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庭坚蜀中诗歌理论

黄庭坚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以诗歌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从未停止过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谪居蜀中六年，是黄庭坚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时期。远离了危机四伏、险恶喧嚣的官场，谪居生活虽然清苦，但也相对平静，如其书所云：“某处摩围之下，安固寂静，无时不湛然。”（《与七兄司理书》）在这样的环境下，黄庭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己三十来年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诗歌理论，并以此悉心地指导青年学子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法主张，多出自他指导青年学子学习诗歌创作的书简和诗歌的序、跋中。黄庭坚蜀中诗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诗者，人之情性也”

要理解黄庭坚其人、其诗，必须将其置于北宋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他和他的诗学主张，甚至他的诗歌流派，产生和流变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历史演进和文化发展的产物。黄庭坚为人为诗，以治心养性为根本，忧国爱民和忠义之气贯穿一生，其诗文创作不离道德心性和人格修养的内涵。从黄庭坚一生的行迹来看，他早年即秉性兀傲，睥睨世俗，为官后更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表现出与当权派不合作的倔强姿态，其后经过生活的历练与贬谪的坎坷，其锋芒有所收敛，更倾向于放旷避世，但仍不改其清操傲骨，崇扬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奋勇感发的人格力量，以致终不见容于世，贬死宜州。黄庭坚诗歌的重要风格特征，拗峭、硬朗等等，不能只从音节、句式、语调、技巧角度去看，而要从诗的根源之处看。刚健的风格，乃是诗人人格生命中一种刚大之气，发而为诗文的一种人文境界。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庭坚详尽地阐发了他关于诗歌本质与功能的认识。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歌，列干羽而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批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故世相后或千岁，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想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暮与之朝，邻里与之游也。营丘王知载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载已没于河外，不及相识也，而得其人于其诗。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独乐，博物多闻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风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发于事业，使予言信于流俗也。虽然，不期于流俗，此所以为君子者耶！

从上文可知，黄庭坚“诗者，人之情性”的主张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黄庭坚把情性作为诗歌本质和创作动因，同时又强调“情性”要合道不怨，即“不怨之怨”；其次，充分肯定了诗歌艺术宣释、净化的功能和劝勉、教化作用。在《答洪驹父书》中，黄庭坚在评价苏轼文章时，也强调了其不主张“讪谤侵凌”的观点：“《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2．“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在《再次韵杨明叔》诗的序中，黄庭坚强调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歌理论：“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耀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黄庭坚学识渊博，以深厚的学养为文学创作的基础。其“以故为新”，是希望强调青年学子汲取前人创作的各种经验财富，在此基础上创新。“以俗为雅”则是从世俗生活出发，在此中发掘雅趣，从而开辟出诗歌的新境界。无论“以故为新”还是“以俗为雅”，其目的都是要自成一家，不为人后。

3．“平淡而山高水深”

黄庭坚在蜀期间，对杜甫蜀中诗作推崇备至，认为此时杜甫的诗歌平淡自然，已趋炉火纯青之境。在其指导时在阆中任推官的青年学子王观复诗歌创作的书信中，黄庭坚反复强调了平淡自然的诗歌理论。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与王观复书》其一）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策问》十篇，思深虑远，佳作也，亦恨雕文胜耳。（《与王观复书》其二）

在蜀中期间，杜甫“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夔州诗被黄庭坚奉为诗歌创作的典范。在其《大雅堂记》中，黄庭坚也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推崇和对自然文风的追求：“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黄庭坚晚年特别强调作诗要追求“平淡自然”，达到无斧凿痕迹，这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雕琢藻饰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如其《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此庾开府所长也。然有意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黄庭坚认为，庾信等人锤炼句法，还处于诗歌创作的有意为诗阶段，陶渊明信笔写来，了无雕琢痕迹，这才是无意为诗的至高境界。

黄庭坚蜀中的诗歌创作很好地体现了他“诗者，人之情性也”的诗歌理论，感情真挚，以情动人，以趣怡人，极富感染力；此时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内容，传统诗歌中较少入诗的豆粥、银茄、橄榄、拄杖、文石、铜壶等寻常之物被大量引入诗歌，雅俗共赏，实践了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主张。此时黄庭坚诗歌最突出的新气象是出现了平淡质朴的风格。此前黄庭坚的诗歌中虽也有语言平易之作，如作于太和任上的《登快阁》。但只有到了以入蜀为标志的晚年，黄庭坚的诗歌才进入了平淡质朴的全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