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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建筑卷
1.6.7 七、栏板柱子与抱鼓石

第四章 明孝陵具有典范意义 的建筑风格和构件样式

一、融科学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排水系统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雨量充沛,是多水地区。钟山的岩层由北向南倾斜,主峰的雨水主要是经过独龙阜孝陵陵宫区域排泄。因此明孝陵必须建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才能确保陵区不被水患所困,保护这块万年吉壤的安全。

在历史上明孝陵可谓“多灾多难”,几次战火洗礼使大量精美的明代木结构建筑付之一炬,只有砖石建筑和石像生得以幸免。人祸无法避免,但身处长江下游雨量充沛之地,孝陵却从未遭遇水患,这奇迹不得不归功于它本身近乎完美的排水系统。

在明孝陵陵区内分布着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三条水道,三条御河将陵域划分成导引区、神道区、前朝区和后寝区,不仅担负着排涝防洪的作用,同时利用精美的御桥把陵区装点得更为完美,在规划和设计上可谓独具匠心。

除了三条御河,明孝陵陵宫地下建有巨大的券顶涵道,用以增加雨季的泄洪量,陵宫内还建有地下排水管道,同时地面建筑周围地表均用方砖铺设散水和明沟。享殿台基四周迄今还保存有数十个向外悬挑的精美散水螭首,通过这些螭首将建筑本身承托的雨水排到地面上。传说中龙生九子,“螭”是龙的九子之一,螭首就是现在水龙头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一排水思想在明清故宫中依然可见。另外,孝陵陵宫东西两侧墙外,各有一道深深的壕沟导引山上的水流,一旦有大量雨水涌来,就可以直接流入壕沟内而不会影响高墙之内的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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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陵宫外排水的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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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砖铺设的散水

关于排水设施,不得不提的还有与孝陵仅仅一墙之隔的朱元璋长子朱标的东陵,由于东陵寝园位置偏低,所以排水设施也非常齐备。首先是陵园北垣被人为加宽,达3.1米,而陵园东西垣不过1.2米。从北垣墙体断面上看,它明显经过先后两次加筑,其中第二次砌墙时在底部铺设了一层厚约30厘米的石灰三合土浇浆,外墙再用城砖或条石做基础,显然是为了防止宝顶来水冲刷墙体而设的。陵园东侧的排水系统已经被勘探证实,它由宽大的明沟、过水涵道所组成,其中过水涵道竖立两排石柱,每排五根,石柱断面呈梭形,以减少来水的阻力,由此可见当年造陵者的智慧。东陵陵园内排水系统主要是通过各建筑物附近的明沟,将水汇集到园内第二进院落的东南角,顺石砌涵洞从地下砖砌阴沟排汇到陵园的东部御河中。这些排水体系和细部设施,既充分利用天然河道,又巧妙融入陵区的布局设计之中,可谓是中国南方多水地区建筑规划思想的杰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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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的过水涵道

二、陵墓建筑用砖

据史籍记载,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次年就开始兴建应天府新城(包括宫城、皇城、京城及外郭城的墙体,还有城门、城楼等),加上若干年后就开始在城外大规模修筑的孝陵,如此大规模的建筑量所需的城砖用量是惊人的,初步估计要上亿块。这种砖在明初称为“官砖”,意思是由官方督造,统一规格、尺寸、收购、运输、调配和使用。因为有严格的监管机制,因此这种砖的质量特别好,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击起来有金石铿锵之声,于是又博得了“金砖”的美名。

根据专家的研究整理,发现明初南京官家建筑用砖的产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包括今天的合肥、江西、湖北、湖南以及江苏的部分县市。其中南京也有众多替官府烧造的窑场,明孝陵建筑所用的砖主要产自以上几个地区。在如此众多的产地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府的“北窑货”。所谓北窑货,是指苏州陆墓镇西北的御窑里烧制的砖。这里有千余年烧制砖瓦的历史,该村百来户居民世代以烧制砖瓦为业,“人人做砖,比户烧窑”,制砖瓦的工艺世代相传,闻名江南。苏州为封建王朝京城营建烧造大砖始于明初,甚至永乐皇帝修建北京故宫时,也是陆墓砖瓦窑为北京宫殿建筑烧制了专门铺地面的大方砖,因此而得了“御窑”的美名。

据说因为苏州的水特别清澈温软,这种温软饱满的水滋养的泥土也特别黏糯柔润,所以用这种柔润细腻的泥土烧造出来的砖瓦质地特别精良。明孝陵的木建筑曾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毁掉了大半,但举凡是砖石建筑都良好地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破损也极少,证实了这种砖质量确属上乘,无愧于“御窑”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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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明楼的砖作女儿墙与铺地方砖

三、鼓镜式柱础

有着3 000多年历史、形制多姿多彩的石柱础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间俗称“磉墩”,文献谓之“柱顶石”。柱础主要的功用:其一是将柱身集中的建筑屋顶的荷载分布于地上较大的面积;其二是石柱础高出地面,既可防潮,又可使柱脚免受腐蚀或碰损。由于柱础很接近人们的视线,又往往成为匠师们施展技艺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随朝代变迁而变化的多种形制和雕饰,从简单的线脚、莲花瓣到复杂的各种鼓形、兽形,由单层的雕饰到多层的立雕、透雕,式样千变万化,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一大门类。

先秦时期房屋建筑大多用卵石做柱础,如安阳殷墟的宫殿遗址。到了汉代柱础有类似覆盆式,也有反斗式,但样式极为简朴。六朝佛教大昌,艺术上增加了新动力,覆盆式已普遍,又有了人物、狮兽、莲瓣样式的柱础。唐代雕有莲瓣的覆盆式柱础最为流行。宋代《营造法式》对柱础形制有具体规定。到了明清,柱础的形制和雕饰更加丰富,制作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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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式建筑上的覆盆式柱础

在明清官式建筑(包括北京故宫、明清皇家陵寝等)上广泛使用的鼓镜式石柱础以其造型简洁、体格庄重著称,其形制是在硕大的正方体平滑石块上雕出一个凸起的圆盘形状的造型,外方内圆。柱础本身无一丝装饰,颇有返璞归真的意味。这种石柱础与宋代及其以前官式建筑所使用的覆盆式柱础和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鼓磴状柱础完全不同,是朱元璋时代的独创。它普遍用于明初的官式建筑上,在已进行考古发掘的明故宫遗址、明孝陵等均有发现。其中明孝陵享殿台基上遗留的56个直径约1米的大型鼓镜式石柱础是最为典型的样本,后来随着永乐迁都,这种柱础式样也被带到北京,几乎成为明、清官式建筑柱础的唯一风格,在故宫、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都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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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镜式柱础

四、高大的台基

中国古代建筑从最原始的穴居发展到地面上的房屋,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地面上出现建筑后,为了防止潮湿,增加房屋的坚固性,往往把建筑造在台子上,这种台子或选择自然的高地和坡地,或者用人工堆筑成台,越是重要的建筑,下面的台子越高,所以把专供皇帝等统治阶级享用的高级建筑形容成为“高台榭、美宫室”。时间一长,工匠们越来越擅长运用台基来扩大殿堂的体量,其调节建筑体量的潜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木构架建筑由于自身结构的限制,使得单体建筑的三大组成中,屋身的间架和屋顶的悬挑都不能采用过大的尺度,而台基则有很大的扩展余地。提升台基的高度、放大台基的体量,能够有效强化殿堂的高耸感、宽阔感。类似的建筑实例可谓不胜枚举。唐大明宫含元殿,利用龙首岗的地形高差,把殿基建在大墩台上。从遗址可以看出,两层阶基连同大墩台组成特大型的、高10余米的三重台阶,台前伸出三道长长的龙尾道,不难想象如此隆重的基座必然大大增强了含元殿宏伟壮观的气概。明清故宫的太和殿,台基高壮,更加凸显出皇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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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后的唐大明宫含元殿台基

标准的台基形式包括地下部分和露明部分。地下部分通称“埋深”(埋身),露明部分为普通台基做法的,通称为“台明”,须弥座做法的,仍称须弥座。明孝陵享殿的台基同样发挥了造就建筑整体气势的作用,三层石造的须弥座台基通高3.03米,底层台基东西面阔63米,进深48米,第二层台基东西面阔57.8米,进深43米,上层台基东西面阔52米,进深37.5米。整个台基用黄土和卵石逐层夯筑而成,台基四周以城砖加石灰浇浆砌成台明,坚固而美观。每层台基四周都有白石栏杆相围,栏杆有栏板、望柱和望柱下的排水口组成。栏杆既有拦护的实用功能,又有使建筑形体更为丰富的装饰作用,经过加工后,栏板和望柱上附加了浮雕装饰,望柱柱头做成各种动、植物,排水口雕成动物形的螭首,使整座台基富有生气而不显得笨拙。台基前后各出踏跺三道,中央的御路表面用剔地突起的方法雕刻日照山河、天马行空、二龙戏珠等图案,雕工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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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殿台基

五、建筑上的神兽形象

明孝陵建筑中众多的神兽形象,几乎组成了一个动物的王国。石碑下负重的龟趺,大殿屋顶的鸱吻、仙人乘凤及各种走兽,踏跺上雕刻的龙,享殿台基上的螭首等等,形象多样,既是装饰,又是皇家建筑最具特色的表现特征,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下负重的龟趺高大威猛,表情生动、雕刻圆润,其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龟趺,又叫赑屃,大多雕成昂首的巨龟形状。传说它的力气特大,能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明孝陵享殿前门的“治隆唐宋”碑下也同样是龟趺负重。

古代建筑的屋顶一直是建筑师们发挥想象的空间,两个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为了使屋面交接稳妥不致漏水,在脊上需要用砖、瓦封口,高出屋面的屋脊做出各种线脚成了一种自然装饰,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结点进行美化处理,做成动物、植物,便成了各种式样的鸱吻和走兽形象。所以应该说建筑屋顶上神兽形象的塑造,就其产生的过程来看,是对房屋各部位构件的加工,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本源是一种构件的外部形式,只是经过艺术加工,再被皇权和封建等级的意识形态浸润,便形成了这些多姿多彩的神兽形象。但是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这些有着实际结构作用的神兽逐渐丧失了功能作用而成为纯粹的装饰了。例如大殿屋顶垂脊上的走兽原来是顶端筒瓦上帽钉的艺术形象,但后来垂脊、戗脊上不需要帽钉而走兽却依然存在且不止一只地排列在脊上成了一组完整的走兽系列。

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一些重要的殿堂建筑屋顶两端都会有鸱吻的形象,在明孝陵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中,也有体量庞大的黄色琉璃烧制的鸱吻,头在下尾巴朝上,嘴含屋脊作吐水激浪状,达上百斤之重,因为大殿屋顶的面积非常大,如果制造小一点的鸱吻无法达到装饰和震慑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其重量和体量都非常大。鸱吻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很容易被雷击而遭火灾,古人在对这种雷击现象缺乏科学认识,无法找到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求之于巫术迷信,于是传说“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厌火祥”。因此屋顶上最高处几条屋脊交会的结点被作为似鸱的虬。这种鸱经过历代工匠的再创造和社会思想的演化逐渐变为后期的鸱吻,被长久地保留在屋顶正脊的两端。除了鸱吻,屋顶垂脊上也装饰有各种各样的小走兽,它们的形态都很特别,其排列和数量都很有讲究,最高等级是十只,并各有其名,自前到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最前面还有一位骑凤凰的仙人,所以统称为仙人走兽。屋顶上的神兽装饰都由琉璃烧制而成,因为体量庞大,重量也非常可观,这也要求古代建筑必须严格选材,才能承受各种装饰物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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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考古出土的仙人乘凤琉璃构件

享殿台基上的螭首是明孝陵最具特色的神兽形象之一。螭是传说中的一种有角的龙,螭首就是龙头,在古代的碑额、殿柱、殿阶上常刻有螭首形的花纹,起装饰作用。除纹样外,也有雕刻成形的突出建筑之外的螭首,常常设置在建筑下面的台基外部,栏杆之下。除了具有装饰功能外,雨天还可以排除台基上的雨水。而在天坛祈年殿台阶周围的望柱下,还有凤形螭首。

无论是鸱吻、龟趺、螭首还是原始形态的龙,这些形象都是经过人类创造的某一种神兽,而不是自然兽类的真实写照。陵墓建筑的装饰除了龙纹以外,还出现众多龙的亲属,究其原因,龙既然成了人们所崇敬的神兽,那么在装饰中应用龙的形象,自然就带了一种神圣的意义。从形象上来说,龙既为封建皇帝所垄断,它的形象也逐渐被程式化了,被固定为一种模式了。所以装饰中既要用龙,但又不得在任何地方随意用象征着帝王的正规龙形,于是,工匠想出了办法,将狮子、乌龟、麒麟等的形象稍微加以改变,使它们接近龙形,或者接近于龙躯体的一个部分。这些被龙化了的狮、龟、麒麟,怎么称呼呢,统称为“龙子”,它们既没有损坏正规的龙形,又与龙拉上了关系,这应该说是一种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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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殿顶走兽

六、须弥座

须弥座在明孝陵建筑中使用非常广泛,大金门、神功圣德碑楼、棂星门、享殿前门、神帛炉、享殿、方城这些陵墓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坐落在须弥座上,由此可见其对建筑本身尤其是皇家建筑的重要意义。

须弥,原来是佛经中的山名,佛教圣山称为须弥山,所以在印度把须弥山作为佛像的基座,意思是佛坐在圣山之上,可以更显示出对佛的崇敬。这种须弥座原先是什么样子已不可考,在山西大同市的云冈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佛像下面有这种基座的早期形式,即上下约均等,中间向内缩的座形。这种形制可以这样解释,原来的基座取自山形,山者上小下大稳如山,所以应该为一上窄下宽的梯形,但因为座上面要放佛像,所以需要把上部加宽,这样就变成了上下宽、中间呈束腰的“工”字形了。可以说这种上下宽、中间有束腰的基座应该是须弥座在中国的基本形式,而且它们被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明清,形象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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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座形制

标准的须弥座从上到下一般分为上枋、上枭、束腰、下枭、下枋、圭脚六个部分,其中束腰部分往往被施加各种装饰,更为华贵的须弥座会在通体都有雕刻,但无论雕刻的程度是繁是简,即使是束腰不做雕刻的须弥座,如享殿的须弥座台基,圭脚部位都要雕做如意云的纹样。在大金门和四方城须弥座束腰部分雕刻图案以“椀花结带”为主,即以串椀状的花草构图,并以飘带相配,另外还有浅浮雕的方胜纹,这些雕刻使得平实朴素的座身显得更加灵活生动,须弥座的转角雕刻有如意金刚柱子。这些纹饰都有着特殊的寓意,方胜纹是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图案,“胜”原来是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戴的发饰,汉代还有“玉胜”,被作为祥瑞之物使用,明清以来方胜成为吉祥图案中最常见的纹饰之一。绶带纹即是飘带图案,因为“绶”与“寿”同音,所以古时代表长寿的意思,唐玄宗《千秋节赐群臣镜》诗说:“更衔长绶带,留意感人深”。绶带纹在唐代装饰纹样中多采用,以后一直沿用。和清代皇家建筑中遗留下来的须弥座相比,明孝陵的须弥座线条更加简洁,风格更加朴实,装饰相对较少,因而达到了一种清新、平实和灵动的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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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门石制须弥座刻花及圭脚部位的如意云纹

从形制而言,享殿下的须弥座属于做法比较讲究的勾栏须弥座,也就是座上带有栏板柱子,柱子下安放挑出的石雕螭首的做法。四角位置的龙头称为大龙头或四角龙头,其他的龙头称为小龙头或正身龙头。多层须弥座的层数大多为双层,极重要的宫殿才采用“三台”作法,多层须弥座一般比较高大,增高的方法除了加大每层的高度外,还可以将上、下枋做成双层,一般而言各层须弥座的高度可以不相同,但最底层的应该最高大,这种形制的须弥座多用于比较重要的宫殿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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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殿须弥座

七、栏板柱子与抱鼓石

栏板柱子又叫“栏板望柱”,即石栏杆,宋代称“勾栏”,栏板柱子既有拦护的实用功能,又有使建筑的形体更为丰富的装饰作用。栏板柱子多用于须弥座台基上,但有时候也用于石桥及某些需要围护的地方。在明孝陵的桥类建筑和台基上都可以见到这种构件,如金水桥、升仙桥、享殿台基等。以金水桥上的石栏杆为例,一套完整的石栏杆一般由地栿、栏板、柱子和抱鼓组成,即先在地栿上面按望柱和栏板的宽度凿出一道浅槽,槽内凿出栏板和柱子的榫窝,再将栏板和柱子安插在榫窝内,柱子和栏板之间也是榫卯结合在一起的。柱子分为柱头和柱身两部分,柱身形状比较简单,柱头的形式则种类较多,常见的官式作法有:莲瓣头、复莲头、石榴头、二十四节气头、水纹头、叠落云子、龙凤头等,地方风格的柱头则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水果、动物、人物故事乃至琴棋书画等等都可作为装饰题材,孝陵享殿和金水桥栏杆上柱头形象则多为叠落云子和龙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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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样式的柱头

在石栏杆的程式化构成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抱鼓石,它看上去不是很显眼,但从形式美的设计意匠上,却很值得玩味。抱鼓石一般位于石栏杆的端部,它的作用很明确,一是顶住最末一根望柱,以保持石栏杆的持久稳定;二是以优美的形象,作为栏杆队列的尽端造型处理。抱鼓的大鼓内一般仅作简单的“云头素绒”,尽端形状多为麻叶头和角背头两种式样。其内侧面和底面要凿做石榫,安装在柱子和地栿的榫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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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下马坊抱鼓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