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轼与范镇

范镇，（1007—1087年）字景仁，成都华阳人。据《宋史·范镇传》记载，范镇不汲汲于进取，“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随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84]礼部考试第一，殿试前三却没有其名，按照当时的规矩，本人可以“越次抗声自陈”，连当时的欧阳修等人都没有脱俗，但范镇却没有任何异议，安静地接受了朝廷的安排。在遭到主司的不公平待遇时，“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85]。

范镇不汲汲于进取，但一旦为官，却又极为正直耿介，不愿随波逐流。他勇于直言进谏，对宋朝募兵塞契丹耗费巨资深为不满，直言进谏募兵之弊，认为募兵是“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86]。其爱民与远见可见一斑。王安石变法时，范镇对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甚为不满，屡屡进谏触犯王安石使其大怒，但范镇仍不为权势所胁迫，坚持自己的立场。范镇的名声不仅震动朝野，也闻名于契丹、高丽。范镇侄子范百禄出使辽时，“辽人首问镇安否”^[87]，可见范镇在当时的名声。

范镇热衷交游，在京为官时，与朝中人士多有往来，如宋庠兄弟、司马光、刘敞、梅尧臣等。范镇比苏洵还大两岁，比苏轼大二十岁，自然算得上是苏轼的前辈先贤。对范镇这样一位耿介又淡泊名利的长辈，苏轼充满了钦敬之情。《范景仁墓志铭》记载，范镇因触怒王安石，致仕退居后，苏轼恭贺范镇“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而范镇却“愀然不乐曰：‘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文集》卷十四）苏轼为此而深受震动。苏轼评价范镇：“公清明坦夷，表里洞达，遇人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及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范景仁墓志铭》，《文集》卷十四）

范镇虽长于苏轼，但两人的情谊却很深厚。神宗朝时，范镇上书推荐苏轼而不得用，为此退居。熙宁十年二月，苏轼自密州移守河中，抵达京师时，有旨意“不许入国门”，于是“寓城外范蜀公园”^[88]，苏轼在《送鲁元翰少卿之卫州》中有“冗士无处着，寄身范公园。”（《诗集》卷十五）《与眉守黎希声三首》其三中苏轼也曾写到：“向自密将赴河中，至陈桥，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文集》卷五十三）当时苏辙也寓居范镇的东园，苏氏兄弟与范镇一起赋诗谈心、饮酒唱酬，并与其他友人唱和往来。三月，范镇往西京游蒿、洛，苏轼作诗《送范景仁游洛中》，“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忧时虽早白，驻世有还丹”（《诗集》卷十五），对范镇坚守诤言、忧时伤世给予高度的评价，诗末“试与刘夫子，重寻靖长官”，表示自己将要追寻范镇的清高脱俗。苏轼另作有《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诗集》卷十五），以此表达对范镇的依依不舍，诗歌最后“会当闻公来，倒屣发一握”，表达期望范镇早日归来的心情。“乌台诗案”时，苏轼在狱中与范镇书文来往甚密，范镇也积极为营救苏轼而奔走，并受到牵连。《苏轼文集》中留存有《答范蜀公十一首》，从中可见苏轼与范镇的书信来往颇为频繁，其深厚情谊非同一般。范镇逝世后，苏轼不仅为其作墓志铭，还曾作祭文《祭范蜀公文》以表达对范镇的深切悼念。

苏轼不仅同范镇交往密切、情谊深厚，还与范镇的侄子范百禄、侄孙范祖禹有密切的交往。范百禄，字子功。范祖禹，字淳甫（淳，或作醇、纯，甫或作父），一字梦得。《苏轼文集》中有《与范子功六首》、《答范纯父十一首》，是苏轼与范百禄、范祖禹的书信来往。《苏轼诗集》中还有《范淳甫》、《次韵范淳甫送秦少章》，苏轼在诗中盛赞范祖禹“小范真可人，独肯勤收罗。瘦马识騄耳，枯桐得云和”，并对范祖禹荐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而感动不已：“赠行苦说我，妙语慰蹉跎。”（《次韵范淳甫送秦少章》，《诗集》卷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