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轼与巴蜀乡人的交游

宋代是一个“举世重交游”^[77]的时代，交游风气盛行于各种社会关系中，亲友、师生、僚友、世交、同乡、方外等形成各种社交圈子。交游是有识之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北宋时期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都是交游圈中的重要核心人物。苏轼也喜好交游。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甚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酬唱，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78]苏轼性格豪爽、爱护后进，因此在其周围形成了很大的交游圈，诸如黄庭坚、秦观、王晋卿、王巩、张耒等都与苏轼有着频繁的交游。据《苏轼交游传》统计，与苏轼交游者共有307人^[79]。苏轼的交游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所交游的人各式各样，文人、官僚、僧人、道士、贫士等，只要情投意合，苏轼都与之交往。正如苏轼自己所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80]不论贤愚、不分贵贱而交之，足见其交游范围之广。苏轼与所交游的人诗文酬唱，饮酒论诗，登山临水，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交游圈。

在苏轼的交游圈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与很多的巴蜀乡人有着紧密的来往。仅根据《苏轼诗集》初步统计，与苏轼交游的巴蜀乡人就达四十多人。苏轼与巴蜀乡人的紧密交游，一方面固然是苏轼雅好交游的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巴蜀故乡情结的原因。苏轼对来自故乡巴蜀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并愿意与他们诗酒唱和，把酒论乡。正如梁建国在《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中所谈到的，“基于特定的机缘，士人的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无论哪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都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实现。”“同乡这一基于地缘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有“先赋性”的一面，也有赖于后天的彼此‘认同’。”^[81]这里所谓的“先赋性”指血缘、地缘等关系。苏轼与巴蜀乡人的交游，首先是以故乡巴蜀作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彼此之间的情趣、追求等各方面的认同，造成了苏轼与巴蜀乡人的紧密联系。苏轼所交游的巴蜀乡人，有任师中任遵圣兄弟、杜伯升、范镇、张师厚、程正辅、周正孺、张商英等四十多人，因有关这些巴蜀乡人的史料的欠缺，我们仅选取与苏轼联系最为紧密的几个巴蜀乡人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