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行进中的巴蜀文学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运行发展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浴血奋战获得全国胜利的共产党人，出于对自己光辉历程的骄傲和“胜利来之不易”的教育需要，使颂歌文学成为主流话语方式，而彻底推翻私有制，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目的，阶级斗争战歌文学同时也具有时代主潮特征。郭沫若、何其芳的颂诗，巴金、艾芜、沙汀的小说，都真诚地体现着这种时代主潮的基本特征。但在全社会颂歌、战歌同声齐唱中，巴蜀作家如何体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却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岩》成功地将革命历史颂歌与巴蜀地域风物的描写汇溶一体，马识途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为代表的创作，较好地将个人经历与革命战斗生活结合一体，而且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体现着巴蜀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坛的贡献。

一方面是“工农兵文学”主流权威模式下的战歌颂歌同声齐唱，另一方面是作家个人风格确立的需要，使更年轻的巴蜀作家找寻着更有效的创作方式，克非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正是在共和国建立后走上文坛的青年巴蜀作家在创作上的追求努力。自觉地皈依现代巴蜀文学的传统，有意识地看取巴蜀大盆地人生状貌，极力营造一种巴蜀区域生活氛围，这就是克非、高缨们创造获得较大成功的原因。周克芹更是在这种地域文化意识的作用下，奠立着获得巨大成就的前提基础，例如，其一篇小说题目《山月不知心里事》就源自晚唐西蜀词人的原句。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尤其是“文革”的大灾难，中国文化思想界开始以“思想解放运动”去重新审视一切，蜀籍寓京作家的刘心武以《班主任》，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伤痕”、“反思”文学的浪潮汹涌激荡，流沙河的《故园六咏》以及《流沙河诗集》，以蜀人惯有的反语幽默，控诉着极左思潮对人的戕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文学更呈缤纷多姿。带着巴蜀文化和现代巴蜀文学的丰厚积淀，周克芹以对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生活历史的深沉思考和“乡土自然主义”式表现，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所在。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学价值观，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标准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实际上就成为这种文学价值标准最完美的体现，同时，也是这种“主义”的终结之作。魏明伦更加以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和所表现的巴蜀人文精神，大胆创造，锐意进取，持续不断地轰击和消解着中国传统思维习惯，以“招招出奇”的艺术创新推动着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巴金的恢弘巨著《随想录》以对中国思想文化痼疾的深刻剖析，对中国封建主义遗毒的愤激批判，完成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大清洗，从而具有世纪总结的伟大意义。

与20世纪初郭沫若对中国诗歌的重构努力相呼应，世纪末的巴蜀新生代诗又一次以彻底反叛的姿态，骄狂大胆诗体及语言游戏的狂浪恣肆，轰击着中国诗歌的审美心理定势。他们在诗歌语言符号的游戏狂欢中，消解着诗美价值同时最终也否定了自己的创作意义，使中国文学再次面临着重构的问题。“第四代诗人”争论，使人们再次注意到四川白族诗人栗原小荻，《白马在门外》、《背水历程》、《疼痛》、《血虹》等诗集等多种诗体的创新实验，以及《面对历史的明镜：冷静梳洗和再度审视》、《是多元并存非一方独尊》、《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多维批评论纲》等论著，都是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显示“一种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诗歌艺术变革的奇特景观正在形成”努力方向。其《怪客》：“戴黑斗笠着黑衣裤的怪客/如今，正应着你的祷语/踏碎足下荆丛/骑雪驹一匹吹洞箫一管”，这似乎就是他的自画像。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中，藏族的意西泽仁是较早成名的。立足于自己生息的桑塔草原，用高原雪域的奇幻景观、藏族人与严酷自然的殊死搏击的生存意志，以及独特生存方式的表现，他的《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因之获得社会阅读界的广泛认同。藏族青年作家阿来，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人生所蕴含的价值，他开始在生养自己的民族栖居地行走、寻根，以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人生叙事，和关于古老民族在社会发展中的命运思考，轰动了阅读界。这就是继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寓蜀作家王火的《战争和人》之后，第三次为四川文学赢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而彝族作家马德清，也以长篇小说《厚墙裂痕》讲述着彝族的历史和现状，表现着这个古老的山地民族在时代巨变中的沧桑。

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中，大巴山作家群的雁宁、谭力等，从古老的巴文化背景下审视大巴山人生开始，随即敏锐地迎合市场经济大潮，以“雪米莉”系列小说，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魏继新对川北民俗风习的表现和在“笔记小说”体式的创新探索，傅恒对沱江流域农村生活表现的“鸿鹤坝”系列作品，以及以取材于康巴地区汉藏人生的“崩岭山”系列小说的作者高旭帆，以《永别了，大学》引起争议的“美女山”系列小说的作者周昌义，在山城重庆以“大律师系列录”小说知名的莫怀戚，都是大盆地文学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内容，黄济人以《将军决战岂在战场》和《崩溃》等独特题材，为世人揭示了一种敏感而神秘的人生。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和乔瑜的《孽障们的歌》，在当时知青文学“青春无悔”的主潮中另辟蹊径，写出了一代青年在绝望、痛苦中的反抗和斗争。邓贤在长江三角洲乡间走了一大圈，追踪抗战的遗痕，于是有了全面描述正面战场上淞沪悲壮决战的《落日》。在滇西插队故地的红土地上到处探访目击者和当事人，于是有了关于抗日战争中怒江战役奏捷的《大国之魂》。为了插队知识青年的经历再现，他在云南，北京，四川等地到处采访和调查，便有了那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探索金三角毒品产业的缘起缘落和其中夹杂的国共抗衡背景，国军官兵的困窘和介入毒品产业的由来；知青的热血是如何地冷却，还有在金三角流落的中国人对故土的依恋和他们死后都将自己的坟墓面向北方的故土。就毒品产业的替代，以及金三角生态环境的观察和思考，积淀为《流浪金三角》。他的追求是：“我常常把在生活中汲取到的爆破力变成作品中的审美效果”，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赢得巨大成功。

在全球化时代，重构中国文学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生需要，梳理巴蜀文学的历程并思考其经验教训，为繁荣中国文学事业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