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期
1．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
苏轼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说：“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诗集》卷六）在《答任师中、家汉公》中说：“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诗集》卷八）可见，苏轼年少时便在很好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苏轼所生长的环境、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苏轼所生长的环境、所出生的家庭，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学术、哲学的氛围；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礼教。”[4]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苏轼的性情得以自由舒展，同时又具备了良好的学识修养，为他以后走向文学天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
苏轼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四川，从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等很多文人学士都与四川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其故乡眉山更是被陆游誉为“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5]。出生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浓郁的环境中，苏轼必然深受熏染，对其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如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6]西蜀文风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后来散文形成波澜壮阔的风格与青少年时期所受西蜀“以西汉文词为宗”风气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2）家庭教育
在苏轼的成长历程中，西蜀文风对其固然有着深刻影响，但家庭教育对其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从苏轼的祖父苏序，到父亲苏洵、母亲程氏，他们的学识、德行、品性等都给了苏轼以良好的教育，奠定了苏轼经世致用、旷达洒脱的性格基础。
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一个自由洒脱、慷慨大方的老人。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记述到：
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好施与，曰：“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7]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引苏轼语，谓其祖父：“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并说“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8]还回忆了祖父在乡里以稻谷换粟储藏多年，在饥馑荒年接济亲友老百姓的惠事。而且，苏序在教育子女时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党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9]。林语堂认为：“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10]苏序的这种品性，对苏轼的成长应该有着深刻的影响。苏轼曾回忆说：“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与曾子固一首》，《文集》卷五十）
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天性古怪，思想独立，在二十七岁之前，几乎没有思考过功名与科举。直到苏轼即将降生人世，苏洵才开始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学习，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功底。苏洵的这种发奋苦学，对于苏轼、苏辙兄弟来说，无疑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所以在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氏三父子一同进京拜访欧阳修，得到了当时学士大夫的竞相称颂，并于第二年苏轼与苏辙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苏轼与弟弟苏辙少年时“皆师先君”[11]，苏洵在为学方面给予了苏轼很大的影响。苏洵的《上张侍郎第一书》中云：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受经，不知他习。……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12]
在这篇书信里，苏洵教育苏轼兄弟，除了督促他们学习声律之外，还使其广泛阅读韩、孟之文，这使得后来苏轼兄弟作文时能够“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同时，苏洵深感自己“以懒钝废于世”的教训，因此“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决心精心培养苏轼兄弟，后来苏洵上京时特意将苏轼兄弟带上，以使他们开阔眼见、结识名流。
苏洵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常常对儿子的学习情况进行抽查。赵令畤《侯鲭录》卷一记载：
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13]
而更加精彩的句子“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14]也是苏轼在完成父亲布置的《夏侯太初论》的文章里写出来的。
苏洵还常常以自己的学行启发教授苏轼兄弟。苏辙在《历代论并引》中回忆父亲曾对苏轼兄弟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15]苏洵存书数千卷，亲加校订，并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16]这种“治气”、“治身”、“治人”的训诫，对苏轼兄弟来说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家庭教育，它培育了苏轼终其一生的浩然正气。
苏辙的《坟院记》记载：“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17]苏洵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殷切期望对苏轼一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轼对父亲苏洵的学识、人格有着一种由衷的崇敬与接受，在《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歌中，苏轼曾追述到：“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出。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诗集》卷十五）对父亲不仕却道德风采流于乡间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苏洵除了教育苏轼兄弟为人的道理外，还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认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文集》卷十）可见，苏洵对苏轼一生的为人、为文、学识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幼年时期的苏轼除了受到父亲的教育外，还深受母亲程氏的教育。苏轼的母亲程氏出生于官宦之家，是当时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后封成国夫人。司马光的《苏主簿夫人墓志铭》记载：“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倨可讥诃状，由是共贤之。”[18]可见，程氏虽然出生富家，但丝毫没有娇奢习气，而是孝恭勤俭地持家，以致后来苏洵发奋读书时，程氏更是给予了丈夫极大的支持，使得苏洵能够专心求学，终成大儒。
程氏不仅是贤惠、有识见的好妻子，而且还是苏轼兄弟的良师益友。苏洵外出宦游后，“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19]《程夫人墓志铭》还记载：
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20]
程氏的知书识理、卓然不群对少年时期的苏轼的感染和激励是不言而喻的。程氏对苏轼的教育倾向于传统的儒家教育，苏轼后来对《汉书》、《后汉书》等典籍熟记于心，应该就是他母亲教育的结果。在程氏教育苏轼的过程中，有一件历来为人们所激赏的事。据《宋史》记载：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21]
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对这件事也有记载，程氏这种毅然慷慨的忠君爱国态度，对于苏轼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激励，所以苏轼后来“奋力有当世志”[22]。苏轼一生在仕途中始终保持刚直耿介的品性，也与这种家庭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
（3）学校教育
在苏轼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涯中，除了受到亲人的家庭教育外，还受到了塾师的教育。其老师主要是道士张易简和眉山刘巨。张易简为天庆观道士。苏轼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苏轼七岁到十岁的三年时间里，苏轼一直跟从张易简在天庆观北极院学习。苏轼在《众妙堂记》（《文集》卷十一）中对这段求学生活有所记载：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但张易简是道观人士，所以给苏轼更多的是道学知识，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为以后苏轼的人生思想中浓厚的道家色彩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众妙堂记》中苏轼就借梦里张易简的托言，论述了艺术与技巧的关系。而在天庆观学习时对苏轼一生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是他在此知道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豪杰。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苏轼对此有所记载：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文集》卷十）
虽然当时苏轼才八岁，在先生眼里看来不过是毛头小孩，但苏轼却振振有词地道出：“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使得先生大为惊异。于是苏轼第一次听说了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这四个当时已名震天下的名字，这对成年后的苏轼追随欧阳修、坚守正道起到了很大的启蒙教育作用。在从师张易简时，苏轼还听说了滕宗谅的事迹，《祭滕大夫母杨夫人文》中，苏轼写到：“惟时滕公，实显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齐。功名不终，有命有义。我时童子，知为公喟。”（《文集》卷六十三）还曾读钱易的诗歌，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得见已故翰林侍读学士钱藻诗遗迹，颇感幸运，并作跋回忆：“轼龆龀入乡校，即诵公诗。”（《跋翰林钱公诗后》，《文集》卷六十八）
苏轼的另一位老师刘巨，字微之，是眉山一带以教书为业的塾师，在眉山郡城的西寿昌院讲学，课程主要以文史为主要内容，对苏轼起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作用。苏轼在《次韵子由送家退翁知怀安军》中写道：“永怀旧山叟”（《诗集》卷二十八），此“叟”正是指刘微之。当时与苏轼同学的还有弟弟苏辙、乡人程建用和杨尧咨。他们在一起求学的日子充满了快乐。他们曾在学舍中以六言诗联句，苏轼有“有客高吟拥鼻”之句；而苏辙的联句“无人共吃馒头”惹得众人哄堂大笑。这段快乐的求学时光在苏氏兄弟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苏辙在《送家安国赴成都教授三绝》之一中曾回忆到：“城西社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白发弟兄惊我在，喜君浮宦亦天伦。”[23]苏轼在刘微之门下学习时已经显露出了他的才学。刘巨曾经作了一首《鹭鸶诗》，结尾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却对老师说出了“雪片落蒹葭”的结尾，让老师大为吃惊，连说：“吾非若师也。”刘微之对苏轼的才学非常赏识，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在京城时，刘微之还寄赠苏轼兄弟诗：“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24]盛赞苏轼兄弟在科场考试中一鸣惊人，并表示深切的祝愿。
除张易简和刘微之外，苏轼还曾师事乡人史清卿。《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九《苏轼蜀学略补遗·东坡师承·史先生清卿》记载：“史清卿，眉山人。东坡兄弟皆师事之。”[25]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来自于蜀地文化氛围的影响、恩师张易简与刘微之的教导、父母亲人的家庭教育，而其中家庭教育尤其起到了主导作用。不管是祖父苏序、恩师张易简的道家气质的浸染，还是父母苏洵与程氏儒家思想的教导，对苏轼一生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为后来苏轼构建博大的思想体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苏轼在故乡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2．青少年期的生活
处于川西的眉山自古以来就以山清水秀而闻名。陆游曾赞扬此地“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26]（《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中引《通义志》中记载眉山“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衍广，夹以槐柳，绿荫翳然。小南门城村，家多竹篱桃树，春色可爱，桥之下流，皆花竹杨柳。泛舟其间，乡人谓之小桃源”[27]。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曾这样描述眉山：“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觳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28]苏轼也曾描写眉山“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诗集》卷三十）。生活在这个洁净的有着荷香气息的城市里，再加上一方幽静的庭院，自然培养了苏轼追求自然恬淡、真率野性的文化性格。
苏轼青少年时期常流连于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宝相寺和华藏寺。[29]《蜀中名胜记》引《志》云：“连鳌山，在西南九十里。山形如鳌，旁即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尝于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其画专车，今存。”[30]除了读书以外，青少年时期的苏轼还有很多爱好，他喜欢绘画和书法。苏辙说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31]。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曾经回忆说：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文集》卷十一）
在《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中苏轼也曾回忆：“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32]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这种对书法与绘画的爱好，使得苏轼后来不仅成为著名的诗人、词人，还是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以至于到了“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宝绘堂记》，《文集》卷十一）的程度。
青少年时期的苏轼，除了读书作文外，还喜欢游山玩水。苏辙《武昌九曲亭记》中记述：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33]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苏轼比弟弟苏辙更喜欢游山玩水。凡是他们所知道的好山好水必定亲自去游赏，而且苏轼常常是领头羊，倘若不能去游玩便为之怅然若失多日。苏轼还常独自去山间游玩，在林间泉边采摘山花野草、拾取落在溪边的果实、掬泉水而饮，逍遥自得，悠闲自在，常常被旁人误以为神仙。苏轼这种野趣，伴随了他一生。无论是少年时在故乡，还是贬谪生活中在黄州、湖州、儋州，他对山水都情有独钟，每到佳处，一定要亲自去游赏一番。
苏轼青少年的山林之乐在他的诗歌中常有所表现。在《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集》卷二十七）中苏轼回忆说：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
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
少年时期，苏轼曾经与表弟程六、同窗石幼安一起在野外寻觅梨子、栗子、橘子、松子等野果子，那时他们就像健壮的小黄牛，成天在山里游窜，根本无暇顾及时间的流逝，其乐趣无穷。
苏轼青少年时期喜山乐水的野趣，还表现在他对细小事物的关注上。苏轼幼年时读书的房间名“南轩”，后被苏洵改为“来风轩”。苏轼在《梦南轩》中写道：“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纱谷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来风者也。”[34]可见南轩之中的生活对苏轼影响很深刻。南轩中草木茂盛，野花丛生，因为苏轼家中有严禁杀生的要求，所以有很多鸟儿都喜欢在此筑巢。苏轼在《异鹊》（《诗集》卷三十一）中曾回忆：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
是时鸟与鹊，巢彀可俯
。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
因为先君的仁孝惠及鸟儿，家中院子里杂花满树，鸟鹊云集，少年时的苏轼就曾经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一起喂饲鸟儿，听它们悦耳的鸣叫声。
在南轩院子里，苏轼还和小伙伴玩泥巴，有次竟意外挖出一块浅绿色的鱼形大石头，晶莹润泽，还有漂亮的天然条纹，且敲打有清脆的金属之声。后被苏洵改造为砚台送给苏轼。苏轼对这方砚非常喜爱，一直带在身边，并传给了儿子，“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天石砚铭》，《文集》卷十九）
苏轼青少年时期不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游赏，养成了热爱自然、追求真率的性情。同时，苏轼少年时还需要参加体力劳动，因此他自幼便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这对他将来形成爱民恤民的博爱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苏家虽是书香之家，但却并不富裕。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说：“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程夫人为了支持苏洵“专志于学”，“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35]苏辙曾风趣地说：“吾家本眉山，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36]《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37]苏辙以扬雄的境况比喻自己家人的窘迫，可见苏家在当时并不富裕。“我迁南海，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38]。从中可以见出苏辙少年时候曾经参加过体力劳动，自然作为兄长的苏轼也不能避免体力劳动。苏轼在《书晁说之考牧图后》写到：“我昔在田间，但知牛与羊。”（《诗集》卷三十六）可见苏轼青少年时曾在田间放牧。苏轼在《戏作种松》中记述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诗集》卷二十）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幼年曾经参加过种松的劳动，还参加过插秧的劳动，否则他不会将种松时的琐细比喻为插秧，只有真切体会过才会有此种比喻。
成都是西南的大都会，苏轼青少年时期曾游览过成都，如大慈寺是每次苏轼到成都要游览的，并认识了惟度、惟简两位法师。大慈寺内藏唐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75人画像，皆为画中珍品，精妙贯世。《成都记》云：“大慈极乐院有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楞伽笔迹留题。”[39]苏轼在《中和胜相院记》、《成都大慈悲阁记》中对这些往事都有所记载。
苏轼在青少年时期好游山玩水、结交朋友，十四岁时便结识任伋，十七岁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二十岁时便随父亲拜谒成都知州张方平，二十一岁时又随父亲到雅州拜谒雷简夫。在苏轼结识的人中达者并不多，只有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祖籍宋州，后徙扬州，自幼颖悟过人，凡书皆一读而终身不忘，被人誉为“天下奇才”。在地方上曾任滁州、杭州等地知州。至和元年（1054年），张方平移镇成都，第二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到成都拜见了张方平。苏洵深得张方平的赏识，并举荐他们父子去京城应试。嘉祐元年（1056年）3月，苏洵父子三人离家到成都与张方平告别。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说：“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文集》卷十）张方平还专门给欧阳修写了举荐信，并为苏洵父子准备了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父子入京。此后，苏轼与张方平的友谊一直很深厚。
苏轼的青少年时期，还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婚姻大事。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岁的苏轼同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的王弗结婚。王弗聪明贤淑，与苏轼有着深厚的感情。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对妻子生前的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文集》卷十五）
王弗为人谨肃、知书识礼，对丈夫的率性能够提出恰当的忠告、建议，可谓苏轼的贤内助。
以上对苏轼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作了简要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时期的苏轼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奠定了他人生中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同时祖父、老师的影响又使他自小对老庄的萧然自适有着深切的感受，由此为他将来形成随缘自适、旷达乐观的道家情怀奠定了基础。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家庭幽静谐和的生活环境，又养成了苏轼乐山好水、真率野性的秉性。但是，家乡毕竟是一方小天地，名人毕竟寥寥，畅游毕竟有限，这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种拘囿。苏辙在《初发嘉州》诗中就曾写道：“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40]又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41]虽然从天性上说，苏轼比苏辙更喜欢亲近大自然，更富有不羁的野性，但苏辙所道出的应该是他和苏轼所共同的实情，因为家庭不富有的关系，也因为父亲严格的管教，苏氏兄弟没有多少机会走出眉山，以至于邻近的乐山也没有机会造访。但时机终于还是来了，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从成都出发，经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过长安，5月到达京城开封，这是苏轼的第一次出川，从此苏轼兄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