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在西方的罗马帝国，雄心勃勃的奥古斯都（屋大维）责令亲信梅塞纳斯收罗文人，表现帝国的强大声威，形成一个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宫廷诗人贺拉斯在古希腊抒情诗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格律诗体，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其《诗艺》要求以国家的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感，以高贵的内容和优雅的形式，“敢于不落希腊人的”、“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无愧于大帝国的光辉。朗吉弩斯《论崇高》提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必须表现为“崇高”应该包括：伟大、雄伟、壮丽、庄严、高远、遒劲等，尤其是要有想像和灵感，这才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34]等理论，泽被后世极为深远。

在东方的大汉帝国，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为代表的巴蜀作家群，挟带着大盆地人文精神的大胆和骄狂，以满怀豪气的创新精神，在“国家”平台上通过与其他地域作家的文化碰撞交汇，尽情地表现着自己的才华，成为汉赋的代表，充分体现着大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煌煌精神。他们在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艺术灵感与想像、作品的结构方式和音韵安排等，都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实践的尝试，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文学的一个自觉时代已经开始。

人类在物质和精神创造方面的煌煌业绩，在这个特定时代，就通过两大帝国体现出来。而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学，正因为巴蜀作家群的崛起及其辉煌的创造，呈现着高度的繁荣，本时期巴蜀作家的地位和价值，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稍后的左思曾在《蜀都赋》中对巴蜀作家群给予系统的评述：“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爵若君平，王褒晔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这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看法。此外，相如状宫阙、夸服饰、美行为（子虚、上林），王褒说茶（僮约）、谈乐（洞箫赋），扬雄论酒（酒箴），巴蜀作家对现世人生的执著关注，亦由此可见。

【注释】

[1]对此，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刘勰《文心龙雕·诠赋》就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致使“汉初词人，顺流而作”，但短暂的秦王朝从统治思想和文化制度来说，是“不文”的，暴政高压下也可能有一些“地下文学”，但很难成为传世之作，精品的产生是需要多方面条件的——接踵而来的汉代并未“焚书”，秦文学的“不传”，应该是其本身的艺术性方面的遗憾所致。

[2]《汉文学史纲要》

[3]《汉书》“惠帝纪”、“高后纪”

[4]《汉书·刘歆传》.《汉书·艺文志》如淳注引刘歆《七略》

[5]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第10页

[6]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3～84页

[7]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第4页

[8]《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39页，第80页

[10]有历史学家提出，罗马帝国一支数千人的军队成为汉帝国军队的俘虏后，一直定居在甘肃境内的永昌县至今，如英国史学家德效谦于194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罢城》等，又参见《者来寨的古罗马人后裔》，《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月25日

[11]《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为抚慰戚夫人而建议夫妻互娱：“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12]《汉书·礼乐志》，又颜师古注：“当汉高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峤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有其武乐也”，《史记·陆贾列传》也说：“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13]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14]何满子.《论风格》.《光明日报》，1981年11月20日

[15]班固.《西都赋》

[16]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17]20世纪40年代，曾经有人在成都的报纸上发表对联讽刺之：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18]《史记·司马相如传》

[19]《管锥编》.第358页

[20]《颜氏家训·文章》

[21]葛洪.《西京杂记》

[2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三联出版社，1984年，第6～10页

[23]《礼记·学礼》

[2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553页、第555页

[25]刘勰.《文心雕龙·杂文》

[26]王符.《潜夫论·务本篇》

[27]《法言》

[28]《答临淄侯笺》

[29]《文心雕龙·才略》称：“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

[30]《汉书·王褒传》

[31]《文心雕龙·才略》

[32]伏俊琏.敦煌俗赋的体制和审美价值.《敦煌研究》，1997年3期

[3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34]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