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行巴蜀诗的情感内涵与艺术特征

“南行诗”是苏轼南行出蜀的真实记录，是苏轼的一部 “出蜀记”，它如实地记录了旅行历程、山川景色、风土人情、登临怀古之情，是青年苏轼开始进入诗歌创作领域的一个标志，初露了苏轼“有意而言”的文学创作观点。在苏轼的南行巴蜀诗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出蜀的历程，还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到发自苏轼肺腑的真情实意，它初步显示了苏轼诗歌创作的特征。

1．南行巴蜀诗的情感内涵

（1）忧国忧民之情

苏轼初入仕途时已是北宋中期，那是一个表面太平而内部却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时代。“奋力有当世志”的苏轼一生都怀抱着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他关心国家政治，关切百姓命运。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南行出蜀时的苏轼就已经在他的诗歌中显露出了忧国忧民之情。在他的诗歌中对黎民多艰的现象就有所描述：“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甔”（《入峡》）；“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夜泊牛口》）。

在乐山即古嘉州，苏轼认识了河西猛士当时的嘉州监税郭纶，对他屡建奇功却不得重用的遭遇深表同情，写下了诗歌《郭纶》：

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诗歌通过对被朝廷弃置不用的猛士郭纶在夕阳下无聊地看来来往往的船只的孤寂形象的描绘，表达了苏轼对郭纶有奇才却不被重用、不能在前线杀敌、不能为国家效力的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作者借郭纶“截发愿作万骑先”的志愿，表达了收复失地的愿望，有着积极用世的精神。

（2）前途的乐观与人生思考

苏轼此次随着父亲南行，因为功名在望，不必再准备科考，同时随行的还有家小，因此此次南行途中时间充裕、心情愉快。一路饱览故乡山水美景，吟咏赋诗，唱和酬答，和乐融融。在这种轻松愉快的心境下，苏轼对未来也就踌躇满志，充满了美好憧憬的乐观积极的态度。

苏轼的南行巴蜀诗第二首《初发嘉州》就典型地体现了苏轼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感情。客船在西风下一路顺风而行，故乡已经越来越远，但苏轼并没有表达对故乡的深切不舍之情，而是“往意浩无边”，他迫切希望客船行得更快，带他到更远的地方。而客船所指向的目的地，正是京城——一个他能够施展平生抱负的地方。纪昀评价此诗“气韵洒脱”，这种“洒脱”一方面初步显示出了苏轼的洒脱不羁的诗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苏轼在创作此诗时的心情状态，他正处于人生的大好年华，摆在他面前的将是一片光明的前途，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态度。

在苏轼的南行巴蜀诗中，苏轼还反复地用到“浩”字。如在《牛口见月》中，苏轼写到：“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到晚不及见，复来》中写到：“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留题仙都观》中有“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中还有“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望夫台》中也有“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苏轼之所以常用“浩”字，是因为在青年苏轼的胸中，郁积着充沛的浩然之气，一种即将为国家效力，即将一展平生抱负的浩然正气。这种郁勃的浩然之气，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表达出南行出蜀时的苏轼对前途的乐观之情。

但是，苏轼对未来也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他对现实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已经开始了人生的思考。在《夜泊牛口》中，当看到隐居深山，自甘寂寞的人时，苏轼禁不住自嘲：“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唯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在面对楚人“千载意未歇”的屈原塔时，作者想到“名声”与“富贵”的不可兼得，于是追寻了屈原慷慨赴死的原因：“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在《留题仙都观》中苏轼还表达了对庄子逍遥境界的向往。这些一方面反映出苏轼内心思想的矛盾，这种矛盾又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分不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轼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刻的认识。

2．南行巴蜀诗的艺术特征

南行巴蜀诗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是他秉受父亲苏洵“有为而作”的主张，纯然出于感情的兴发和创作的冲动，“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因而这一时期的诗歌可以体现出苏轼早期诗歌创作的特点，也对苏轼以后诗歌创作道路打下了基础，奠定了苏轼诗歌的基本风貌。大体说来，苏轼的南行巴蜀诗初步显现出如下艺术特征：

（1）清雄刚健的艺术风格

苏轼在《与二郎侄一首》中自述创作体验时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文集》佚文卷四）这里的“少小时”，应该就包括苏轼的“南行”诗。在南行巴蜀诗中苏轼对山川的礼赞，对贤士的讴歌，对古人的褒贬，体现出青春之歌的主旋律，饱含着清雄而刚健的气息。如《初发嘉州》：“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气势恢宏，豪迈超放，很能激荡人的心灵。《入峡》、《巫山》，气势磅礴，意象飞动。纪昀评《入峡》、《巫山》时就曾说：“刻意锻炼，语皆警峭”^[61]；“波澜壮阔，繁而不沓。”^[62]苏轼在南行巴蜀诗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犹如“大江东去”的刚健宏阔气势，在他将来的诗词创作中更是继续发扬光大，这与南行巴蜀诗中清雄刚健风格的确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苏轼南行巴蜀诗清雄刚健的艺术风格除了表现在气势的宏阔外，还表现在其诗歌创作艺术构思的奇特上。艺术构思的奇特主要体现在苏轼的南行巴蜀诗中对一些传统的诗歌题材的创新上。苏轼天性喜好自然，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面对一些传统的诗歌题材时，他往往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如《神女庙》，苏轼一反传统的创作思维，描写神女驱遣妖魔神灵帮助大禹治水，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神女形象。清代学者纪昀就曾高度评价此诗：“神女诗不作艳词，是本领过人处。”^[63]又如《望夫台》，苏轼没有沿袭刘禹锡等人正面描绘望夫女的形象，而是从侧面着笔，以“长江”、“过客”衬托望夫女的千古常在，又以“船来船往”侧面衬托望夫女的凄恻。

（2）对理趣的自觉追求

宋人雅好议论，长于雄辩，宋诗中体现出浓厚的理趣色彩。这在苏轼的诗歌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苏轼的南行巴蜀诗中就已经体现出了对理趣的自觉追求，其重要表现就是苏轼在诗歌中常常发议论、表达哲理。

在苏轼的南行巴蜀诗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思考的表现形式便是议论的运用。如《入峡》诗先描绘“孤栖鹘”高超、自由的形象，而后转到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道路的议论：“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在“尘世”与“林泉”的两相比照的议论中，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又如《屈原塔》中的“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而《诸葛盐井》则几乎全是在说理。这些都表现出苏轼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说理的自觉追求。随着诗歌创作艺术的提升，苏轼创作了更多情、景、理交融的理趣佳作。

从以上对苏轼南行巴蜀诗的艺术特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行时的苏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成为诗歌大作家的艺术潜质，他整个诗歌创作中所具备的清雄风格、饶有理趣，在南行巴蜀期就已经显露了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南行巴蜀诗毕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早期，对于初涉诗歌领域的苏轼来说，他还没有使诗歌达到精炼传神的经验，还有很多创作技巧没有掌握，因此，他的一些南行巴蜀诗艺术成就并不高。

南行出蜀是苏轼人生中的一段重要历程。这段时期，苏轼不仅与家人共享了天伦团聚之乐，而且尽情欣赏了沿途故乡的山水风光、名胜古迹，了解了沿江两岸的民风民情。这是苏轼有生之年脚踏故土，直面故乡山水的时期，自南行出蜀之后，苏轼再也没有走过三峡水路，虽然苏轼还曾在父忧期间回到了故土，但失去至亲的忧伤使得他再不能如在南行出蜀时那样尽兴尽情地欣赏故乡，也不能再有南行出蜀时那样有一些优秀的诗作诞生。

南行巴蜀诗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是他走向诗歌创作辉煌的前奏。南行途中的巴山蜀水，使苏轼产生了诗歌创作的冲动，他开始有意而为诗，并在诗中将巴山蜀水尽情地描绘，使得长江沿岸很多地方因苏轼的诗歌而名声大噪。正如谢桃坊在《苏轼诗研究》中说得好：“南行途中，巴蜀山水哺育了苏轼诗才的成长，而苏轼的诗歌又使巴蜀山水更加生辉。”^[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