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法　家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称为“君子”；刑即惩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或称“小人”（琐小的人）。《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然而，春秋末年，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既然，礼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便寄希望于“刑”，而刑的实施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再加上，当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中央集权。

法家，就应运而生了。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给统治者提供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帮助他们管理属下，组织民众。

（一）韩非子——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不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得到了秦始皇的大加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于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韩非子（？—公元前233）

《韩非子》书影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而要适应这一历史变革，韩非认为首要的是制定法律。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韩非并不寄希望法律能使人向善，使用法律只是厉行禁止。“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都为善，而是使大众不做恶。君王统治国家，靠的就是法律和威严。

这样，韩非便将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的法、势、术，紧密结合了起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就是要“循名而责实”。君主治理国家，就是将法律中规定的各项职责交给臣下，然后监察他们是否恪尽职守，做到赏罚分明。

（二）李斯—— 法家厉行实践者

李斯（？—公元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方）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和韩非师从荀子习帝王之术，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李斯，初为上蔡郡小吏，后入秦辅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官拜丞相，被世人尊称为“千古一相”。

李斯（？—公元前208）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嬴政，即秦始皇）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秦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秦王看了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以“焚书坑儒”（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等百家之学，坑杀儒生）来统一思想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

秦始皇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污蔑李斯谋反，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三）法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以法治国，兼用术势，法为根本，术势为辅，是法家的基本思想。法的平等性、明确性、威吓性、现实性这四个特征，决定了法是治国的重要工具，而术、势是法得以实现的保障。法家思想对春秋战国及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起到了整治社会秩序、富国强兵的积极作用。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君国统治来说，法家学说确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存在。每当国家危疑弱乱之时，总有赖法家学说以求自强，如三国时曹操的好用权略与孔明治蜀的平正廉明，正是法家思想的表现，故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魏蜀重申韩之术，宋代王安石与明代张居正，锐意革新，力谋富强，也是参照法家学说而成的。

总之，法家的精神出自列国的纷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尊君权，重法治，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的自然趋势，法家之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法家思想盛于齐、三晋及秦，而后有助于秦之富强及完成一统的基业，更是秦施政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根据，对后世有莫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