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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坊是明孝陵入口处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卫岗东麓下，为一间两柱冲天式石造牌坊。柱横截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以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面阔4．94米，高7．85米，额上横刻“诸司官员下马”楷书6个大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廷下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下马坊当建于此时。

明十三陵的起点处立有白石及青白石料雕琢组装而成的石牌坊一座。其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形制为五门六柱十一楼仿木结构，面阔28．86米，（其中明间阔6．46米，次间各5．94米，稍间各5．26米），高11．88米，东西排列。顶部有主楼五座，夹楼四座，边楼两座。各楼上雕有正吻、垂兽、走兽等，其中明间主楼最高，其左右次间和稍间高度则依次递减。另外依木构件形状雕有檐椽、斗栱、平板枋等。上部覆以单檐庑殿顶，兽、吻、勾、滴均制作精细，下刻斗栱。六根石柱呈方形，柱下有础盘，雕刻覆莲瓣。方柱下部有夹杆石，表面雕龙或狮，最外两边雕“双狮绣球”图案，里面四柱雕有龙或“草龙”，夹柱石上部雕有6对麒麟。明十三陵的石牌坊相当雄伟壮观，不过，却不是警示下马步行之用。因陵园的总大门——大红门（相当于明孝陵大金门）前左右各有石碑一座，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大字。碑身高4．45米，宽1．04米，厚0．38米，四角分别戗以石抱鼓。

清东陵入口同样设有五门六柱十一楼石牌坊一座，其通高12．48米，面阔31．35米，较之明陵更加宏大壮观。六根石柱的夹杆石顶部，最外侧的两柱，各雕刻着一对卧狮，中间四柱各雕刻一对卧麒麟。中间两柱下部四面各雕刻云龙戏珠，次间外侧两柱下部四面各雕刻异兽衔花，最外侧两柱下部四面各雕刻双狮戏球。与明代不同，清代不仅在陵园大门外设下马碑，而且在每座帝陵、后陵前的适当位置均设与大红门外同样规制的下马碑，甚至在每座妃陵寝前也设置了下马桩。这可能是考虑到：从陵园的大门到各陵间的距离较远，骑马或乘舆还是需要的，所以每座陵前再次置碑予以警示。

作为明孝陵入口的下马坊，自是明代谒陵的必经之地。但令人困惑的是，下马坊坐西朝东，显然不是为由西向东前来谒陵者准备的。如果从西边的明故宫出发，经朝阳门（今中山门）出城谒陵无疑是最近、最方便的，下马坊为何不就此而建呢？

原来明代时，朝阳门是座不大的单孔券门，虽是连接城内的宫城和城外明孝陵的要道，却不是给官员和百姓准备的。因为无论门里的皇宫大内，还是门外的太祖孝陵，均属禁区。明代的官员若要谒陵，都须从都城正南“正阳门”（今光华门）出城，然后由麒麟门或沧波门绕行至下马坊。

民国时，因迎奉中山先生灵柩归葬中山陵，国民政府将门洞狭小的朝阳门拆除，挖低门基，改筑为三孔券门，并将朝阳门改名为中山门，人员车辆可以方便地从此通过。到1931年修筑京杭公路时，道路即从下马坊下直接经过。1948年，道路中间的下马坊年久石裂，有碍交通及安全，国民政府予以拆除。

有一种说法是，因蒋介石经常去汤山泡温泉，觉得下马坊有碍通行，所以将其拆除。不过就常理推测，如果蒋介石因交通原因拆除下马坊的话，似乎不必等到1948年。据南京市档案馆资料显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十五日，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曾收到首都警察厅东郊警察局的《下马石牌坊拆修》公函。内容如下：“查本局境内遗族学校下坡处有下马坊牌坊一座，横跨公路，日久为风雨剥蚀，势有倾斜。惟该路为京杭国道，交通频繁，设若撞触，则生危险。为防范计，特此函请查照，设法予以拆卸，以策安全为荷。”又据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九日南京市工务局“京工字第5910号”给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公函，可知下马牌坊于1948年5月5日“已派工拆除”。

拆除后的下马坊横额裂成2段，2根石柱折成4段，以及断石若干，弃置于公路两侧。而2个石柱础，仍遗留在公路地面原处。198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拨款，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陵园管理处共同对下马坊进行了维修重竖。维修者先以钢筋混凝土平台为基础，再将留在宁杭公路上的两根柱础起出进行拼装，整个工程于1980年7月25日结束。重新竖立的下马坊相比于旧址，向北平移了20米。这样一来，下马坊与神烈山碑、禁约碑之间的位置调了个个儿，也就造成了今日的错位现象。现在的下马坊已建成一座花草繁茂、充满明文化气息的遗址公园，不知休闲、小憩于此的游人是否知道下马坊这段命运多舛的历史。

神烈山碑位于现下马坊东南，因明世宗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下诏改“钟山”为“神烈山”所立。原有石质碑亭一座，现仅存四柱石基及部分残石构件。碑额篆刻“圣旨”二字，碑身浅刻阴文“神烈山”三个大字。东侧刻“嘉靖十年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碑高4米，宽1．4米，厚0．73米。坐北朝南。

明世宗嘉靖皇帝因何下诏改“钟山”为“神烈山”呢？这还得从嘉靖皇帝的身世说起。明世宗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1507）秋八月，他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宪宗（朱见深）的孙子。宪宗生有十子，长子为孝宗（朱祐樘），兴献王为其第四子。弘治七年（1494）朱祐杬受封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正德十四年（1519）过世，12岁的朱厚熜承袭王位。原本朱厚熜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湖北钟祥做他的藩王，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他那位除了对做皇帝，什么都感兴趣的皇兄武宗驾崩而改变。嬉戏荒唐大半生的武宗既无子又无弟，太祖所立的明代皇位继承制度至此显现出无奈的缺憾，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由朱厚熜入缵大统之日开始了。明代皇位继承制度规定嫡长继承，即“先嫡后长、兄终弟及”，不过此处的“兄终弟及”指的是同父兄弟，而异父兄弟继承导致的麻烦是认谁为皇考（即皇父）。朝廷大臣的主流意见是按礼制朱厚熜当尊孝宗朱祐樘为皇父，而不能尊其生父朱祐杬，简而言之，朱厚熜算是过继给朱祐樘做儿子。这种意见当即被年仅14岁的朱厚熜断然否决。

此后的明世宗为了生父的地位与群臣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历时20年之久，史称“大礼议”之争。在此期间，嘉靖皇帝处心积虑地进行一系列称号、礼制、庙制、祭祀等方面的革新，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多方面的渐进改革抬高自己生父的地位。

嘉靖十年二月，为了封生父的显陵为“纯德山”，明世宗先追封祖陵为“基运山”、皇陵为“翔圣山”，而考虑到孝陵亦宜同体，所以诏改“钟山”为“神烈山”。

禁约碑位于现下马坊东南，神烈山碑东侧，为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重申保护孝陵而立。

禁约碑高3．46米，宽5．25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坐北朝南。碑首镌刻精美的二龙攫珠纹饰至今仍清晰可辨。碑面刻有禁止损坏陵墓及谒陵规定，违者予以严惩。

崇祯帝在位的17年无疑是大明王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二百余年来积累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种种问题至此集中爆发了出来，以至于崇祯帝自己都哀叹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

崇祯十四年岁初，李自成攻陷洛阳，身肥体胖的福王朱常洵被杀，农民军将其与鹿肉做成了“福禄酒”共食。二月，张献忠取襄阳，襄阳王、贵阳王等宗室皇亲先后被戮。四月，清军大举进攻锦州。仅从1641年前四个月的部分大事记来看，任何一个治国者在此情况之下恐怕都会焦头烂额，崇祯帝当时的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他而言，竖立“禁约碑”或许是一丝希望，至少是心理上的少许安慰。然而，孤独的勤政无法挽救国事倾颓的残酷现实，护卫孝陵的风水龙脉亦难免王朝气数已尽的厄运。接下来的六月，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灾蝗灾，山东民变。七月，运河临清段干涸，京师瘟疫蔓延。时事至此，本为庸碌之辈的他又能如何呢？

史家常言：“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崇祯帝本人对此就没有责任吗？明一朝共276年，阁臣共计160余人，而崇祯帝主政的17年，使用阁臣竟达52人，仅刑部尚书一职17年间即更换了17任，其间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走马观灯似的频繁换人，足见其急躁、猜疑、褊狭之性格。在他治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满朝文武勋贵却丧失了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虽一再号召，竟无人愿意解囊助饷，可怜的崇祯帝真正地成为孤家寡人。另一方面，饮鸩止渴的“三饷”的加派早已大大超出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十室九空”，甚至“人相食”的惨状，结果是附“贼”者日众一日的恶性循环。伴随着一次次错误的发生，“罪己诏”、“禁约碑”，甚至对于天主教的向往丝毫无补于时局的恶化。崇祯帝个性的悲剧一步步演变为人生的悲剧、国家的悲剧、大明王朝的悲剧。

明孝陵前梅花山麓“红楼艺文苑”有一重达84吨的“龟趺驮碑”，它不仅是明孝陵景区内一个重要的文物景观，也是一个至今难解的历史之谜。

“龟趺驮碑”的龟趺身长5．73米、宽2．63米、高2．25米，原本被弃置于四方城东南约100米处的山沟之中，其西约30米处另有长4．8米、宽2．05米、厚0．87米的碑身一块。经研究证实，二者乃属一套，为明初所雕刻。之所以被废弃，不单因为它寄身于山野沟间，更重要的原因是龟趺的加工尚未完成，碑身无字。虽未见碑额，但此物为陵寝之用是无疑的，问题是何人所制？为何而制？又因何废弃？

前人归纳出如下四种推测：

其一，有无可能是明孝陵的“无字碑”？帝王陵前设立无字碑，始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始作俑者为女皇武则天，以后渐有沿用。明代初年修凤阳明皇陵时，也竖一无字碑。朱棣在孝陵建碑时是否有竖两碑的可能？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放弃施工过半的龟趺及碑材？

其二，有无可能是惠帝朱允炆当政时为朱元璋所制的神道碑？建文帝在位四年即被朱棣推翻，朱棣或出于政治上考虑，舍弃了建文时已经雕琢将成的龟趺及碑材，而另去选料和开凿。

其三，有无可能是朱棣为朱元璋雕制神道碑时，工匠在施工中发现石材不佳而放弃？因为出土的这件龟趺脖子下面有一条宽达3厘米左右的缝隙。不过，这条缝隙究竟是当初选石料时就存在呢？还是在此后漫长的600多年中受风雨侵蚀所致呢？实难断定。

其四，或者是惠帝朱允炆在追尊生父朱标为孝康皇帝时，为其陵墓建碑所用。后因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严酷的战争环境，加之很快政权被推翻，终将碑材弃之不用。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均有其无法解释之处。

（1）成祖朱棣行事一向好大喜功，且刚愎自用。如若决定竖碑两块，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倘真如此，两碑的材质、大小、尺寸应该一致（凤阳明皇陵的两块碑大小、形制均相同），断无一大一小之理。即便有大小之分，表示父亲功盖天地的无字碑应比自己手书之碑更为巨大，只消观之阳山碑材即可知朱棣气魄。

（2）“建文帝朱允炆为父朱标或祖父朱元璋所立”一说的问题在于，朱允炆在位仅四年，这期间连生父朱标的东陵改扩建工程尚未及时展开（碑为后人所立，一般制于陵寝完工之后），又如何匆匆为生父或为祖父制碑呢？即使真为朱允炆所立，试图抹去建文朝一切痕迹的朱棣怎又可能任由其完好地置于“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的不远处呢？

（3）关于“石材不佳弃用”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莫过于项长兴先生的《揭开明孝陵无字碑弃用之谜》一文。文中项先生以专业的地质知识告诉我们：“龟趺驮碑”选取的石料石质为深灰黑色石灰岩，内含众多燧石团块，而燧石的质地致密坚硬且脆，雕琢时极易破碎，因而遭到弃置。此说的疑问在于，项先生略有低估经办皇差工匠水平之嫌。此等重要皇差，交办时必要经历众多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实地勘测，即便当时没有发现问题，在开采出大样之后，不太可能依然没有察觉，恐怕还不至于直至雕琢出雏形后才发现予以废弃。明人肯定不具备现代化的专业地质知识，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同样不可小觑，正如造于永乐年间的郑和宝船，至今似乎还无法一比一地复原，当然，困难不在于仿制不出原始的大小模样，而在于即使制造出来也无法真正航行，因为那根本不符合现代物理学、动力学等科学的基本原理。再者，依照项先生文中的逻辑，“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所用石料自然属于优质，但今日出现宽大裂缝，而废弃的龟趺脖下缝隙是当初存在的，还是之后长期风化作用所致，项先生亦无法准确判定。因此，这一说目前还只是建立在地质学基础上的推理，还缺少实证的支持。

综上所言，在没有新史料、新证据发现之前，“龟趺驮碑”的弃置恐怕仍将是难以解答的谜。

今明孝陵文武方门外东墙下及门内碑殿东墙下，各竖同样内容的六国文字碑一块。碑额篆刻“特别告示”四字，周围饰以云龙纹，碑面用日、德、意、英、法、俄六国文字刊刻保护明孝陵的告示。碑文大意为：鉴于明孝陵内御碑及附近古迹历年破坏、毁坏情况严重，端方总督大人下令竖立围栏，对其加以保护。游人越栏参观或可能对前述御碑及陵区古迹造成损坏之行为，一律禁绝。落款是清宣统元年（1909）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知府会衔竖立。

宣统元年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空有抱负的光绪帝，也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老太后，但大清残存的一息国运亦丝毫未见起色。当然，坏也不会再坏到哪里去了，因为原本的情况实已糟糕到了极致。在列强不断打击下，屡经战败、逃亡、签约、割地、赔款之后，清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已然丧失殆尽，它不敢也无力再去回应洋人的挑衅。国中之国的租界无疑是列强的乐园，通商口岸的经济也尽在外人的掌控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除了小心翼翼地周旋应付，再也不可能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制约诸列强了。竖立“六国文字碑”便是晚清当局对待“诸夷”态度的最好写照，“告示”——没有法律法规作保障的“禁绝”，实际上更不会有所“惩戒”。其实，“告示碑”与“禁约碑”之间用语的天壤之别何尝不是在说明世界的改变，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价值体系的崩溃呢？

这种崩溃也许并非坏事，但通过列强的炮舰政策来做到则倍显可悲，更为中国人的情感所无法接受，忽视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愿承认外部现实的先进性与自身变革的重要性所付出的代价即是如此惨痛。以“天朝”的态度对待“诸夷”无疑是一种不平等，而鸦片战争后又为另一种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替代，“洋鬼子”与“洋大人”的双重心理其实只是“锁国心态”这枚硬币的两面，一显一隐，同时存在，至于谁显谁隐，个人层面视具体场合而定，民族的立场则随国势起落而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明孝陵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青石匾额，宽1．99米，高1．07米，四周浮雕双龙戏珠及云纹，上楷书阴刻“明孝陵”三个大字，表面镏金，金光闪闪。这块匾额原嵌于明孝陵陵宫区正门（今文武方门）之上，字则出自晚清浙江巡抚曾国荃之手。

明孝陵在明代称“孝陵”。因马皇后先于朱元璋逝世，葬入孝陵地宫，朱元璋谥其为“孝慈”，故定陵名为“孝陵”。明清易代，清世祖顺治皇帝的陵寝也命名“孝陵”，为了加以区别，明太祖与马皇后的合葬墓在清代就被称为“明孝陵”了。

曾国荃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当时他统率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激战，最后攻克南京。而明孝陵作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破坏尤大，地面木构建筑全部被毁。出于清代皇帝对前朝帝陵一贯采取的尊重保护政策，曾国荃面对如此一副破败的景象，修缮恢复也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亲自挥毫题写“明孝陵”三字。

那极具文物价值、原本嵌在陵宫门额的石匾为何搬至博物馆了呢？明孝陵陵宫区的大门明代称“文武方门”。设有五座门道，中间三孔作券顶，两侧掖门各一，作平拱方形，为的是凸显礼制等级。但晚清修缮时，却将其改建成一扇门洞。1999年南京市的文物部门对明孝陵陵宫门基址进行考古发掘，结合古建专家的研究，按照明代的形制复建了文武方门。即五门、红墙、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而曾国荃手书的“明孝陵”青石匾额，也被书有“文武方门”的木质门额所替代。

今孝陵碑殿内现存碑5块，正中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碑，碑身西侧上方刻有“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日敬书”。此字为1699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谒陵时所题，意思是称赞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绩超过唐太宗、宋太祖。据记载，康熙帝驾至江宁时，军民数百万夹道欢迎，称颂之声不绝。当康熙第三次谒陵之后，御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向群臣展示，观者无不感颂。全城百姓得知后，更加叹服，争睹圣容者人山人海。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政治手腕之高超，这或许也是康熙帝题字的真实用意之所在。

乾隆御诗碑两块，分列康熙御碑左右。

东碑刻七律一首：

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

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因危致允升。

常禁里民阑采木，还教卫户谨巡陵。

省方近抚前王迹，殷鉴惟怀惕倍增。

西碑亦刻七律一首：

金陵莅止为巡方，展谒龙蟠奠桂浆。

保护遗规崇胜国，绍承家法礼前王。

开基洵是过唐宋，继叶无能鉴夏商。

形胜不须矜壮丽，惟天佑德慎周防。

此时的乾隆皇帝迎来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盛世，因而，诗文之间少了些笼络，多了几分自我夸耀、吹嘘的意味。

专程参谒明孝陵不仅有清代两位著名的皇帝，其后还有洪秀全、孙中山等对中国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因而，对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明孝陵属于当之无愧的世界遗产。

碑殿内靠后两侧为卧碑两座。其中，东碑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谒陵纪事，大意说：康熙皇帝敬重朱元璋是一代开国之君，且功德甚高。于是南巡未至金陵时，即令有关官员准备祭祀明孝陵事宜。在遣官员致祭之后，康熙决定亲自拜祭。经过明故宫遗址时，但见一片废墟，康熙不由得感慨万千。到明孝陵后，为显尊崇，康熙帝并不走正中御道，至享殿且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至宝城，奠酒三爵。并赏赐守陵内监及陵户，传谕他们小心看守，加意巡视。全城士民，欢欣雀跃，无不称颂。总督王新命、廵抚汤斌等跪奏说：“皇上亲行礼奠前朝陵寝，诚亘古未有之盛典，垂之史册，永为万世章程，臣等不胜欣感之至。”

当时的江苏巡抚汤斌不仅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更是一位躬行实践的著名清官。

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归德府睢州（今睢县）人。他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其父曾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汤斌自幼聪明，刻苦异常。八九岁时随名儒王获嘉学习，“人皆惮其严正”，而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时人皆谓其“真大器”。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军攻入河南，兵临睢州。在城北郭就读的他闻讯急归，但睢州城已被攻下，斌母赵氏“被执不屈死”。悲痛不已的汤斌只得随父离家避难河北。继而南下，寓居浙江衢州（今衢县）。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平定江南，他随父归里。顺治九年（1652）中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26岁。获得功名后，他益加刻苦，“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在探求诸学中，他尤致力于哲理的思索，而对宋明理学的兴趣尤大。

汤斌学问深博，遇事直言敢谏。当顺治帝下诏求言，议修《明史》时，他应诏陈言，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以修《明史》。这样的奏疏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等皆“不悦”，攻击他“夸奖抗逆之人，拟旨严饬”。不少人担心他自招罪戾。其实汤斌意在表彰忠义，“昭示纲常于万世”，为巩固清朝的统治服务。这被聪明异常的少年天子顺治帝看得一清二楚。顺治帝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温语久之”，不仅未加惩治，反而以其“为可大用”。

不久，顺治皇帝亲自裁定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京官外任，汤斌即其中之一，补授潼关道副使。潼关地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末战乱以来，社会凋敝。时值清朝用兵紧急之时，这里征发四至，供应转输之繁，官吏科敛以办军需，民不堪命，逃匿十之二三。面对残败的现实，汤斌到任之后，对兵将严加约束，行保甲、定乡约、建义仓、立社学，以安定地方。不到三年，流民数千户回归家园。汤斌实心为民任事，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一次，他勘荒遇雨避于大树之下，过后“民以朱栏护树，时人比之甘棠”。这是对他政绩的由衷肯定与赞美。

顺治十六年（1659），汤斌转江西岭北道参政。接到调令，他便携二仆奔上了千里征途。岭北道地处江西南端，辖赣州、南安（今大余县）二府，地广山深。明旧将李玉廷称通海侯，率所部万余人，于雩都山一带坚持抗清斗争，所以对清朝官吏而言，局势相当动荡危险。汤斌到任后，抓紧治理地方，“甫三日清积案八百余”。同时致书李玉廷进行招降。其间，他及时识破了李玉廷诈降之计，紧急报请移兵以防不测。李玉廷果然举兵来袭，见有防备，急忙撤去。后经清军数月追捕，终于剿灭余众。

岭北兵患消除之后，汤斌念父病亟忧虑成疾，特请假归省。督抚挽留无效，为其惋惜。按清朝惯例，外官因事因病请假离任，等于断送仕途，因为没有特荐，一般难以再次起用。这时督抚“欲令权宜，以终养请”，即谎报以独子身份离任奉养年老亲人，以终天年。汤斌因有16岁的异母弟，不同意此说：“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谓无兄弟而归，吾父必不乐。”于是，以病具呈乞归，三院皆不同意。汤斌遂再次具文称：“某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前赴任时便道归省，某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某病，病必剧。是某贻误严疆不可为臣，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情词恳切。于是，获准以病离职归家养亲，时年33岁。此后的二十年间，他无缘于宦海。

汤斌归里之后，精心侍奉老父，周到备至。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在服丧期满后，他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从其学习。

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

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修《明史》。从此，他受康熙帝宠遇而不断升迁。历任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江苏巡抚出缺。六月下旬，康熙帝于北巡途中听扈从学士请旨时，沉思良久之后，亲自提名说：“朕观学士汤斌质朴耿直，与尔等同衙门，尔等以为何如？”有说“质直能事”者，有说“人品优长，平昔寡交”者。康熙帝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朕观汤斌颇有实行。”并感慨地说：“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提倡道学的康熙帝看到，在道学家争相竞伪之中，汤斌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著补授江宁巡抚。”

九月，汤斌赴任前陛辞。康熙帝说：“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故特简用。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钱粮历年不清亦须留意。尔在内阁曾看章疏，在外督抚凡钱谷刑名大事多有舛错，致令驳察。尔到地方尤当留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尔能洁己率属，自然改观。”在受命之际，汤斌心中非常清楚，这些都是江南历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特为请示：“地方之事，臣未受任，何敢妄奏。据平日所闻，江苏赋额繁重，历年不能全完，新粮旧欠一时并征，官民交困。不知作何区处为善？”康熙帝说：“赋额久定，但当清厘耳。”特赐汤斌白金五百两、表里十端、鞍马一匹。汤斌临行前遵旨入见，康熙帝撤御馔赐之，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

当时，康熙帝即将启程南巡，汤斌遂急速赴任。到任未几日，康熙帝便抵达长江岸边。汤斌率众官至江北迎驾，随至苏州后，康熙帝谕汤斌等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景象。”第二天，康熙观览苏州惠山，又传谕汤斌说：“巡行所需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察。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纤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等事，不必前送。”汤斌回奏说：“此番皇上巡行，所过地方钱粮尽行蠲免，凡需用诸物并不派取民间，又赏赉沿途穷苦人民，恩恤耆老，百姓莫不欢呼踊跃，引领以望皇上速临。至地方各官，臣已行严禁。”又说：“沿途供役纤夫已给工食。其人民愿睹天颜，从远方来者，亦各自备资给，无烦圣虑。皇上巡幸江南等处，实千载奇逢，臣愿送驾渡江始回，令布政使章钦文先还。”他一再恳奏，康熙帝方允其请。

在江苏巡抚任上，汤斌为地方、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如前一年，江南淮扬一带水灾，前任江宁巡抚余国柱曾上奏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汤斌莅任后遣员测查，田地大部仍被水淹，而水退之田亦未耕种，特奏请免赋。部议令再勘查。汤斌仍如实上奏，遂停止征赋之议。

江苏地区田赋繁重，历年拖欠不清。地方官多因征收不力，上任不满一年便被罢职而去。所以官员多不自爱，赴任后即极力搜刮肥私，而上司多抓其把柄索贿，因此，侵吞公款而被拘禁者累累。汤斌针对这种弊端告诫下属说：“今与若更始，苟称职吾不吝荐引，即不能，以考成罢归，犹得完身名，守坟墓。奈何目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对簿勘产，反蹈若为？”又告诫司道郡守不得向下属索贿。他为整顿吏治，先后奏劾了有贪酷劣迹的苏州、扬州知府及句容、宜兴、如皋、睢宁、江都、金坛等县知县。而对廉洁奉公者极力加以保护。这时，吏部正进行行取之法，即从有政绩的知县中选授御史。汤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钱粮胥完，而苏州、松江二府赋重役繁甲于天下。铨选得此，辄谓迁擢难期，颓然自放，或竟罔顾官箴。臣受任巡抚，首以察吏安民为念，遍告属员，圣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洁己爱民决不至久沉下位，故一时守令争取擢磨，操守廉洁，政绩表著者，实不乏人。然钱粮则万万不能十分全完，盖势处其难，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势必以僻壤小邑易于藏拙者塞责，未足以光巨典。”他以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请求行取，“以励循良。俾繁剧与两邑相符者，亦知有登进阶，相率奋勉”。但疏下部议，仍以此二人都有钱粮未完之事，不予选授。最后，还是康熙帝下旨说：“汤斌既称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由于汤斌积极努力，于是“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盐商羡费。一切皆以身先，屏绝请托”，革除弊端、澄清吏治初见成效。

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汤斌针对苏松等地赋额繁重，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异常灾荒，逋欠独多”，民“剜补无术”，一时难以征齐的实际情况，特上疏请求于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以使“官免畏顾考成，挪新补旧之弊，民免累日并比，荒废农桑之苦”。他经过认真考察之后，又上疏详细分析了“土隘人稠”的苏松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逋赋难清”的情形，指出官员顾惜功名，为完欠赋，多生“辗转苟且之计”，造成“种种弊窦莫可究诘”，请求“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同时，他又接连上疏奏请蠲免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粮，淮、扬二府十八、十九年灾欠，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及缺额丁粮，以及请将邳州未完钱粮缓至十年后分年带征，均下部议行。

这年秋，淮、扬、徐三府水灾，汤斌将蠲赈事宜及紧急救灾措施上奏，请发帑银五万两以购买湖广之米赈济灾民。同时，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他亲往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康熙帝准其奏并特命户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赈。

汤斌在澄清吏治、调整额赋的同时，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卫道士，他对整顿所谓浇薄的风俗，端正人心，更是不遗余力。他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以及康熙帝圣谕，倡导礼义廉耻。禁止妇女游冶、少年轻生好斗的所谓“打降”活动，胥吏倡优不许穿裘帛，严禁“坏人心术”的淫词艳曲的流行以及“一幡之值至数百金”的迎神社赛，并禁止火化及久停柩不葬之俗。一年后终于出现“寺院无妇女之游、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敛迹”，“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的景象。当时江南一带到处建有迷信惑众的五通祠，而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一座更是相沿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无时间歇”，俗称其山为“肉山”，山下石湖为“酒海”。凡年轻妇女偶尔患病，巫人便说五通神将娶之为妇，而不再治疗，致使患者神魂颠倒，往往病势加剧而死。每年因此而死者不下数十人，这比河伯娶妇更为残酷。在汤斌严加禁止下，一时稍有收敛。但当他赴淮上视察灾情时又猖獗起来。汤斌遂下令捣毁苏州五通祠，将木偶付之一炬，土偶投之深渊，并下令各地凡有五通祠者尽行拆毁，其木料留修学宫及城楼之用，并奏请“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庶可永绝根株”。康熙帝为此下令：“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于是江南一带风俗为之一变。

汤斌廉洁奉公，不阿奉，不受贿。当时的大学士明珠，柄权势盛，由江宁巡抚升擢左都御史的余国柱极尽谄媚能事。当清廷下令蠲免江南之赋时，余国柱使人对汤斌说：“此皆明珠之力，江南人应有所报。”意在索贿，汤斌却不予理睬。当三年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其中唯独没有汤斌的属员。

汤斌在任巡抚期间，生活俭朴，清廉自持。“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而其日给惟菜韭。”他从不接受任何礼物，生日时，地方绅士知其“绝馈遗，惟制屏为寿，公辞焉。启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录以入，而返其屏。”时人因将他比之于海瑞、周忱。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十，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苏州巡抚汤斌居官廉洁，甚著贤声，向在讲筵，朕素所优眷，此诚可以大用。尔等会同九卿议奏。至詹事府关系最为紧要，现在官员殊不副职任，着一并传谕。”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诏令下达后，汤斌立即起行。苏州百姓闻其离任，“聚哭辕门外叩留公，又设匦敛钱为路费，将诣阙保留公”。汤斌出示圣谕并说：“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言辞恳切，方得启行。苏州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送者“逾千里不绝，公渡淮乃返”。他离任时带回的东西，除因“吴中价廉故”，购一部二十一史之外，仍是赴任时携带之物——“敝簏数肩”而“不堪一物”。

西碑刻1699年康熙帝三谒明孝陵纪事。碑文大意说，康熙帝忧念江淮水灾而为此南巡。亲赴河岸，视察指导治河情况，赈济受灾百姓。驾至江宁，准备第三次亲至明孝陵礼奠，大学士等人建议派大臣致祭即可。康熙帝认为明太祖非一般之君，理当躬行亲祭，并为之亲书“治隆唐宋”。谒陵过后，命江苏巡抚宋荦、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孝陵残破之处，又命曹寅将“治隆唐宋”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

按理说，皇帝对于明孝陵的旨意应由地方政府官员办理，而不是委派江宁织造郎中。江宁织造直属于内务府，性质是为皇室采办服务的机构。康熙皇帝如此下令，是因为他与曹寅的关系非同一般。并且，康熙并不避讳这种关系，甚至将其公开化，无疑在向众人说明，曹寅就是他康熙皇帝在南京的代理人。曹寅为何受此恩遇？江宁织造的地位为何如此重要？江宁织造与南京织造业及云锦生产又有哪些关系呢？

这还得从南京织造业及云锦的历史说起。南京的织造业发达甚早，东吴时已名闻天下，及至明代，无论水平与产量，均居于全国前列。在反映明代中后期历史的《南都繁会图》卷中，“绸绒老店”、“鲜明绒线发客”、“涌和布庄”、“涌申布庄发兑”等等林立的店铺，其实只是表现出其兴盛的一个侧面。

明代南京织造业之所以称雄，一方面是城市特殊地位带来的官营制造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官营带动下的民间织造业的兴盛。南京隶属中央系统管辖的织造机构就有“内织染局”、“神帛堂”与“供应机房”。“内织染局”亦叫“南局”，隶工部，具体地点在“后湖”，即今玄武湖。额定织机300余张，有工匠3000余名。“神帛堂”属“司礼监”管辖，具体地点当在今后宰门内，中山东路明故宫遗址及南京博物院后一带。神帛堂额设织机40张，有工匠1200名。“供应机房”同属“司礼监”管辖，位于今汉府街大行宫一带，即清初江宁织造的所在地。

明代的官营织造，每年都有各自的额定任务，但由于统治者生活的奢靡和赏赐的无度，常以“添派”的名目大量增造各种缎匹，而官营织造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完成这种庞大的需求。于是不得不用“收买”的办法向民间机户搜罗缎匹，以补贡纳的不足之数。其中，最盛行的方法是采用机户“领织”的形式。所谓“领织”，就是官局通过中间人，利用民机为官局加工织造，即委托加工的生产形式。虽然其间官营对民间织造不乏抑制，但对后者技术与产品方面的有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织造业的繁荣和发展。

就织造业规模而言，南京的织工最众，织机最多，为江南三大织造之首。其主要出产专供皇室御用的贡品锦缎，还担负着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品生产的重任，这当中最负盛名的织品莫过于云锦。

南京云锦是承继元代著名的织金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湛、配色对比强烈，而被喻为美如云霞的“云锦”。其生产工艺独特，两人一天只能生产5～6厘米。若要织一幅78厘米宽的锦缎，需要使用14000根丝线，所有花朵图案的组成就要在这14000根线上穿梭，从确立丝线的经纬线到最后织造，整个过程如同给计算机编程一样复杂而艰苦，所以也有“寸锦寸金”之说。

南京云锦最大的特点就是“妆花”技法的大量使用。妆花指“挖花妆彩”，织造时配色自由，花纹色彩变化丰富。在花纹装饰上，以逐花异色取得多样而统一的美丽效果。妆花织物是明代早期创造的品种，最初是在缎底提花织物上挖花妆彩，之后把这种配色织造技法，发展运用到纱、罗、绸、绢、绒等等不同质地的织物上去，达到了无施不巧的纯熟地步，大大丰富了妆花织物的品种和内容。从而将我国彩织锦缎的配色技巧和织造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直到今日，这种逐花异色的彩织技术，现代化的机械织机还无法替代。

明代南京织造的锦缎，有“起本色花”（单色的暗花缎）、“妆花”、“织金”三种类别。其中“织金”和“妆花”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品种，也是云锦中高成就的主要品种。不过，从出土的珍贵织物来看，这三种类别经常混合使用。

1977年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出土的明魏国公徐俌（徐达后裔）墓中，殉葬的袍服里有一件起本色暗花的缎袍，胸前的官补则是用织金方法织成。这件素缎麒麟纹补服全长153厘米，袖长119厘米，下摆宽120厘米。素缎、圆领、右衽、广袖、胸背正中为正方形补子，长宽各为39厘米。补子用片金织麒麟主纹，四周配以如意云、灵芝、牡丹、海水、江牙、山崖等纹样，具有典型的明代南京云锦风格。明代规定职官常服所用补子，公、侯、驸马、伯补子纹样为麒麟、白泽。墓主人徐俌，系明代开国勋臣中山王徐达五世孙，生前为南京守备，加太子太傅，袭封魏国公。此件金织麒麟补服，与史载相符。

1958年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殉葬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在起本色暗花的纱地上，以金线、彩绒和孔雀羽线织出十几条姿态各异的大小龙纹，织造工艺之复杂、织品效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如同明末诗人吴梅村《望江南十八首》，其中一首所咏：“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

在定陵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很多整卷的锦缎织料，每卷锦缎织料上都裹有黄色的纸签，纸签上写着锦缎的名称、织造的年月、织料的尺寸规格和织造工匠的姓名等。从裹封缎料的纸签上看，其中不少是南京织造的织金和妆花锦缎，如：“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枝莲花托捌吉祥一匹，宽贰尺，长肆丈；应天府江宁县织匠赵绪，染匠倪全，隆庆陆年拾月”、“南京供应机房织造上用银丝莺哥（绿）龙一匹，长伍丈，上元县织匠张莺、张科，万历贰年”等。

若从北京故宫、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院）和有关的文化艺术部门收藏的明代锦缎实物，以及散存于全国各地佛教寺院、喇嘛庙中众多的明刻佛经经面的锦缎材料来看，南京的云锦产品不仅品种繁多、图案花纹丰富，数量也极为惊人。

较之明代官营织造分布之广，清代只在北京和南京、苏州、杭州四处开局。清代的江宁织局，分为两个部分：“织造衙署”，是织造官员常驻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局”，是织造生产的官局作坊。最初织造衙署和织局同在一处，即现今大行宫利济巷及汉府街一带。后因乾隆十六年（1751）江宁织造衙署改建为皇帝南巡驻跸的行宫，迁址建康路淮青桥东北“八府塘”一带；织局则迁址今珠江路的竺桥一带，又称“小织造”。

清初，官府对南京民间机房曾有开机不得过百张的限制。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机户们具文公请曹寅向朝廷奏请取消限制。曹寅对机户说：“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经奏请，得旨永免。机户们为了感激其恩，特建“曹公祠”于雨花冈。百张之限取消后，南京民间丝织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资力雄厚者极力扩张，甚至有开机四五百张的大机户出现。这些大机户，除自行设计督织外，大多以经纬原料交于小机户，各就其居处加工织造。而为数众多的民间小机户，则专靠为大作坊加工织造货品为生，成为大作坊的组成部分。

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述当时的盛况的：“除皇帝、亲王必用外，兼答谢越南、朝鲜等国赠礼之需，复售与住坐南京之富商大贾，运往蒙古及西藏等处。彼时织品尚妆花……此类织法，工精料美，巨细认真，花样繁多，鲜妍夺目。工人不惮思虑、不惜时间，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冀获皇家赏视，博取荣名，是以人争趋之，锦织因以大盛。……业此因以致富者，亦颇不乏人。”

据统计，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南京民间丝织机台（包括缎、锦、绸、纱、绒等织机在内）已发展至三万多台。至道光年间，总计城厢内外各类丝织机台总数已达五万多台。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为南京丝织生产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南京织造生产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民间丝织生产的发达，带动了城市百业的兴盛，特别是那些直接为丝织生产服务的行业，如机店、梭店、筘店、籰子、绺梭竹器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染坊，以及与锦缎包装有关的纸坊等等，都相应的发展起来。总计全城直接、间接依靠丝织生产及其有关各行业为生的，达数十万人之多，极大地促进了南京城市经济的繁荣。

江宁织造局自顺治二年（1645）建立，至光绪三十年（1904）撤销，共存世约260年。其间，主管织造的官员，先后更替达数十人，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四人。曹家祖孙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达65年之久，与江宁织局及南京的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曹家之所以为人们所熟悉，还因为曹寅之孙、曹頫之子曹雪芹，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不朽名著——《红楼梦》。

曹家原系汉人，满人尚未入关，曹家就入了正白旗，为皇室包衣（奴仆）。曹家真正的显贵是在康熙朝，曹玺之妻孙氏曾做过康熙的乳母。康熙南巡时，口称孙氏为“吾家老人”，可谓荣耀之极。曹寅少年时，也曾被挑选为康熙的“伴读”，所以深得康熙的信任。曹寅的女儿，又是满清“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曹家在康熙一朝一直是只盛不衰、红极一时的大官僚家族，并以“织造世家”闻名于当时的上层社会。在康熙当政的61年时间里，不仅江宁织造成了曹家的世袭职务，曹寅的内兄李煦、曹寅母亲孙氏的亲属孙文成，也都由于曹寅的举荐，分别担任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多年。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玺卒于任所后，江宁织造空缺，便由其子曹寅继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不久又回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一职，便由曹寅内兄李煦担任，之后曹母孙氏的亲属孙文成又担任了杭州织造。在康熙帝的要求下，江南三织造形成了以曹寅为中心的“三处一体”，是为康熙在江南的心腹耳目。这个“三处一体”，也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护官符”的现实原型。

曹玺、曹寅父子在南京所承担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织造事务的范围。具体说来，包括：监督汉族官员的思想行动、收集反满抗清活动的情报；安抚、笼络江南前朝遗老、文士名流；奏报当地的气候、年景、水旱病虫，以及米价、丝价行情的变化等等情况。所谓“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如南京明孝陵的塌陷、修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传闻，曹寅先后奏报了多次。如浙江四明山、太仓永乐庵、大岚山朱三太子等反清复明事件，曹寅和李煦都有密折详报。曾是自己老师的大学士熊赐履，康熙也令曹寅暗中了解他在家所做何事。在熊身后，康熙“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令曹寅“打听得实，尔面奏”。后叫曹寅送些钱去。康熙一再嘱咐曹寅：“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之所以要曹寅如此小心，为的是不露形迹地通过曹寅，掌握江南这片沃土上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使自己能够做到“耳聪目明”。可见，康熙与曹寅之间决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江宁织造，实有着比“织造”更为重要的特别任务。

康熙六次南巡至江宁，四次驻跸江宁织造府，接驾事宜均由曹寅总负责。附近的苏、杭、镇、扬等处的迎驾，亦由曹寅和李煦安排。南巡时所修织造府、扬州行宫，以及所备车马船只、饮食娱乐等，凡事穷奢极欲，正如《红楼梦》中叙述江南甄家独接驾四次时那样：“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偌大的南巡花费、平时的报效，还有结交江南名士的支出等等，一起构成了曹家的巨额亏空！说白了，曹寅其实就是拿着公家的银子，秉承皇帝的旨意在办事。康熙深知其中情由，并且每笔花费也都呈报他过目，得到认可的。但是，清代的财政制度绝不是今人想象的那么没有章法，不是当权者说报销就可以报销的。康熙在朱批密折中叮嘱：“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那怎么办呢？皇帝的办法是派曹寅、李煦轮流去主管油水丰厚的两淮盐务，还曾让曹寅管过八年“五关”铜筋，以补亏空。或许是花钱如流水惯了，或许是亏空太大，或许是曹家算账能力太差，反正是屡亏屡还，旧债未完，又添新债。直至康熙帝去世，曹家所欠的公款也未能偿清。

雍正朝开始，曹家立即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如同曹雪芹所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首先，康熙的亲信未必是雍正的亲信。雍正即位15天后就开始收缴康熙朝朱批谕旨密折，于是秘密尽为雍正所知。其中，不乏康熙谕令调查诸皇子“倾轧党援”，曹李两家与雍正政敌来往等事的密折。事情至此，曹、李去职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其次，过去那笔总也还不清的“糊涂账”，现在又被重新查算。虽说雍正帝为人薄情寡义，但平心而论，对曹家后人曹頫还是有意保全的。核定亏空公款数约四万五千两，让其分三年偿清。曹頫却有点不识时务，非但三年限内未能还完款，还不断地触怒雍正帝。如私下赠人福珠金线、江宁织造产品质量下降、绸缎落色等。雍正四年（1726），因江宁织造织缎粗劣，曹頫被罚俸一年。雍正五年，皇帝发现自己穿的石青褂落色，又被罚俸一年。曹頫也深感事态严重了，此时民间又谣传他已预料到即将籍家，暗中将财物转移。闻听此言的雍正帝大怒，数案并发，下旨对曹頫革职抄家，曾经显赫一朝的曹家彻底没落。

曹頫之子曹雪芹自幼生活在织造世家，所以对丝织物的服料名称和上层社会中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佩戴等都极为熟悉。而他也把这些忠实而详尽地记述在《红楼梦》里，如：“镂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肩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水红妆缎狐肷褶子”、“大红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锁子锦靠背和引枕”、“金线闪大坐褥”……这些织物有的属云锦“妆花”类，有的属“织金”类，有的属“二色金库锦”。

曾经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钟鸣鼎食之家，最后落得个悲金悼玉、红楼一梦的下场。正是这种戏剧化前盛后衰的强烈对比，造成了曹雪芹对于人生如梦如幻般的感觉，这也是他创作《红楼梦》的契机，“一把辛酸泪”的素材。

明孝陵方城前有一座大石桥，俗称“升仙桥”，意寓朱元璋的灵魂通过此桥可以升天成仙。升仙桥长57．5米，宽26．6米，单孔，桥下的御河是孝陵的第三道排水通道，承担着排涝防洪的重任。

或许是北方雨水较少，排水系统不必过多设置，明十三陵方城明楼前没有建造升仙桥。取而代之是石五供。石五供案长7．05米，宽2．2米，高1．03米，为整块白石雕成。案上陈设着五个石雕祭器，中间是香炉作三足鼎形，三足的外侧雕有饕餮纹样，炉盖上雕云龙。两侧是烛台和花瓶。烛台雕有仰莲及云纹纹饰。花瓶，两耳雕有衔环，造型别致。设置石五供，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祭器陈设，表达后代对祖先的怀念。当然，同时也起到妆点、美化陵园的作用。在明初营建的孝陵、皇陵、祖陵都没有石五供，所以，石五供也是明十三陵对前朝帝陵布局整体继承中的局部变化之一。

清代帝陵沿用了石五供的设置，同样由一座香炉、两个烛台、两个花瓶共五件器物组成。与明代有所不同的是，清代后妃也有自己的陵寝，石五供也用于皇后陵中，而妃陵寝则无此设。

明孝陵方城隧道入口右侧的石壁上，刻有“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余杭章炳麟、腾冲李根原、崇明徐兰墅同谒孝陵记于隧中”34个字。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章太炎个性张扬不羁，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以及“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闻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位国学大师。

太炎先生平生涉猎甚广，哲学、文学、佛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只需看看其门下弟子，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黄侃、朱希祖、曹聚仁等中国近现代一流的文史大师，即可知他的自傲并非全无道理。

1926年8月8日，59岁的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就任“修订礼制会会长”。13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游明孝陵题字当在此时。第二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之后的章太炎基本不再参与政治，退居书斋，埋头于研究与讲学，后成为一代儒宗。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

明孝陵方城隧道出口正面的石壁上，刻着“此山眀太祖之墓”7个楷书大字。据说民国初年，经常有游人好奇地询问明太祖的墓到底在哪里，于是当时的管理人员刻了这七个字在宝城醒目处，以此回答游人。

令今人好奇的是，这七个字中的“明”写作“眀”，是故意这么写还是写错了呢？

这还得从明朝国号说起。熟悉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倚天屠龙记》，在这部小说中，明教与元朝势不两立。而且，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吻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

按照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此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对于那些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因为他们相信：明王出世，可以改变社会现状，自己就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苦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即将降世，要信徒做好准备。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发民夫15万修黄河，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即将治理的河道里预埋了只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同时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本已人心思变的河工们挖到石人后，奔走相告，起义顺势爆发。之后，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及其所在的郭子兴部，名义上属于小明王的部属。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船沉，韩林儿遇难，朱元璋随即称帝。

“大明”的国号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据说这是刘基出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多为明教的信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美好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预示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如太阳的光辉永照，似月亮的光华长存。

基于以上因素，产生了一种说法：“明”字如此寓意不能不让清朝统治者侧目，于是他们就在字形上做起了文章。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帝在御制的《康熙字典》序中有“眀则洪武正韵”、“汉晋唐宋元眀以来”之句，皆以“眀”作“明”。虽然康熙盛赞朱元璋的文治武功超过唐宗宋祖，以此笼络人心，但他用“眀”的意思却是清朝取代明朝才是“日月代明”，而且“眀”有月无日，何来光明，所以“眀”字应是无光、黑暗的意思。

不过从汉字的发展演变看，这种说法并无道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明”字曰：“朙，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朙，从日。”“囧”是窗户的形状，象征月光通过窗户射入室内，达到照明的效果。也就是说，“朙”、“明”皆为古字，后来演化成“眀”。例如：《干禄字书》写作“明”，《颜鲁公书》写作“朙”，汉石经作“明”，唐开成石经作“眀”。孝陵博物馆藏有一块明正德年间太监马璇的墓志铭，上面清楚地刻有“眀故司设监”、“有眀年”的字样，也都用“眀”，清朝直至民国不过是沿用罢了。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摒弃了元朝不建陵寝的“浅埋”丧葬方式，恢复中原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山陵墓葬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陵寝制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其中，明楼是他首创的陵寝建筑之一。

明楼建于方城顶部，南面开三孔拱门，东、西、北三面各开拱门一孔，方砖墁地。原有重檐歇山式屋顶覆黄色琉璃瓦，惜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现仅存砖墙四壁。

明十三陵同样沿袭了方城明楼的建筑，但方城宽度要比孝陵窄许多，之上的明楼呈正方形，正中竖“圣号碑”一块。以万历皇帝定陵为例，“圣号碑”由两块巨石雕刻而成，通高7．89米，宽1．73米，厚0．89米。碑首部分高1．62米，宽1．85米，上面篆刻有“大明”二字。在碑身中央楷书“神宗（万历皇帝庙号）显（谥号）皇帝之陵”7个径尺大字，字体端庄遒劲，碑身高3．38米，宽1．73米。定陵碑座采用上小下大五级方台式的设计，自上而下分别雕刻了二龙戏珠、祥云、宝山和海浪，碑座底宽2．98米，上宽2．11米。据此推想，明孝陵明楼中当年或许也有一块刻着“太祖高皇帝之陵”的圣号碑。

明孝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陵寝建筑规模宏大、序列完整，体现在整体格局上是钟山之阴有一批功臣陪葬墓群。令人费解的是，由于现存的遗迹大多模糊不清，且朱元璋功臣人数众多，无法确知有多少功臣陪葬，即便已知墓中，也有不能确定墓主身份为谁的疑惑。

据史料记载，葬在钟山之阴的功臣有12人，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东瓯王汤和、江国公吴良、海国公吴

、藤国公顾时、许国公王志、芮国公杨景、燕山侯孙兴祖、安陆侯吴复、汝南侯梅思祖。近年，在安徽凤阳县发掘出东瓯王汤和墓，使得这一材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有些功臣墓更成了难解之谜。

按照明代礼制，官员死后，其坟冢、碑碣的大小尺寸、墓道石刻的规制、随葬品的数量等，都依官衔的高低而有严格的规定，如功臣死后封王，墓前可以有石人4个，文武各一对，石虎、石羊、石马、石望柱各1对。经过考古调查，钟山之阴已发现8座墓葬，其中徐达墓、常遇春墓、李文忠墓、吴良墓、吴

墓和仇成墓均可确定，另有两座无名失考墓，据常遇春27代孙女的说法，其中一座为胡大海墓。

当年朱元璋为表彰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们，特意在南京鸡笼山建造功臣庙，将开国功臣一一祭祀庙中，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共计309人。功臣死后，朱元璋又特别“开恩”，赐葬最为尊宠的功臣于孝陵旁，因而钟山之阴形成了犹如“众星拱月”的功臣墓群。朱元璋当初设想是让各位大臣与生前一样护卫自己，与自己共享荣华富贵，生死与共，同时也给奋战沙场的将领们一种激励。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大明江山的统一与稳固，众多的开国功臣却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加之这些功臣大多骄纵不法，而太子朱标又文质柔弱、仁厚慈善，朱元璋不由得担心朱家的天下在自己身后还能否稳固，于是他捕风捉影，几兴大狱，对于功臣宿将大开杀戒。如胡惟庸案就杀了1万多人，之后的蓝玉案、空印案等又株连2万余人。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从赐葬钟山之阴的明代开国功臣墓分析，墓主基本为立下汗马功劳的显赫武将，文臣绝少受此殊荣，即便是刘基、陶安这等重臣也不例外。这些无疑都在表明朱元璋重武轻文的思想倾向，以及重攻城略地之功而轻计谋韬略之劳的价值判断。另外，这些功臣墓的入葬时间多在洪武二十年（1387）之前，也就是朱元璋与功臣关系的“蜜月期”。而且当时陪葬的功臣远不止如今的五座，绝大部分可能受到党狱的牵连追论而销声匿迹。

今天文物保护比较完好的功臣墓当属徐达与李文忠墓，两墓风格相同，唯规制稍异。此二人当初分列开国功臣第一与第三，其中李文忠还是朱元璋的亲外甥，但很多史料表明朱元璋与俩人之死难逃干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附葬钟山之阴究竟是帝王赐予的一种荣耀，还是他内心深处愧疚的一种补偿，一言难尽。

明孝陵的背面，钟山之阴分布着明朝开国功臣墓，现已确定墓主身份的有五座，而其中最值得说道的首推徐达墓。

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生于贫寒之家，为人性格坚毅，遇事持重有谋。在朱元璋削平割据群雄、建立明王朝的战争过程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浙西，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朱元璋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难以支撑，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于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其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徐达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54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功臣庙，位列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这虽为野史小说之言，但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朱元璋成为皇帝后便开始思考，如何确保大明江山千秋万世，因而想方设法翦除他所认为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勋臣宿将，仅胡、蓝党狱株连杀戮者即近四万。徐达虽立下盖世大功，且一直忠贞不贰，但赫赫的战功亦可被视为功高震主，所以朱元璋“赐蒸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

今天徐达墓的文物保护得相当完好，神道碑立于最前，其下有龟趺，上有雕龙碑额，碑身上刻洋洋洒洒数千言。碑后的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石马、马夫、石羊、石虎、武将和文臣各1对，末尾寰丘隆然，徐达夫妇即合葬于此。无论按明代礼制还是依照常理来说，徐达墓的规制应无法与明孝陵相比，但唯独最前面的这块神道碑，通高8．95米，竟比8．78米“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还要高出0．17米。这又是为何呢？

徐达墓前的神道碑文由朱元璋亲自撰写，其碑身尺寸肯定亦为太祖御准，尽管有所超标，但亦属情理之中。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此碑，而是“孝陵神功圣德碑”。后者为明成祖朱棣所立，制碑时很可能不知徐达墓神道碑的尺寸，因为两碑并非立于一处，且时间相隔二十多年。其实即便同置一处，通高近9米的两碑差上0．17米不通过实测也不易察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设计制造者知道徐达墓神道碑尺寸的话，怎么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那么，难道事后就没人发现吗？应该有人觉察此事，因为两碑即便差不多高也够得上僭越之罪了，但麻烦是两碑皆为皇帝御制，推翻哪一块都不合适，再者，徐达之女贵为成祖皇后，且与朱棣感情甚笃，所以，无论成祖知晓与否，结果只能维持原状。

徐达墓之谜不只是神道碑的高度，更奇怪的是碑文中竟有圈点断句。也就是但凡断句之处皆刻有小圆圈一个，或在最后一个字的正下方，或在其右侧，大小如同句号一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圈点，使得碑文读来分外流畅，这在古碑中实属罕见。

此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碑文乃由臣下代笔，怕粗通文墨的朱元璋读来不便，便加上圆圈断句。后来交付工匠镌刻时，因是皇帝御制，不敢删改，只得依样照刻，故留下了标有句读的碑文。不过，这只是想当然的说法，因为御笔朱批的原件一般不大可能直接交于工匠，就如同圣旨不会是出自皇帝亲笔一样。若是大臣如此行事，无异于公然出皇帝没文化的丑，朱元璋岂有不怒之理？再有，制作徐达神道碑的工匠见此样怪文尚不至于不加请示而草率行事。因此以上说法并无依据也无法让人信服。

据理推测，碑文确实出自朱元璋之手，交于工匠的是经过誊抄的带圈点的润色本，而上面的圈点必是经过皇帝首肯才敢刻上去的。从《太祖御制文集》及各种史料来看，朱元璋的文化水平并非粗通文墨那样低，至少撰写碑文草稿的能力还是具备的，而且存世的朱元璋手迹中亦有文带圈点的实例。但他为何命人将文中的圈点一并刻于碑上呢？这尚需进一步的史料考证才能作出回答。

李文忠（1339—1384）字思本，江苏盱眙人，其母为朱元璋之二姐。李文忠12岁那年，家乡遭受特大旱灾，加之瘟疫流行，母亲病故，李文忠只得随父亲李贞流落外乡乞讨度日，时值兵荒马乱，数次性命几乎不保。两年后，李文忠投奔正在滁州的舅父朱元璋，朱元璋视其如同己出，教以文艺，习以弓马。19岁时李文忠开始领军南征北战，连年战胜，未尝败绩，尤其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病逝后，他独率大军十万远征塞北，俘获元顺帝之孙及后妃、宫娥、诸王将相数百人，缴获宋、元玉玺、玉册、图书等贵重宝物，被朱元璋誉为“威震沙漠，俊工益著”。

李文忠为人气量宏大，持身有节，作战智勇双全，每战必身先士卒，越遇强敌胆气越壮，而获胜之后却从不揽功。兵戎之外，好儒重士，寄情于经义诗文之间。史载李文忠于洪武十六年（1383）十二月病倒，次年春病情加重，在朱元璋亲临探视，“抚悼良久”后的第二天，年仅46岁的李文忠去世。因而，人们大多怀疑他的死与朱元璋有关。

若真如此，明太祖为何要对自己的亲外甥，位列功臣第三的李文忠下毒手呢？《明太祖实录》中“其在上前论事，尽诚无隐，上多嘉纳之”一句颇值玩味。早在洪武初年，李文忠即为减应天府田租上书朱元璋，后又曾劝其勿滥杀无辜，及谏帝征日本等。而明太祖对此果真“多嘉纳之”吗？恐怕未必。李文忠在世时家中门客颇多，朱元璋听说后心里就不大高兴。一天他劝朱元璋裁减内侍，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削弱自己羽翼，居心叵测，而此主意必定出自门客，于是尽戮其门客，李文忠也因此受到惊悸，一病不起。

据《明史》记载，李文忠生病时，朱元璋曾派淮安侯华中等人为其治病，当李死后，朱元璋以怀疑华中在药里下了毒为由，将华中贬爵流放边远的建昌卫，而其他医生及侍者近百人则全部被斩杀。让人难免产生疑问的是，华中为何要下毒？是否受人指使？因为明初医生因未能挽救功臣勋贵生命而遭杀害的事屡有发生，如马皇后担心祸及医生而拒绝服药，徐达临终前也让身边的医生赶快逃命。为何华中却胆敢下毒且独得幸存呢？其实这一切无疑在指证幕后的主使就是明太祖本人。

《太祖实录》言，李文忠死时，太祖“痛悼不已，辍朝三日，亲为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之阴”。诰曰：“……同知军国事李文忠，乃朕姊氏所生。当朕起兵之初，尔年尚幼，能励志立功，佐朕开拓疆宇，所向克捷，威振遐方，民怀其惠。及天下宁谧，四夷来庭，厥功居多，而小心勤慎，始终如一。其于甥舅之亲，君臣之义，能兼之矣。正期共享太平，夫何婴疾长逝，朕甚悼焉！……”若仅从此文本判读，足证明太祖对其评价之高，仿佛李文忠的死非但与他无关，而且令他悲痛万分。

然而，时隔两年之后，明太祖在敕封李景隆（李文忠长子）世袭曹国公诏书中的语气却与前者判若两人。诏书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将之列，功至公位，呜呼，非智非谦，几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终……今命尔从外孙景隆袭封曹国公，尔其鉴前人之失哉。慎之，毋泛言，毋扬势……”这无疑比前者更能代表朱元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而李文忠之死从中似乎也可以找到答案了。

李文忠墓位于今日太平门外蒋王庙附近，该墓与徐达墓风格相同，唯规制略小。墓区现存神道碑、石马、石羊、石虎、武将、文臣等石像生，然此中竟有一匹已凿出轮廓却未完成的石马，置于神道一旁，是为奇景。不过，读完拙文之后，您或许对那匹毛坯石马的来历再不会感到奇怪了。其实，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亦并非通过教科书才可感悟，众多遗迹也不失为鲜活的历史道具。正如那匹尚未雕成的石马，在它身上同样记载了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无声地向人诉说着伴君如伴虎，鸟尽弓藏，即便是宗室至亲亦难幸免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