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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弘扬儒学，排斥佛老。他拥戴统一，反对割据；主张仁政，抨击时弊；弘扬师道，奖掖人才。他倡导和发起了“古文运动”，大力提倡秦汉以前的“古文”，并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树立了一代文风：强调文以明道，以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而以文为明道的手段；主张学古创新，反对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学养，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不平则鸣，他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后人尊称他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百代文宗”。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

他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原道》《论佛骨表》《原性》从不同角度提倡儒道，反对佛老。《师说》倡导师道，抨击世俗。论证严密，层次分明，犀利透辟；论证之文有理有据，雄辩务实，切中时弊。《进学解》《杂说》等不平之文，讥讽时弊，寓庄于谐。

他的记叙文多为传记，他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他的抒情文，常用祭文、书信、赠序等体裁。《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祭十二郎文》，追叙兄嫂养育之恩及他与十二郎的患难经历，絮絮到来，如泣如诉，令人肝肠寸断。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成就与韩愈其名，并称“韩柳”。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逝于任所。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一起代表着唐代散文最高成就。“深”是其散文最大特点，“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使柳君集》），命意深，蕴涵深，牢骚深。他的散文大致为五类。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和骚体杂文等五类，而游记成就最高。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以《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代表着柳宗元散文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山水游记因柳宗元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散文体裁。

骚体杂文：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悟，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欧阳修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欧阳修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逸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中期最伟大、最全能的文学家。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污作诗“讪谤朝政”，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后迁为礼部郎中，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苏轼的文学艺术观及美学思想极其丰富、深刻、自觉。他的有关理论既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又是创作实践的指导。他在继承了传统的重道观，并多次强调文章应“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四首》），“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同时，他更自觉地以文学家自居，强调文学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他认为平生最快意的事，就是驰骋笔墨，写作文章。他把文章比作“精金美玉”，认为文章有独立于道统之外的自身价值：“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行于心不行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如此高扬“艺”的价值，苏轼当为第一人。

苏轼不但名列唐宋八大家，而且“宋之文莫盛于苏氏”（宋濂《文原》）。其散文集前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赋、论、策、序、记、书、杂著、史评、题跋、札记，众体皆备，长于议论与抒情。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诸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和前后《赤壁赋》。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质相近而体裁单纯、结构清楚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以诗为文。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在儋耳书》《记承天寺夜游》这一类文章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苏轼散文在集前人之大成基础上，能于平淡自然的通达和雄深磅礴的气势中带有一种超凡入化的情韵和真率深挚的情感。能于纡余委备、圆活流转之中，带有一种创新出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