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苏轼与其他巴蜀乡人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进士，累官转运使，后任集贤殿修撰。《宋史》记载：“性庄重，力学。”^[112]苏轼称赞其为政“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113]苏轼与鲜于侁相交甚深。苏轼曾得到鲜于侁的举荐，乌台诗案时，苏轼入狱，其亲朋为明哲保身大都与其绝交，而鲜于侁路过扬州时，还专门前去看望苏轼。有人劝其焚毁与苏轼来往的书信，以免获罪。而鲜于侁却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114]其人格可见。苏轼有诗《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送鲜于都曹归蜀灌口旧居》，文《与鲜于子骏三首》。鲜于子骏去世后，苏轼在写给鲜于侁儿子的诗《二鲜于君以诗文见寄作诗为谢》中还回忆了鲜于子骏的德行，并对其过世表示深切的惋惜：“迂叟向我言，青齐岁方艰。斯人乃德星，遣出虚危间。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复悭。一朝失老骥，寂寞空帝闲。至今清夜梦，枕衾有余潸。”（《诗集》卷三十四）

周尹，字正孺，成都新繁人，曾为御史，曾因论茶事除提点湖北路刑狱。苏轼作诗《和周正孺坠马伤手》、《戏周正孺二首》、《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送周正孺知东川》、《次前韵再送周正孺》、《送周朝议守汉川》等诗。苏轼在《送周朝议守汉川》诗中有：“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诗集》卷三十），对周正孺的遭遇深表同情。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成都新津人。《宋史》载张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傥，豪视一世。”^[115]张商英受到章惇的赏识，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等反对变法，将王安石的新法废除殆尽。张商英对朝廷废除新法的行为，上书责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神宗）陵土未干，即为变更，得为孝乎？”^[116]并写信给苏轼，要求进入守旧派当权的官署，说自己的打算好比是要进驻寺庙“呵佛骂祖”。宋哲宗继位后，任用新法派人员，张商英得以起用，对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都有所指责。苏轼有诗《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送张天觉得山字》、《谢王泽州寄长松兼简张天觉二首》、《次韵张天觉二首》等。

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曾任著作佐郎，拜尚书左丞，因荒于酒色罢知汝州。《宋史》记载：“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藏帑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或请损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117]其奢侈非同一般。蒲传正与苏轼有交往，曾写信给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苏轼回信劝其：“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118]对其奢侈的行为有所规劝，可见两人的关系很友好。苏轼曾作诗《寄蕲簟与蒲传正》，另有文《与蒲传正一首》、《跋蒲传正燕公山水》。

与苏轼交游的巴蜀乡人，还有杨褒、安惇、文长老、张师厚、杨耆、家安国、家定国、李建中、巢元修、邓宗古、石康伯等，兹不赘述。苏轼与众多巴蜀乡人的交游，一方面是机缘使得苏轼在异地他乡能够遇到如此多的故乡人，另一方面也是苏轼的巴蜀情怀使得他愿意与来自故乡的人交往，从他们身上，苏轼能够获得思乡的慰藉，舒缓归乡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