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蜀学的主要内容
苏轼的蜀学思想是在继承父亲苏洵的学术思想上的继续发展。苏轼对“五经”、《论语》、《孟子》以及佛老思想都有所关注，在疑经惑传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秦观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朱熹也说，“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123]都充分肯定了苏轼及其兄弟苏辙在儒学义理方面的高深造诣。苏轼对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道、情、性等哲学命题都进行了自己的论述，从而建立起一套与王学相抗衡、与洛学相鼎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并形成了包括张耒、秦观、黄庭坚等大家在内的苏氏学派。下面拟对苏轼蜀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叙述：
1．对“道”的论述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规律或原理。在不同学者的哲学体系中，其含义有所不同。
在苏轼的学术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指的是天地万物发生和演变的内在依据。在《苏氏易传》卷七中苏轼论到：“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时也，易存乎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124]《日喻》中论到：“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125]在苏轼看来，道是无形的，形而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器之上达者也；器者，道之下见者也”[126]。“道”是可以达到而不可以刻意追求的，不能以臆测来寻求道，而是应该“学以致其道”，通过长期的学习，到一定程度，道自然会显现。所以苏轼对“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127]的现象极为不满。
苏轼的“道”与理学将人伦五常归为“道”不同，在苏轼看来，一切善恶是非、仁义礼智等都是道的派生，而不是“道”本身。“夫仁智，圣人之所为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128]。也就是说“道”不具有伦理属性。
2．对“性”、“情”、“礼”的论述
苏轼对“性”、“情”的论述最详尽的是在《苏氏易传》卷一中：
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夫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见，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识，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虽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则其为道常二，犹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于道，至于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则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动也，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129]
关于“性”，孟子有“性善”论，荀子有“性恶”论，宋代的理学家则将“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并认为“天命之性”是“性”的根本。而苏轼在此段文字中，没有将“性”置于价值论范畴，在苏轼的观念中，“性”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无可见无可言的，一切以可见者来言说“性”的，都是“性之似”，而非“性”本身。“性”虽无善恶，但“性”由人所呈现的行为则是善的，“善”是“性”的具体呈现。“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人若能处处依其“性”而行，就有可能接近“圣”，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
同时，在苏轼的“性情观”中，苏轼还提出了一个与当时理学迥然相异的观点：性情皆无善恶。在北宋时，二程继承孟子的“性善”论观点，认为性善情恶。而苏轼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苏轼看来，“情者，性之动也”，“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性”与“情”都没有善恶的区别，“性”由人展现出来，则谓之“情”。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130]“性”“情”分离、性善情恶，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喜怒，而后有仁义；有哀乐，而后有礼乐”。所以，“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131]。苏轼反对情性相分，认为喜、怒、哀、乐是情，也是性，仁、义、礼、乐是性，也是情，这才是圣人的教旨。在《扬雄论》中，苏轼对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扬雄所提出的善恶相混论以及韩愈提出的“性为三品”论作了否定，并以树木得土而生、得雨露而长终成茂盛之木作比喻，提出苗之成木是性，而木之用途则是其才，并得出结论：人性是人人共有的，也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132]。
苏轼重礼，提出“礼者，本也”[133]。他认为礼“各有其分，不可乱也”。“君子以礼治天下，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134]，又说：“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135]同时，苏轼继承父亲苏洵的思想，认为礼本人情，礼须随情，“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136]。苏轼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 [137]从人情论出发，苏轼兄弟对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其“不近人情”。
3．对道统的论述
道统即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道统”一词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而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韩愈创造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孟轲一脉相承的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并认为道统自孟轲死后不得其传，以继承道统而自命。韩愈的道统说具有排斥异端、复兴儒学的意义。宋代儒家学者大谈道统，各学派纷纷以儒学道统自居，以标榜正统。苏轼对当时洛学所提出直承孔孟的道统说，表示了极力反对，他指责道：“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抚然不满。此风殆不可长。”[138]
苏轼提出了由孔孟、韩愈而欧阳修的一脉相承的新道统。苏轼认为，孔孟之后，“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139]。在苏轼的思想中，儒家道统应是：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苏轼。苏轼推崇韩愈为孔孟之后的道统继承人，其原因自当是因为道统说本是韩愈提出的，其继承孔孟道统之功不可泯灭。而苏轼之所以推尊欧阳修为宋代道统继承人，是因为：“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灌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140]欧阳修强调通经致用，大大改变了宋代的士风。因此苏轼认为欧阳修承继了道统，并从文道两方面评述欧阳修的成就：“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贄，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141]而苏轼又自命为欧阳修的继承人，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以欧阳修为师，愿意承担起儒家道统承继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阳修曾经赞许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42]苏轼的道统观的建立，其实是建立起了蜀学为儒家正统的地位。
以上对苏轼蜀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简单的论述，苏轼的蜀学思想是在继承父亲苏洵蜀学思想的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与苏辙的蜀学思想共同构成了宋代“苏氏蜀学”。苏轼的蜀学思想是“苏氏蜀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宋代蜀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影响了苏门后人诸如张耒、秦观等的学术思想，因此它理应在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遇赦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录：“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143]按照苏轼的遗愿，苏辙将亡兄遗体“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144]。《宋史·苏轼传》中记载：“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145]可见，小峨眉山即在上瑞里。苏轼为何要葬在郏县而不是故乡眉山呢？这与他一生思念巴蜀、渴望回归故乡的情感不是矛盾吗？其实不然。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4月，苏轼由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知州。赴职前因筹措路费前往汝州苏辙处。兄弟俩曾到郏县小峨眉山游览，此地青山绿水，风景如画，酷似家乡峨眉山。苏轼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中写道：“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诗集》卷二十三）表达了将来卜居此地的意愿。而苏轼卜居此地的原因，在于此地风景秀美，类似故乡，而自己仕途波折，返归故乡已无多大可能性，再加上苏轼的子孙都散居在汝南、颖昌、斜川一带。因此卜居此地正可以舒缓自己的思乡情愫。而苏轼逝世后苏辙将之葬在此地，正是理解了兄长的一片苦心。“是处青山可埋骨”，苏轼归葬郏县小峨眉山，正反映了苏轼终其一生对故乡巴蜀的深厚依恋，他热爱故乡的一山一水，即便身不能回故乡，也要在他乡追寻与故乡类似的山水，以此舒缓自己渴望回归故乡的情愫。同时，这也反映了苏轼寓于物而不役于物的乐观旷达的心胸。以此，苏轼的故乡情结巴蜀情怀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
【注释】
[1] 吕肖奂：《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第52页。
[2] 文中所引苏轼诗歌皆出自《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文中注释简称《诗集》。
[3] 木斋：《苏东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 《苏东坡研究》，第4页。
[5]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册，卷九，第768页。
[6] 文中所引苏轼文皆引自《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中注释简称《文集》。
[7]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文集：苏洵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8] 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9]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41页。
[10] 林语堂：《林语堂选集：苏东坡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1]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421页。
[12]《唐宋八大家文集：苏洵文》，第230页。
[13] 赵令畴：《侯鲭录》，卷一，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页。
[14] 《苏轼文集》，第六册，佚文汇编卷一，第2417页。
[15] 《栾城集》，下册，第1212页。
[16] 《栾城集》，下册，第1565页。
[17] 《栾城集》，下册，第1568页。
[18]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七。
[19] 《栾城集》，下册，第1411页。
[20]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七。
[21] 脱脱：《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三十一册，第三百三十七卷，第10801页。
[22] 《栾城集》，下册，第1411页。
[23] 《栾城集》，上册，第368页。
[24]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四，第85页。
[25] 《苏轼年谱》，卷一，第25～26页。
[26] 《剑南诗稿校注》，第二册，卷十，第775页。
[27]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二，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28] 《林语堂选集：苏东坡传》，第17页。
[29] 《苏轼年谱》，卷二，第41页。
[30] 《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第186页。
[31]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下册，第1422页。
[32] 《苏轼年谱》，卷一，第29页。
[33] 《栾城集》，上册，第509页。
[34] 《东坡志林》，卷一，第53页。
[35]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七。
[36] 苏辙：《和迟田舍杂诗九首并引》，《栾城集》，下册，第1175页。
[37] （汉）班固：《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531页。
[38] 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栾城集》，下册，第1194页。
[39] 《蜀中名胜记》，卷二，第25页。
[40] 《栾城集》，上册，第2页。
[41] 《栾城集》，上册，第477页。
[42] 《欧阳修全集》，第1287页。
[43] 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4页。
[44] 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5] 唐瑛：《苏轼咏嘉州诗研究》，《电影评介》，2009年第4期，第100页。
[46] 曾枣庄：《苏诗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7] 郭开贞，王继权：《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页。
[48] 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八，《陆放翁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49] 《蜀中名胜记》，卷十五，第212页。
[50] 《苏诗汇评》，第7页。
[51]《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18页。
[52]《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18页。
[53]《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19页。
[54]《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19页。
[55]（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56]《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23页。
[57]《苏轼诗集》，第一册，卷一，第23页。
[58]《苏诗汇评》，第18页。
[59]《渭南文集》卷四十八，《陆放翁全集》，第298页。
[60] 《苏诗汇评》，第21页。
[61] 《苏诗汇评》，第11页。
[62] 《苏诗汇评》，第25页。
[63] 《苏诗汇评》，第27页。
[64] 《苏轼诗研究》，第46页。
[65] 《苏轼诗集》，第七册，卷四十三，第2351页。
[66] 《苏轼诗集》，第一册，卷四，第159页。
[67] 《苏轼诗集》，第一册，卷四，第161页。
[68] 《苏轼诗集》，第四册，卷二十二，第1160页。
[69] 王建：《香棠海国》，《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55页。
[70] 文中所引词皆出自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71] 苏轼撰、赵学智校注：《东坡志林》，卷四，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7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页。
[73] （宋）祝穆撰，《宋本方舆胜览》，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4] 《老学庵笔记》，卷六，第108页。
[75]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下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011页。
[76] 《东坡志林》，卷四，第205页。
[77]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78]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1页。
[79] 吴雪涛、吴剑琴辑录：《苏轼交游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0]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81] 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5页。
[82]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十四五，第10964页。
[83] 《栾城集》，上册，第513页。
[84]《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七，第10783页。
[85]《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七，第10783页。
[86]《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七，第10784页。
[87]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七，第10790页。
[88] 《苏轼诗集》，第三册，卷十五，第725页。
[89] 《苏轼年谱》，卷四，第90页。
[90] 《苏轼年谱》，卷四，第90页。
[91] 《东坡志林》，卷一，第15页。
[92] 《宋史》，第三十七册，卷四百四十三，第13101页。
[93] 《宋史》，第三十七册，卷四百四十三，第13101页。
[94] 罗琴：《文同与二苏的交游及交往诗文系年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0期，第73页。
[95] 何增鸾、刘泰焰：《文同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96] 《文同诗选》，第171页。
[97] 《文同诗选》，第213页。
[98] 罗琴：《文同与二苏的交游及交往诗文系年考》，第70页。
[99] 《文同诗选》，第106页。
[100] 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文同诗选》附录，第209页。
[101] 《栾城集》，卷二十六，上册，第539页。
[102] 苏辙：《墨竹赋》，《栾城集》，卷十七，上册，第416页。
[103] 《宋史》，第二十八册，卷二百九十八，第9917页。
[104] 《宋史》，第二十八册，卷二百九十八，第9922页。
[105] （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页。
[106] （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页。
[107] 《宋史》，第二十八册，卷二百九十八，第9922页。
[108] 《苏轼诗集》，卷二十三，第1230页。
[109] 《苏轼诗集》，卷二十三，第1230页。
[110] 苏洵：《苏洵集》，卷十六，中国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11]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112]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四十四，第10936页。
[113]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四十四，第10937页。
[114]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四十四，第10938页。
[115]《宋史》，第三十二册，卷三百五十一，第11095页。
[116]《宋史》，第三十册，卷三百五十八，第11095页。
[117]《宋史》，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八，第10572页。
[118]《宋史》，第三十册，卷三百二十八，第10572页。
[119]（宋）秦观：《答傅彬老简》，《淮海集》，卷三。
[12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4页。
[121]夏君虞：《宋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3页。
[122]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6页。
[123] （南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三十三。
[124] 苏轼：《苏氏易传》，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页。
[125] 《苏轼文集》，卷六十四，第1981页。
[126] 《苏氏易传》，卷七，第172页。
[127] 《苏轼文集》，卷六十四，第1981页。
[128] 《苏氏易传》，卷七，第159页。
[129] 《苏氏易传》，卷一，第3～4页。
[130] 《韩愈论》，《苏轼文集》，卷四，第114页。
[131] 《韩愈论》，《苏轼文集》，卷四，第114～115页。
[132] 《扬雄论》，《苏轼文集》，卷四，第110页。
[133] 《礼以养人为本论》，《苏轼文集》，卷二，第50页。
[134]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苏轼文集》，卷二，第46页。
[135] 《礼以养人为本论》，《苏轼文集》，卷二，第49页。
[136] 《苏轼文集》，卷二，第49页。
[137] 《中庸论》，《苏轼文集》，卷二，第61页。
[138] 《答李方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第1431页。
[139] 《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16页。
[140]《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16页。
[141] 《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16页。
[142] 《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第1956页。
[143] 《栾城集》，下册，第1410页。
[144] 《栾城集》，下册，第1421页。
[145] 《宋史》，第三十一册，卷三百三十八，第10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