文学作品的出版、作家的地位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被迫放弃作家的职业而另谋生路,或者被迫放弃他们的艺术追求而去迎合某种需求,一些类型小说可能会沦为京剧一样的保护对象,所以一定程度上说,青年读者也是支撑中国文坛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但问题是,同样是“80后”读者的阅读,为什么只有阅读正统的文学是被肯定的,而阅读“80后”文学就被否定呢?都是“80后”读者的阅读对象,为什么只认同正统文学而否定“80后”文学呢?
对于“80后”读者来说,传统的小说和“80后”小说都是正常的小说,没有主流与支流之分,也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80后”小说也是主流文学,青春也好,叛逆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和正统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各种社会生活比如贪污、腐败、拆迁、房地产开发等一样没有质的区别。把“80后”小说所反映的校园生活、青春生活看作是“亚”生活,这是一种偏见。现代社会似乎一切都提前了,“80后”可以说提前长大了,他们在身体的成熟上提前了,在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上提前了,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提前了,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提前了,但我们的社会仍然用一种传统的老眼光来看待他们,文学上我们仍然用“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来应付和打发他们。他们不满这种现状,于是反抗,并有了自己的文学。我们可以说“80后”一代在社会体制之外,但绝不能说他们在生活之外;文学上,我们可以说“80后”文学在文坛之外,但绝不能说它们在文学之外。
与传统的“体制”作家不同,“80后”作家则基本上是“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没有谁为他们在作家的层面上提供机制上的保障,他们也得不到行政上的帮助和支持,这使“80后”文学在受到市场和消费限制的同时,也多了另外一份“自由”,从而表现出与正统文学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构成了正统文学的有效补充,也可以说弥补了传统文学的问题和缺陷,对于克服中国文学的当代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有人概括“80后”小说的特点:“年轻的作者在向同龄人提供大量当下的现实的意象,以感性表象压倒理性本质,以个性个人压倒普遍原则和集体思维,以感官直接性和欲望裸露化压倒抽象化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文学在这里主要是以‘年轻的’意象来反映或表现现实,所体现的主观能力主要是‘80后’的感性与想象。”[15]这个概括是准确的,但“80后”小说远比这复杂,其特征远不只是这些,它的优点和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突出的,它的缺陷及有待改进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述。
总之,“80后”小说是伴随着“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而产生的,它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产生以及特征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根据,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它未来如何发展,它都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复印。
【注释】
[1]比如下列文章都使用了“80后”这个术语:徐江《这一代人的诗与事》,《诗潮》2002年第1期;于艾君《好诗不是制造出来的》,《诗刊》2002年5月“下半月”;徐江《给诗歌的献词(2003)》,《诗探索》2003年第1—2辑;阿翔《民刊:隐秘的生长与现状——从第三期诗歌月刊“民刊专号”说开去》,《诗歌月刊》2003年第7期;汪志鹏《浮出水面的冰山——湖南诗人扫描》,《诗歌月刊》2003年第7期;刘春《文学史情绪中的诗坛命名》,《文化观察》2003年第10期。
[2]贺绍俊:《充满革命性的‘80后’青春写作》,《永无岛》,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3]许多余:《笔尖的舞蹈:80后文学见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4]《“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萌芽》1999年第1期;《新思维新表达新体验——“新概念作文大赛”征文启事》《“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评委名单》,《萌芽》1999年第2期。
[5]陈平编:《80后作家访谈录》,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6]田涯文化工作室主编:《80后心灵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7]《草样年华》共4卷,第1卷由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3卷由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出版,第4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
[8]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对话》,《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9]赵丰:《聚焦80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10]谢有顺:《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世纪文学、《鲤》、“80后”及其话语限度》,《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11]孙桂荣:《论“80后”文学的写作姿态》,《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2]参见赵丰:《聚焦80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13]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对话》,《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14]韩寒:《零下一度》,《韩寒五年文集》(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178—179页。
[15]赵丰:《聚焦80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