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别体创新实验：王褒

王褒，字子渊，大致生活于司马相如与扬雄之间，约卒于宣帝晚年，蜀郡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人。少孤，家贫，以耕读为本。“墨池”就是他洗笔砚之“坝”，城南书台山，传说是他勤奋攻书的之处。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作《九怀》而初露才华。尔后，他游历成都、上湔（今都江堰市玉垒山）等地，博览风物，以文会友，为后来崛起文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个机会终于来临，宣帝神爵、五凤年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上行而下效，益州刺史王襄“欲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鼓吹政治平和）《乐职》（反映百官各得其职）《宣布》（歌颂风化普施，无所不被）之诗，选好事者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歌手及其歌词既然“上闻”，词作者亦应跟进。王襄乘机“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作品获得很好的效果，王褒因之被召为待诏。宣帝出行游猎，王褒常相伴随从左右，“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因其才华过人，王褒很快被擢拔为谏大夫。后来有方士说益州（今云南一带）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派王褒前往益州祭祀，王褒在成都写《移金马碧鸡颂》以祭之（此处后为街道名：石马坊、碧鸡坊），后不幸病死途中，“上闵惜之”^[30]。

王褒的赋，《汉书》记载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及《碧鸡颂》残文以及充满诙谐麻辣的游戏之作《僮约》、《责须髯奴辞》等。比较能代表王褒艺术特色和成就的是《洞箫赋》、《僮约》、《责须髯奴辞》。立足于京城这个大舞台，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赋》、《甘泉赋》和《四子讲道德论》等赋，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赋》为著。赋中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鹜，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所写之赋，大多为歌颂国家强盛和皇帝英明之作，这是汉赋的基本特点，也是时代精神使然，王褒难以例外。但王褒对汉代文学的创新贡献，是将汉赋发展到咏物抒情的新途上，其中《洞箫赋》对后世文风文体颇有影响。此赋在修辞上极下工夫，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篇中多用骈偶的句子，开魏晋六朝骈文之端。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31]，就把这种影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洞箫赋》首尾都是骚体，中间则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的排比句，且多用“于是”、“故”、“或”、“若乃”、“其”、“是以”、“则”等虚词提挈、转折，使之具有散文的气势，虽继承的是《高唐》、《神女》等赋的写法，然而变化更多，形式也更活泼。其中描写竹的形态和箫的制成，吹箫者的感情、姿态和神态，箫声的高低变化及感染力，以及乐声的摹画，都极为生动形象。用整篇来写音乐，对一种乐器的制作及其声音作具体的细致的描写，自此赋始，对后代咏物赋影响深远。对声音感情的细微体察，和文字上的曲尽模摹写是该篇引人入胜之处。更重要的是，通篇紧紧围绕洞箫进行铺陈的作品，却蕴涵着作者对人生、对生活的体味和感受，以箫自况，把自己的遭遇和情感完全融入箫的描述中，这才是作品真正的价值，“象征”作为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特征，由此得到总体呈现。

《僮约》利用顽奴“便了”所说“要安排做什么事，必须在买约上注明；买约上未列的事，便了不能做”的话，将计就计，为之安排了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家内家外无所不包的事，其苛刻至极，令对方立刻痛哭流涕叩头认罪，连称再不敢作恶，这是一篇游戏之作，却记录了当时社会人生的一些具体生活形态和生活内容，并且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多变，人物形象鲜明，可以说是赋体的民间故事。后来的“川剧”中的恶奴形象以及“三花脸”角色，似乎也可以于之找到源头。此外，其历史价值也很重要，有论者称：“文中不乏椰榆、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以至于这篇作品成为研究中国茶文化史的必说对象。《责须髯奴辞》先将别人的美髯夸赞一通：“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指靡，随身飘飘。尔乃附以丰颐，表以峨眉；发以素颜，呈以妍姿；约之以绌线，润之以芳脂！”“相如以之都雅，颛孙以之堂堂”，写到此处作者忽然急转直下，一声棒喝：“岂若子髯，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汁垢流离，污秽泥土”，并且“薄命为髭，正著子颐。为身不能庇其四体，为智不能御其形骸。癞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最后浩叹：“为子鬚者，不亦难哉！”前后对比鲜明，波澜曲折，形象生动，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且前文音节舒缓优雅，后文语气短促，如急风阵雨，扑面而来。其艺术构思的精妙，这就是《文心雕龙·才略》概括的特点：“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本篇与《僮约》同属于“诙谐杂赋”，明显带有民间寓言故事、隐语的特点，以完整的叙事性、语言的通俗性、民众的趣味性而体现着汉代文学的创新探索，因此，有专家指出：“王褒的《僮约》、《责须髯奴辞》是现存最早最典型的诙谐杂赋”^[32]。

王褒其他作品亦有一定价值。模仿《九歌》、《九辨》所作《九怀》，以及《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等，虽是歌功颂德之作，然而构思新巧，也有可取之处。《四子讲德论》虚构“文学”问学于“虚仪夫子”，认为“显名号，建功业”，才能不枉生于盛世。“虚仪夫子”叹无人引荐，于是二人结伴公游，路遇“浮游先生”和“陈丘子”二人“乘辂而歌”，歌声“咏叹中雅”，二人于是“以士相见之礼友焉”，问其所歌，原来是益州刺史王襄所作，云云，这是歌颂王襄而作。《圣主得贤臣颂》借骑手与千里马“人马相得”来“喻圣主得贤臣”，比喻非常贴切自然，语言也自然畅达，有可取之处。其《碧鸡颂》呼唤“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从“南之荒”“归来归来”，充盈着大汉时代思潮对新奇、宏大的向往。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谪居云南期间还曾把这篇颂辞刊刻在滇池西山的石壁上，可见影响之深远。

总的来说，王褒的作品颇有文采，组织绵密，构思独特，音韵较美而意味隽永。《华阳国志》称王褒“才高名隽”，确非虚美之词。王褒把专以游猎、女色为题材的赋，转变为以细小的物件题材，在壮阔宏大的汉赋，添加了秀丽纤弱的抒情内容；在堆积铺陈、排比夸张等汉赋表现手法之外，尝试着密巧细致的描写和叙述等创新。《文心雕龙》称“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说的就是其创作的鲜明形象性。《洞箫赋》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与《七发》类似描写相比，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这是一个进步；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这也是首开其端的。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一样，渐渐地多了起来。《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也就是说，王褒的代表作既开了后世的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也启迪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并且是最早的诙谐杂赋的模式建构代表，这就是一个巴蜀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桐柏真人王君外传》1卷，《隋书·经籍志》有《王褒集》5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王谏议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