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地宫里的奢华随葬品

随葬品自阶级社会的陵墓开始变得奢华、多样，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随葬品多是陶器皿，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如石斧、石铲、石刀，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种类少且简单。而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商代陵墓和各级贵族墓，其随葬品则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例如殷墟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余件，另有贝类7　000枚。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随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还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的牲畜，则以马与狗为多。

殷墟陪葬车马坑

西周春秋时期的诸侯王陵墓随葬品，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其中鼎是最重要的。西周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商代一样，诸侯墓附近设有“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身份而定，例如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埋车12辆、马72匹。人殉在西周前期依然很普遍，中期以后稍稍减少。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经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例显著增加。但礼器和乐器被统治者看做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盛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

汉代墓葬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门为随葬而做的陶质明器，包括灶、仓、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多，这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诸侯王墓中，仍然用车、马殉葬，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了个别的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到此基本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大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经过汉末的战乱，魏晋南北朝时期，厚葬之风不得不改变。这一时期的陵墓随葬器物，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瓷器，如杯、碗、盘、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在长江流域，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形体不大，且制作粗简。墓中最重要的随葬品是陶俑，从两晋到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越多，北方地区尤其突出。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以及鼓吹手之类，除了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贵族拥有私人武装的情况。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从汉末至魏晋，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中国的“中古”时期，即贵族制社会，这一时期的贵族阶级多以牛车作为日常出行的工具。因此墓葬中陶俑组成的仪仗队列，是以牛车为中心的。从西晋开始的陶制镇墓兽也是此时随葬品中的一大特色。

隋唐陵墓的随葬品承袭前代风格，仍以大量陶俑为主，从武周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即为唐三彩。陶俑可以分为出行的仪仗侍卫和家居的家臣侍者两大类，高大的马俑、骆驼俑、乐舞俑、游嬉俑是此时的一大特色。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中出土陶俑达千件之多。

辽代贵族陵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为特点，显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

明代陵墓的随葬品更趋向于精细、华丽且生活化，明定陵出土各类器物共2　000多件，除谥册、谥宝、俑等木制品外，有大量的金、银、玉、瓷器等生活用品，不少金器刻有名称、重量、制作年月等。织锦匹料是原装入葬的，书写着产地、尺寸、织造年月、织工姓名等。金、银锭也刻有产地、重量、贡纳时间及工匠姓氏。皇帝的翼善冠是金丝编成的，制作精美。还葬有皇帝祭天地、宗庙等大典时穿的衮服，皇后的凤冠、各种佩饰更是异常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