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愤著书的传统

司马迁《报任安书》：“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话，概括了先秦各家发愤著书的传统。他自己写《史记》，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

由于“身与时舛”而发愤著书，秦汉以下，历代皆然。在司马迁后，扬雄、王充，以及庾信、王通、王绩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唐宋两代，韩愈所谓“不平则鸣”，欧阳修所谓“穷而后工”以及世人所谓“穷愁著书”云者，都是阐述这个传统的。

唐宋两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柳宗元。柳宗元早年，志在“辅时及物”，匡济天下，不在著作文章。贬官之后，才开始有意为文。因为政治上不得志于当时，所以要垂文于后世。历代好文章大多是在发愤著书的情况下产生。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一面惋惜他“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一面指出：“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这几句话，说明了柳宗元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说明了历代作家发愤著书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