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文坛“蔓草凄迷”中的巴蜀文学
在北方，与南宋形成对峙的辽、金文学日益汉化，这首先是政策的作用，陶宗仪《书史会要》载：“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耶律德光）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斯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又《归潜志》卷六曰：“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温甫总领”等，右丞完颜承晖说过：“吾师司马（光），吾友苏公（东坡）”，就代表着女真贵族的价值取向；其次是汉族文化人的示范：“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眆而会始文。大家入宋并州取经费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1]，《四库提要·全金诗提要》卷190也记载了“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的事实。一批极具文学修养的汉族文人，到北方安家落户，他们的仕宦生涯、创作活动甚至日常生活都在文学贫瘠的北方传播着典雅的汉族文化，从而逐步提高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苏辙的《使辽诗·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说明了这种盛况：“谁将家集过幽都，识底入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貅，恐妨他日卧江湖”，苏轼的《次酌于由处契丹见寄》也透露出：“余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受南方文学的影响，完颜亮也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斩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鹊桥仙》），并且萌发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题西湖图》）的豪情。
金“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2]，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所说的“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就透露出当时金代文坛的情况。但金王朝文坛也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特色，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就要求：“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说明北方民族文学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在逐渐地寻求自己的文学形式建构，以刚健质朴的表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新的参照物：“今之北曲，盖辽金鄙杀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植入中原，选为民间之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3]。但总体上说，“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其文论也不外北宋的问题”[4]。
整个金元文坛，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宇文虚中。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华阳人，仕宋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建炎二年祈请出使并降金，官至金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为金规划取江南之策，又为制定官制礼仪，参与机要，被称为金朝“国师”，尊为金元王朝文学的第一人，为金诗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词史》云：“论金人词，必首宇文虚中”，《金史·宇文虚中传》说：“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则以旷野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蜀人的狂傲性格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鲜明。家国恨、故乡情以及种族的隔阂，使宇文虚中总是与统治者相抗拮，并终以罹祸而不悔。由宋入金滞留难归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使宇文虚中形成两种解不开的心理情结，其诗作充分展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衷和对故国乡土的怀恋之情，如《在金日作三首·其一》：“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影响和北方雄浑景物的激荡，使其诗在感物抒怀、直抒胸臆中呈现刚健雄豪的风格，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其《迎春乐》：“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天际雁，江边树。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由异域之迎春，联想到故国之良辰往事；从故国的彷徨梦，又忧思故国的存亡，思今抚昔，表现不堪回首而犹存希望之情。作者笔锋变幻多姿，词意波澜起伏，一直被人视为金词中的上乘之作。又如其《念奴娇》：“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今存诗50余首，词2首收入《中州集》和《全金诗》。
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1271年），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5]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却将其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并且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成为属国，其马鞭在欧洲大地上挥动并饮马多瑙河之滨，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6]，是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中外交流的增强带来科技的发展：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中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中国的印刷技术本身也出现了新的突破，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和排字轮转架就是这方面的体现；郭守敬的历法著作，王祯的《农书》，都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论著；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这时传入欧洲。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着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情况和异域民俗风情，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则对中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元朝统治的一些措施以及其最后崩溃，都是牵动着整个世界的大事。
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给整个中国文化带来了某些“异质”，使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都是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情况。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7]。这些，都使我们想起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8]。
元代文学创作，在适应马背民族喜爱歌舞的传统和多民族语言并存环境的发展过程中，迎来元杂剧的鼎盛，人们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相加就有162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它标志着中国戏剧的成熟。而叙事文学也繁兴起来，情节完整、人物性格鲜明的白话小说在元代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成就。现在能看到的讲史类话本的早期刻本，如《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均出于元代；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亦刊于元。到元后期，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话本小说重视虚构性与趣味性，其思想感情往往与市民阶层相通，在小说艺术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它的基本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元代文学发展的诸特征——城市生活的欢快情调、个性意识的张扬、隐逸与闲旷的自由、对艺术美的专注与追求等，都形成着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游牧文化成为国家统治文化造成的结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元代另一种文体创新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如无名氏的《双调·水仙子过折桂令·饮兴》：“小槽新酒滴珍珠，醉到黄公旧酒垆。酒旗儿飘颭在垂杨树，常想着花开酒一壶，酒中多少名儒。漉酒的陶元亮，当酒的唐杜甫，更有个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涤酒器的是司马相如，伴着个俊俏文君，卖酒当垆。有的是当酒环绦，换酒金鱼。酒馆中有神仙伴侣，酒楼上红粉娇姝，常揣着买酒青蚨。不吃酒的愚夫，敢参不透这野花村务”。元曲四大家、中州三杰、儒林四杰、酸甜乐府、吴蔡体等流派的崛起，使元代文坛呈现出热闹的景象。当时文人尤其是“南人”作家地位的低下，给文学创作抹上了浓浓的所谓空幻感和凄凉感，世变沧桑、人生无常就具化为元代文学“蔓草凄迷”意象，“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即是。
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诗的真正高潮是在元后期，主要作家有萨都剌、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此时，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商业、手工业都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准。这一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即崇尚“功利”、重视个性，政治和伦理的色彩相对淡漠，这对程朱理学形成某种程度的消解。一个方面是诗中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讴歌城市的繁荣或人生的享乐，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乐观、进取的精神；另一个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从儒家传统的政治依附与伦理信条中游离出来，带有个人化倾向。他们诗中的自我既表现为向人生和自然拓张的意向，又表现出受到现实环境压迫的苦闷和彷徨，这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实体的困境具有象征意义。他们的诗敢于写前人所不敢写的东西，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语言、意象，诗歌风格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特征。元代文学价值取向是“以唐人为指归”[9]，力矫宋人的柔弱迤逦，这就是李东阳所说的：“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10]。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产生于巴蜀西部甘孜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定完型，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故事叙述在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之际，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度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的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降临人间的格萨尔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征战四方，降伏了入侵邻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统一了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帮国家）。在降伏了妖魔和统一藏区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史诗汇集了藏族古代神话、传说，集录了丰富的藏族诗歌和谚语，在华夏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极为珍贵。《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米拉日巴在38岁时从师于玛尔巴，得其口传全部密法并照此修炼，终于成了可以腾空飞行、降妖除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学构成的多元化特征，在此时体现得尤为鲜明。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初，巴蜀地区一方面以巨大财力支撑着南宋王朝，另一方面顽强阻击着蒙古铁骑达30年之久，使之“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定”的战略难以实现。忽必烈于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巴蜀，1257年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入大盆地，在巴蜀战场上，蒙古王朝的两个大汗（蒙哥、忽必烈）、三个皇太子（拖雷、阔端、芒哥剌）步履艰难，被欧洲史学家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就战死蜀中（1259年）。国外史学界认为，正是巴蜀军民顽强抗击[11]，减轻了蒙古铁骑对欧洲的威胁，才奠定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否则，世界的今天可能是另一种形态。这场艰巨的阻击战耗尽了巴蜀地区的元气，对巴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造成巨大的灾难，巴蜀地域文学发展的基础受到极大的破坏，此外，元代统治者实行的“四等人制”，巴蜀士人成为最低的“南人”，文化创造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元史·刑法志三》卷104“大恶”款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卷105《刑法志四·禁令》款说：“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仕途的无望和吏治的黑暗，让士人饱尝坎坷与悲怨，成仙了道，解脱尘寰，逍遥物外的思想便充满人们空虚的心目之中，当时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人生价值观形成“儒人顛倒不如人”的悲剧恶果，我们可以从入蜀诗人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诗中看到：“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作为一个闭塞的内陆型农耕文化区域，巴蜀文化未能及时地赶上时代精神的变易，文学创造仍然停留在传统诗文体式上，基于以上原因，元代巴蜀文学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金元文坛“蔓草萋迷”凋零在蜀中表现尤显。但是巴蜀文化的丰富积淀传统，仍哺育出一些文学大家。
被后世称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四人以诗名独步一时，其中被视为成就最大的却是巴蜀作家虞集。
虞集，号道园，祖籍仁寿，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虞允文的五世孙。虞集是元代重臣、文坛领袖，欧阳玄在《雍虞公文序》中说：“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如获拱璧”，可见其才华和影响之大。《元史》本传说“集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一时大典成出其手”。仅散文方面，《元史》卷181就说他“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他和揭傒斯、柳贯、黄溍又被时人称为“儒林四杰”，散文创作成就亦不在诗下。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12]，四人中又数虞集为巨擘，“盖继元遗山而为文坛祭酒者，诚非集莫能当之”，“虞集出而诗坛的声色为之一振”。他的诗“虽淡远而实肌充神足”[13]，虞集诗“浑厚典重，足扫晚宋尖新之习”，“上接大历、元和，下开正德、嘉靖”[14]，天一阁本《录鬼簿》记他有乐章（散曲）传世，但今只存《折桂令》一首，见于陶宗仪《辍耕录》。
他的诗苍劲老到，字锤句锻，端严齐整，自谓其诗如“汉廷老吏”，清人陶玉禾就说：“道园法度严谨，词章典贵，敛才就范，
不屑纵横，汉廷老吏，故非自负”，如其七绝：“雨浥轻尘道半干，朝回随处借花看。墙东千树垂杨柳，飞絮时来近马鞍”（《访杜弘道长史不值道中偶成》）。另外，虞集的词兼学苏、秦，现存31首，我们可以从其《蝶恋花》来认识：“昨日得卿黄菊赋。细翦金英，题作多情句。冷落西风吹不去。袖中犹有余香度。沧海尘生秋日暮。玉砌雕栏，木叶鸣疏雨。江总白头心更苦”，又如《失题》：“残雪晓。窗外幽禽小。春声初动苔枝袅。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东风恼。绿阴青子归来早。满径生芳草”，还有《烛影摇红》：“雪映虚檐，梦魂正绕阳台近。朝来谁为护重笼，云卧衣裳冷。应念兰心薰性。对芳年、才华自信。洞房春暖，换羽移宫，珠圆丝莹。板压红牙，手痕犹在余香泯。当时惟待醉翁来，教听莺声引。可惜闲情未领。但雕梁、尘销雾暝。几回清夜，月转西廊，梧桐疏影”。金元文学的“蔓草凄迷”情感主潮特征，在他的词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如：“十年窗下，见古今成败，几多豪杰。谁会谁能谁不济，故纸数行明灭。乱叶西风，游丝春梦，转转无休歇。为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无住闲身，尽虚空界，一片中宵月。云去云来无定相，月亦本无圆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说。不妨跬步，蟾蜍飞上银阙”（《无俗念》）。稍后的王叔载就认为，虽然虞、杨、范、揭四家并称，但“光芒变化，诸体咸备，当推道园”，“如宋朝之有坡公（苏东坡）也”，清代诗论家潘德舆认为：“道园诗乍观无可喜，细读之，气苍格迥，真不可及。其妙总由一‘质’字生出。‘质’字之妙，胚胎于汉人，涵咏于老杜，师法最的”。清末翁方纲也赞扬道：“寻常故实，一入道园手，则深厚无际，盖所关于读书者深矣。南宋以后，程学、苏学，百家融汇，而归于静深澄淡者，道园一人而己”。《四库全书总目》高度评价虞集道：“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才，不减庐陵（欧阳修）之在北宋”。《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的“杏花春雨江南”尤为千古名句，陶宗仪《辍耕录》曰：“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
虞集以身为蜀人而自豪，并自觉地张扬巴蜀地域文化传统，追求文学的自然表现和高昂的人格主体精神抒发，是以被时人誉为元代苏轼。他说过：“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非它州之所能及”，其《题晋阳罗氏族谱图》开篇便写道：“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子孙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征”，其尊崇乡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如七古长诗《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中就有“我家蜀西忠孝门，无田无宅唯书存”等句，并感叹着“蜀山嵯峨归未得”，他还有被广为传颂的《代祀西岳至成都作》：“我到成都才十日，驷马桥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子意，还家不留非我情。鸬鹚轻筏下溪足，鹦鹉小窗呼客名。赖得郫筒酒易醉，夜深冲雨汉州城”，以及《仁寿寺僧报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怀故园》：“闻到故园生瑞竹，令人归兴满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险，匹马谁道蜀道难”等。又在《送袁柏长扈从上京》中表现着对故乡文化的骄傲：“日色苍凉映紫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橐。白马锦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葡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他的作品也常常体现着巴蜀话语方式，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江山信美非吾土，漂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以及《一剪梅》：“豆蔻梢头春色阑，风满前山，雨满前山，杜鹃啼血五更残。花不禁寒，人不禁寒，离合悲欢事几般。离有悲欢，合有悲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怕唱阳关，莫唱阳关”，《双调折桂令·席上偶谈蜀汉事，因赋短柱体》：“銮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王季烈《螾庐曲谈》誉之曰：“虞学士集之〔折桂令〕咏蜀汉事云云，通篇用‘短柱格’，语妙天成”。今存收录其诗、文、词作《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和有《道园集》传世。
其余如《元史》有传和《词综》见录、《全金元词》收录作品的还有眉山王学文等。朱彝尊《词综》收录有成都华阳景覃的词三首：“百岁中分，流年过半，尘劳系人无尽。桑柘周围，菅茅低架，且喜水亲山近。倦飞高鸟，算也有、闲枝栖稳”（《凤栖梧》），“市远人稀，林深犬吠，山连水村幽寂。田里安闲，东邻西舍，准拟醉时欢适。社祈雩祷，有箫鼓、喧天吹击。宿雨新晴，垅头间看，露桑风麦。无端晴亭暮驿。恨连年、此时行役。何似临流萧散，缓衣轻帻。炊黍烹鸡自劳，有脆绿甘红荐芳液。梦里春泉，糟床夜滴”（《天香》），“倦客情，纷似缕，小院无人，卧听秋虫语。归意已搀新雁去，晚凉更作潇潇雨，架上秋衣蝇点素。冷菊戎装，尚被春花妒，别有溪山容杖履”（《凤栖梧》）；江州（重庆）燕公楠著有《五峰集》，其《摸鱼儿》云：“又浮生、平头六十，登楼怅荆楚。出山小草成何事，闲却竹烟松雨。空自许。早摇落江潭，一似琅琊树。苍苍天路。谩伏枥衔长，衔园志短，岁晏欲谁与。梅花赋。飞堕高寒玉宇。铁肠还解情语。英雄掺与君侯耳，过眼群儿谁数。霜鬓缕。祗梦听、枝头翡翠催归去。清觞飞羽。且细酌盱泉，酣歌郢雪，风致美无度”。
绵州人邓文原，和赵孟頫、鲜于枢并称元初三大书法家。他以章草见称，传世作品如《急就章卷》，擅长楷、行、草书，运笔清劲秀丽、韵致古雅，“有晋人意，而微近粗”，对于恢复和发扬绝响已久古书体作出了贡献。邓文原在主持江浙文化事宜时，“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对儒学思想进行消解，著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元史》卷172本传）。成都乐伎陈凤仪的《一络索》亦值得一读：“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向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古今词话》说：“陈凤仪有送别《一络索》词，刘燕哥有饯行《太常引》词，皆传唱一时”。
蒲道源，眉州青神县人，其《点绛唇七首》之一：“少日峥嵘，已看紫气冲牛斗。诗才神援。□辈宜缄口。莲暮风流，得见芝眉秀。空搔首。野梅官柳。先落君家手”，其三“西蜀咽喉，钩连阁道苍崖斗。□皇天授。故国□江口。往事浮云，依旧梁山秀。时延首。淡烟疏柳。欲画无奇手”，《酹江月》则鲜明体现着其性格：“万事会须论一醉，非我非人非物。座上狂歌，尊前起舞，待向醒时说。傲霜枝在，莫教空老寒色”，《临江仙》之二“健笔兴来挥乐府，无愁可到眉头。可怜郊岛两诗囚。枯肠徒自恼，骍汗只供羞。我欲与君追李白，神游共访丹丘。千金不惜翠云裘。呼儿多换酒，一醉万缘休”。《鹧鸪天》之三“冷落寒芳一径幽。无诗无酒若为酬。一生几得花前醉，两鬓难禁客里秋。思往事，泪盈眸。共嗟日月去如流。短歌谩寄乡邻友，写入新笺字字”。有散曲《顺斋乐府》一卷，元至正十年（1350年）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今存，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收录其词32首。
杨朝英，蜀中青城人，是元代巴蜀作家在散曲创作上致力最勤的，有《商调·梧叶儿·客中闻雨》：“檐头溜，窗外声，直响到天明。滴得人心碎，刮得人梦怎成？夜雨好无情，不道我愁人怕听”，《双调·水仙子》：“灯花占信又无功，鹊报佳音耳过风。绣衾温暖和谁共，隔云山千万重，因此上惨绿愁红。不甫能博得团圆梦，觉来时又扑个空，杜鹃声又过墙东”，又如《水仙子》：“杏花村里旧生涯，瘦竹疏梅处士家，深耕浅种收成罢。酒新，篘鱼旋打，有鸡豚竹笋藤花。客到家常饭，僧来谷雨茶，闲时节自炼丹砂”，和《双调·水仙子》：“依山傍水盖茅斋，旋买奇花赁地裁。深耕浅种无灾害。学刘伶死便埋，促光阴晓角时牌。新酒在槽头醉，活鱼向湖上买。算天公自有安排”等。但他对元代散曲的贡献，还在于系统收集整理、完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散曲选集《太平乐府》以及《阳春白雪》，人称“杨氏二选”，胡适将之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可见其价值，《四川通志》有传。
费著，华阳人，进士出身，曾任汉中廉访使，后调重庆府任总管。著有《民族谱》、《器物谱》、《楮币谱》、《岁华纪丽谱》、《成都志》等。其《岁华纪丽谱》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更重要的是该书记载了当时成都戏剧活动的盛况：“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岁率有棚，谓之故事”。联系到蜀汉宫廷安排两个倡优扮演许慈、胡潜两大臣在朝廷争吵的故事，唐代南诏国从成都掠走“杂剧丈夫”二人和当时享有盛誉的“五人为火”的戏班，以及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记载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及“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的演出盛况，还有南宋涪陵人僧道隆诗《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所说的：“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等，蜀中戏剧应该和其他地区一样地繁荣，但由于印刷和传播的限制，中州文人遗漏了巴蜀戏剧。
入蜀诗人汪元量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被掳往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10首、《越州歌》20、《湖州歌》98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记叙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汪元量曾受命为元世祖特使往祭江渎而入蜀，后再游历至蜀。其作品《湖山类稿》、《水云集》中，收录作于巴蜀、题咏巴蜀的诗歌数十首，如：“锦城满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坐看浮云横玉垒，行观流水荡金沙。巴童栈道骑高马，蜀卒城门射老鸦。见说近来多盗跖，夜深战鼓不停挝”（《成都》），确实写出了巴蜀大地的社会状况，这在《利州》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云栈摇摇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铿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薄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他之所以再次入蜀，正是基于对巴蜀大地的美景和民俗迷恋，其《夔门》和写峨眉山的《光相寺》等就是这类作品，又如《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尚有遗儒头雪白，见人犹自问诗书。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自笑我来迟八月，手攀枯干举清觞”。其他作家也留下许多巴蜀题材作品，元好问在赤壁旧址前浮想联翩，从历史的壮怀激烈中吟诵着苏轼的作品：“至今图画见赤壁，仿佛烧虏留余踪。令人长忆眉山公，载酒夜俯冯夷宫”（《赤壁图》）等，巴蜀作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于此可见。
元代政权把全国分为11个“行中书省”，1286年，在成都设立“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四川省”得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