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轼诗词中异乡巴蜀情的特质与成因

从以上对苏轼异乡巴蜀情怀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浓重的故乡情结贯穿着苏轼的一生，还乡是苏轼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浓厚得几乎化不开的思乡念家之情，在苏轼的诗词中都有所吟咏，而且几乎苏轼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对故乡思念的诗词。但是，统观这些诗词，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词中的异乡巴蜀情有着独特的特点。

1．波折起伏的巴蜀情

苏轼思念家乡，渴望回归，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情感，但并不是苏轼每个时期思念家乡的程度是同一的。仔细阅读苏轼每个时期的思乡诗词，就会发现，苏轼思乡念家的情感线索在每个时期表现不一，时而强烈，时而舒缓，时而直露，时而含蓄，呈现出波折起伏的特点。

苏轼在离乡之初，虽有对故乡的不舍，但恋乡之情并不很强烈。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初发嘉州》，《诗集》卷一），虽然故乡越渐越远，但因心中充满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对未来踌躇满志，所以即便远离故乡，也无所眷念。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衣锦还乡乃是一个人最荣耀的事，苏轼此时离开故乡就是为了追求功名，他心中一定也有着将来衣锦还乡的梦想，所以他无所思乡。直到苏轼出巴蜀，进入湖北境内之后，故乡的概念在苏轼心中被唤醒，诗人开始有了些许思乡的情绪。“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荆州十首》其七，《诗集》卷二）“北雁来南国，依依似旅人”（《荆州十首》其九，《诗集》卷二）、“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浰阳早发》，《诗集》卷二）。此时苏轼的思乡情绪还较为微弱，“故乡”只是一种泛泛的概念，苏轼只有思乡而无归家之念。

苏轼初入仕途之后，奉命出任陕西凤翔府。从此时开始，苏轼不仅开始强烈地思乡念家，而且有了归乡之思。据《苏亭诗话》记载：“东坡在凤翔，年少初仕，便有归思。”^[7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之一在于苏轼从进入仕途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与亲人的离别，尤其是苏轼与弟弟苏辙自小情投意合、亲密无间，但此时苏轼出任陕西后，弟弟却留在京城，两人相隔千里，见面机会无多，苏轼心中不免惆怅。这点可从苏轼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看出，苏轼在出任陕西凤翔时有不少思家念归的诗作，这些诗作大部分都与弟弟子由有关。如《辛丑十一月，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任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等等，仅从诗作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轼对弟弟子由的浓浓深情。“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任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集》卷四），在苏轼心目中，弟弟仿佛就成了故乡的代言人，想起弟弟，就想起了故乡，与弟弟的团聚，就仿佛是回到了故乡。“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诗集》卷三）苏轼盼望着与子由早日实现“夜雨听床之约”。

苏轼在陕西凤翔时即有归家之思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官场的劳顿、仕途的不如意所引发的归隐之思。苏轼年少即名动京师，本以为可以从此一展宏图，但却授以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使判官厅公事。凤翔虽是西北军事要略重地，苏轼在任职期间虽也积极处理政内之事，他掌管文书、负责军需供给等，但这些事务都难以满足他“奋力有当世志”的宏大政治抱负。“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次韵子由闻予善射》，《诗集》卷五）、“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一，《诗集》卷四）。苏轼希望建功立业，希望一展自己的宏大志向，但仕途不如意。归田是古人的传统情结，一旦仕途失意便会产生解甲归田的愿望，如张衡有《归田赋》，陶渊明有《归去来兮辞》，都是在仕途受挫后希望回归田里，躬耕自适。苏轼在仕途的不如意中，也产生了归田的愿望。他在凤翔时期的诗作中反复感叹：“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诗集》卷四）“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诗集》卷四）因为追逐功业轻率离乡，如今事业无成，渴望回乡却又深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强烈的思乡情绪使仕途不如意的苏轼深感：“不恨故园隔，空嗟芳岁徂。”（《中隐堂并叙》其三，《诗集》卷四）故园渺远，而年华将逝，不知何日是归期。仕途劳顿也是苏轼产生思乡的一个诱因。“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东湖》，《诗集》卷三），“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诗集》卷四），因为公务时常奔走于尘土飞扬的旅途，心中不免产生劳顿之感，而官场上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令诗人心惊。故乡的秀美、温暖与官场的奔波、炎凉相对照，自然引发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与殷切回归之情。

苏轼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时期，诗作中的归思仍然表现很强烈。此时的苏轼，见到江水，便认为是“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诗集》卷七）；见到《雁荡山图》，便自豪地高唱“所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次韵周邠〈雁荡山图〉二首》《诗集》卷十四）；游览名山，便吟咏“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游道场山何山》，《诗集》卷八）；见到僧人所筑雪斋，便回想起故乡峨眉山常年不化的积雪“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冻蚁。”（《雪斋》，《诗集》卷十八）故乡的山水在诗人心中是那么熟悉，以致诗人常常触景生情，由他乡之景之物自然而然地回想起故乡的景与物。“死生契阔君休问，洒泪西南向白云”（《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诗集》卷十四），在浓郁的思乡情绪下，苏轼有着强烈的思归愿望。“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集》卷十五），“不须览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赠写御容妙善师》，《诗集》卷十五），“已成归蜀计，谁惜买山赀”（《答任师中次韵》，《诗集》卷八），“逝将振衣归故国，数亩荒园自锄理”（《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诗集》卷十六）。

然而仕途风波迭起，元丰二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在多方努力之下，最终出狱罪谪黄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十二月八日，蒙恩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其二，《诗集》卷十九）“乌台诗案”是苏轼遭到的空前严重的政治和人生打击，贬谪黄州后的苏轼在生活态度、政治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变得有些小心翼翼。因此，在这一时期，苏轼的念乡情结表现得较为含蓄，更少有归乡之思。“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安国寺寻春》，《诗集》卷二十），面对春日繁花，诗人不免叹老嗟卑，年少时的情景浮现眼前，虽然思家，只能借酒浇愁。虽然思家，但是诗人却又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诗集》卷二十）。罪谪黄州，自当努力尽心于治国安民的事务，而不必有归乡之思。“至今归计负云山”（《次韵前篇》，《诗集》卷二十），虽然诗人惆怅，但却豁达地劝勉友人“莫将归思扰衰年”（《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诗集》卷二十一），这种豁达其实是其政治风波小小心翼翼无法言归之时的自我劝勉。

元祐时期，苏轼在在朝与外任中不断变换，政务的繁杂、党派的纷争等困扰着苏轼。因此这一时期，苏轼思家念归的感情表达较为激烈。“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韵》，卷三十）“卜筑君方淮上郡，归心我已剑南川。”（《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诗集》卷三十）“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寄蔡子华》，《诗集》卷三十一）“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送杨孟容》，《诗集》卷二十八）总的来说，这段时期因为有高太后的庇护，苏轼的仕途较为顺利，心情也较为开朗，因此其思家念归的感情表达也较为直露。

绍圣元年，主持元祐朝政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又遭受严重的政治打击，被贬至荒远的岭南。故乡越来越远，回归故乡的愿望变得日益渺远。苏轼在其诗作中仍一再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但已深知故乡不可回，回乡的愿望已彻底成空。“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寄高令》，《诗集》卷四十）“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望湖亭》，《诗集》卷三十八）“孤云落日西南望，长羡归鸦自识村。”（《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诗集》卷三十八）“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诗集》卷四十三）“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归去来集字十首》其六，《诗集》卷四十三）归乡不成，诗人便有定居岭南之思，“余生欲老海南村”（《澄迈驿通潮阁》，《诗集》卷四十三），“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诗集》卷四十）。然而现实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元符三年五月，苏轼得赦，终得生还，并被提举成都玉局观。对归乡本已绝望的苏轼又心生希望，激动地高唱“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过嶺二首》其一，《诗集》卷四十五）并仿佛已见到了故乡翠竹绕江村的美丽景象：“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留题显圣寺》，《诗集》卷四十五）然而苏轼已经年迈，终于深知故乡在有生之年已不可再回，只得怅惘地羡慕丁令威得道成仙后能化鹤归故乡：“可怜倦鸟不知时，空羡骑鲸得所归。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其二，《诗集》卷四十五）不久，苏轼病逝于常州，归乡之思终于没能实现。

从以上对苏轼还乡情结的各个时期的表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还乡情结始终贯穿着苏轼一生，无论从时间的延续，还是从空间的广阔来看，思乡情结都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只是由于各个时期苏轼的遭遇、心境的不同，使得苏轼的还乡情结呈现出急迫与舒缓、直露与含蓄的差别，而这一切，都与苏轼的仕途生涯有着紧密的联系。仕途如意时，还乡情结相对较淡化，而仕途波折时，还乡情结就相对较急切。造成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提倡“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思想，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往往在人生之初积极追求仕进，而一旦在仕途中遭遇挫折，便思归隐。而童年时期往往是人一生中最为自由最为惬意的时期，童年往往是在故乡度过，因此，故乡便成为中国人归隐的目的地，如隐逸诗人陶渊明就是归隐于自己的故乡。苏轼的一生在不断的迁徙、贬谪中度过，不自由的生活加深了苏轼对童年时在故乡自由自在生活的回忆，触发了他的归思。因此，苏轼的归乡，其实是一种在仕途不如意中对自在生活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而真正意义上的归乡，必须在报君恩之后方可践行。正如苏轼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诗集》卷二十二）“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寄题梅宣义园亭》，《诗集》卷三十二）“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次韵王郁林》，《诗集》卷四十四）苏轼的归田之思与拳拳报国之心紧密联系，只有在君恩有所报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归田，而其诗歌中所咏之归田，多是在现实挫折之中的一种精神追求。

2．思归与思居的矛盾统一

苏轼的诗作中有着强烈而持久的还乡情结，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苏轼诗歌中的另一面——以他乡为故乡。这样，在苏轼的诗作中，就呈现出思归与思居的矛盾。

在杭州通判时，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中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诗集》卷七）在黄州贬所，苏轼又旷达地高唱：“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元丰八年起知登州时，苏轼又吟道：“若说峨眉眼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次韵徐积》，《诗集》卷二十六）元祐六年，在《西塞风雨》中苏轼又叹道：“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诗集》卷三十三）直至被贬岭南，苏轼仍然高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诗集》卷四十）、“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诗集》卷四十三）、“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诗集》卷四十一）在苏轼的词中，也有很多表达异乡为故乡的词作。如“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卜算子》）“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少年游》）这两首词中所述的还家之地都是异乡——吴地、西湖、杭州，而不是苏轼真正的故乡巴蜀。

由此，在苏轼的作品中，一边是苏轼强烈的思家念归，执著而坚定；一边是苏轼以他乡为故乡，随缘而自适。何以会造成这种矛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

首先，苏轼被所到之地的美景所吸引。苏轼虽然平生不断外任与被贬，但是其所到之地，都是风景秀美之地。

杭州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这里有西湖、钱塘、孤山等名胜景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诗集》卷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江城子》）“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送郑户曹》，《诗集》卷十六）杭州有如此美景，怎能不让苏轼流连忘返？苏轼本来就喜欢游山玩水，在通判杭州时能够乐得其所、适其本性，自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苏轼在后来离开西湖时曾这样回忆西湖：“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言。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集》卷十三）不习世务、性爱山水的苏轼，与山水之窟的杭州相遇，欣喜地慨叹这是“天”之所“付与”。苏轼在这里与朋友游湖、观潮、赏月、宴乐、诗酒酬唱，生活得非常惬意。这种惬意的生活与苏轼在故乡所经历的惬意生活是那么相似，身不在故乡，但心似已回故乡，于是异乡仿佛成了故乡，则不思故乡，反安住异乡。

苏轼贬居黄州时，在与秦观书信中说：“所居对岸武昌，山水绝佳。”（《答秦太虚书七首》其四，《文集》卷五十二）且常与友人往来，诗酒酬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轼内心的忧患。

在海南时，虽然这里是蛮荒之地，但民风淳朴，苏轼与当地居民相处和谐。初到惠州时，苏轼就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迎接：“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集》卷三十八）惠州也是风景秀美之地，苏轼在清远县时，就有顾秀才向其介绍惠州风物之美，“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诗集》卷三十八）在惠州，苏轼盛赞“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诗集》卷三十八）惠州特有的物产荔枝、橄榄、龙眼等，也让苏轼为之陶醉，甚至在品尝海南的荔枝时不仅感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次，苏轼寓意于物而不留于物的辩证思维造成思归与思居的矛盾表现。苏轼的思想兼具儒释道，他从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中获取启发，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文集》卷十一）苏轼认为万物皆有可观可乐，都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所以游于物外，不择物，不留意于物，则无往而不乐。又如苏轼在《宝绘堂记》中阐述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文集》卷十一）所谓“寓意于物”“留意于物”是两种对待外物的态度，“寓意于物”指将情感寄托于外物，而“留意于物”则指情感凝滞于外物不得自拔。人若“寓意于物”，即便外物微小也能获得快乐，若“留意于物”，即便尤物也不足以使人快乐。苏轼的这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辩证观点，对缓解苏轼的思想情结有着一定的作用。故乡虽可思，但当现实无法实现归乡的愿望时，就当不“留意”于故乡；他乡虽不如故乡，但他乡自有可爱之处，将情思寄托于他乡的可爱之处而不留意于他乡的可鄙可陋，自然也就能获得心理的满足。

“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观点，更进一步理解就是不受固有观念的束缚，改变常规思考问题。苏轼在《记游松风亭》中写道：“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脱勾之鱼，忽得解脱。”（《文集》卷七十一）在固有的观念中，休息自当在亭宇中而不是树林里，但苏轼却由此而顿悟，同样是休息，为什么就不能在树林歇息呢？亭宇与树林对于歇息来说，不是一样的目的吗？苏轼从小事中顿悟出的大道理：人不必执著于固有的观念而应该改变常规。这种思想也贯穿在苏轼的思乡诗词中。回归故乡，为的是寻求精神的自由宁静，但若他乡也能给人以自由宁静，那又何必归故乡呢？异乡不也就是故乡了吗？苏轼改变对故乡的传统观念，将异乡视为第二、第三故乡，于是就有了以他乡为故乡，以他乡为思归的目的地。“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菩萨蛮》）有着这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改变传统思路来看待问题的思维法，苏轼便能超然自适地安居异乡。如苏轼在黄州时期，对友人说：“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76]“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之乐事也。”（《与子明兄一首》，《文集》卷六十）在离开黄州时，还对堂前的柳树、流水、桃李念念不舍，全然将黄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如《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抒发了对黄州的殷切思念之情。

总之，思归与思居的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思归故乡就是思居，他乡思居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思归故乡。苏轼对故乡有着坚定执著的爱恋，他渴望回归故乡；同时，苏轼又从佛道精神中体悟到随缘自适，旷达超脱地以他乡为故乡，超然自适地安居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