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巴蜀情怀

苏轼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乡的贬谪生活中度过的，自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三十四岁的苏轼从故乡重返京师开始，他便彻底告别了故乡眉山，经历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动荡他乡之旅。他的足迹曾到过陕西凤翔，浙江杭州、湖州，安徽颍州，山东密州、登州，江苏徐州、扬州，河北定州，湖北黄州，甚至更远到了海南的儋州。虽然苏轼在故乡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故乡对于苏轼来说，却是他魂牵梦绕的情感寄托。吕肖奂在《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中说：“这种随心是家、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任性豁达，随缘放旷，固然带有一点身不由己的无奈，固然是苏轼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但苏轼的乡土情结包括家族情结比较淡化却是显而易见的。”^[1]吕肖奂是在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家族文学不同风貌的比较中得出此结论的，与南宋文人浓郁的乡情相比，苏轼的故乡情结确实相对较弱，但是对于苏轼的一生来说，故乡在他的心目中却具有很高的地位。

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苏轼不断地用“此心安处是吾乡”^[2]、“海南万里真吾乡”来安慰自己，将异地看成是自己的故乡，以此来慰藉自己思念家乡的情怀，可见苏轼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故乡情结始终是他一生难以割舍的。早年的巴蜀生活早已溶入苏轼的血脉筋骨，故园乡关的情怀时时在他的作品中闪现。越是在远离故土的他乡，越是在官场失意苦闷的时候，苏轼越是思念家乡，越是渴望回归故乡。可以说，故乡是苏轼情感的归宿，是苏轼仕途挫折中归隐情怀的直接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