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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原为乐歌，可配乐歌唱。

“风”即国风，为周朝各诸侯国和地方的乐曲，大部分是民歌。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

“雅”，又被称为中原正声，分为“大雅”、“小雅”。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有诗105篇。

“颂”为庙堂颂歌，是贵族祭神祭祖、歌功颂德的乐曲。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有诗40篇。

方玉润（1811—1883），云南广南人。曾为曾国藩幕僚。精于书法，著有《鸿室丛书》等20多种。

此书是清代《诗经》研究著作。也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更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诗经原始》附有《凡例》《诗旨》各一篇。《凡例》介绍编写主旨和体例；《诗旨》论述了自《虞书》《礼记》至清初各家论《诗》的得失。书中所论对象，以《诗序》《诗集传》和《诗经通论》三家为重点，其他诸说有可取者也予涉及，辨其得失。此书的主要特色，还在于能够注意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行文也颇有文采。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原诗的意境，很有助于对诗歌的理解。方氏踵姚际恒之后，从文学角度论诗，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诗经》题材广泛，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折射。或反映周人发祥创业的历史和周初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及周朝的某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或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罪恶；或表达人民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或反映兵役、徭役的痛苦；或反映劳动生活和爱国思想；或反映男女爱情、婚姻等，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诗经》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它大多采用四言句式，但又灵活多变；章节回环复沓，一唱三叹；多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风格自然朴素，生活气息浓厚；语言质朴优美，音节和谐明快，极富感染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历来把《诗经》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三类。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义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画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二）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西汉。《史记·酷吏列传》说：“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东汉王逸继作《楚辞章句》，于是《楚辞》作为这一诗歌总集的书名流传于世。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名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忧愁幽思之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列传》）。《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忌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是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九章》包括九篇作品，思想内容大体与《离骚》相似，是屈原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片断抒写。《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奇文。诗人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体现了他大胆怀疑、敢于向传统挑战、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著名楚辞作家。相传他是屈原的学生。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且出身寒微，在仕途上颇不得志。相传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但后3篇有人怀疑不是他所作。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由他而来。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三）“千古五言之祖”——《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其作者已不可考，产生的时代大约为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就是写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魅力，原因便在于此。如《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情状良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覆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

《古诗十九首》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四）中国诗歌的鼎盛——唐代诗歌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以音律美、体裁备、风格流派多以及艺术表现手段丰富等，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唐代诗歌创作盛况空前，犹如百川归海，洋洋大观。唐诗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清康熙45年（公元1706年）成书的唐诗总集《全唐诗》共900卷，是清康熙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曹雪芹祖父）奉康熙皇帝之命，起用当时已退居扬州的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位翰林编纂的。该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2200多位诗人近48 900首诗作。经过近年辑轶，总数已过五万。是迄今为止古典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它对于研究我国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无疑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这个数字超过了绵延千多年的先唐时期诗歌的总和，实际上唐人当时的作品远不止此数。

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画卷，生动地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中既可以看到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和重大的社会变动，又可看到一般的风俗习尚；既可看到豪门贵族的骄奢淫逸和人民苦难，又可看到雄奇的边塞风光和秀丽的田园山水。真可谓多姿多彩，蔚为壮观。

唐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地。不同的题材、诗体、诗人、流派往往风格各异，诸如悲慨、雄浑、冲淡、飘逸、沉郁、清丽、俊爽、险怪、诡谲、寒瘦等纷然杂呈。

即使是同一流派的作家，诗风亦不尽相同。许多诗人都具有独创的风格，如陈子昂的诗慷慨愤激；王维的田园诗恬静幽美；岑参的边塞诗雄奇瑰丽；李白的诗奔放飘逸；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白居易的诗通俗平易；李贺的诗奇诡险怪；李商隐的诗绮丽精工等等。众诗人都别具异采，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

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分别代表了唐诗的两大高峰。初唐的著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写作田园山水诗的传统，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诗派，又称韩孟诗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又称元白诗派。

唐诗还完成了我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古体诗”的五古、七古、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无不齐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流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下邽人（今陕西渭南县附近）。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长庆时，累迁杭、苏二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卒于洛阳香山。

白居易是杜甫后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生活的七十多年里，正是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今存白居易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讽喻诗；一是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前者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呈露在他的笔底。后者则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细致的情节描写，以及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语言和音调上又显得特别得流畅、匀称、优美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诗，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著有《白氏长庆集》71卷。

唐诗亦为其他文学样式之渊薮，她的题材、文辞、声律、意境、艺术表现手法对词、曲、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唐诗，滋养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浸润着中国民族的魂灵，她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极为崇高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