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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于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在周朝，一些人凭着自己的武艺或军事才能（这些人大多来自下层社会），在王公贵族那里获得世袭的爵位。春秋之末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不少原来的贵族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沦为庶民。而这些人也散入民间，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墨子和墨家学派的成员就来自游侠。《墨子·公输》曾记载，楚惠王年间，公输盘帮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从齐国起程，日夜不停，历经十天，奔走千里，赶到楚国见公输盘和楚王，阻止其攻宋。说服公输盘后，再见楚王。楚王不听，墨子让公输盘为攻，自己为守，演示战争。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拒之。公输攻已尽，而墨子守有余。公输欲杀墨子以绝其患，墨子置生死于不顾，坦然对楚王说道：“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戴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楚王只得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的资料记载都足以说明他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具有军事性质的武士组织。《史记·游侠列传》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墨子崇尚任侠，他清楚地知道，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不可能通过一两个人的力量实现。只有通过有组织、有信仰的形式，培养能人义士，游说天下诸侯，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当然，墨子主张的“侠义”精神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武侠”有很大的不同。真正的侠者，大到为国为民，小到见义勇为。真正的侠者具备悲天悯地之心，有爱心，爱百姓，爱众生，爱万物，兼相爱，交相利；他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侠者即仁者，侠者爱人。因此即使在危难之中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侠者贵义，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弃，虽万金将于我何干？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墨子作为平民出身的政治家，他不但注重言传，还注重身教，身体力行。墨家的人全部葛衣短衫，亲自劳作。他甚至鼓励弟子们以自苦为乐。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深知民间疾苦，才对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深恶痛绝。也是这个原因，墨家才迅速得到广大平民的支持，具备广泛的民众基础，成为一时之显学。

同样，墨子非常关注从平民阶层选拔人才。他认为国家的贫穷和混乱都是由于贵族世袭、压制人才造成的。只有大批选拔重用德才兼备的贤人，才能达到治理国家，改变贫穷和混乱的局面。“尚贤”就是任人唯贤。墨子反对任人唯亲的宗法血缘用人制度。“尚同”就是在一个国家中政令体制赏罚刑治从中央到乡里上下一致，做到令出必行。尚贤是尚同的根本，尚同是尚贤的体现和延伸。墨子认为，只有上下一致，尚贤尚同，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在墨子看来，不分贵族奴隶，不分贫富贵贱，用人只有一个标准：贤或者不贤。在经济发展上，他主张“强本节用”。“强本”就是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节用”提倡勤俭节约，减少一切浪费，他对统治阶级挥霍浪费的奢侈风气进行严厉斥责：“节约则昌，淫逸则亡”。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拯时济世，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兼爱”即人人平等，不分等级贵贱，不论血缘远近，平等互助；就是爱人，爱百姓而达到互爱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损。兼爱还表现在大国不侵略小国，国与国之间无战事，和平共处。非攻就是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他极力反对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掠夺战争，认为战争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非攻善守”是他的重要主张。在《兼爱》下篇他论述了这一原则：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兼爱和非攻是体和用的关系。兼爱是大到国家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小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天志、明鬼和非命

天志就是上天的意志，明鬼就是确信鬼神的存在。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借用上天和鬼神的说法来教化民众要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止战，实现天下大同。他告诫人们，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而那些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并且认为国家和君主就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

非命就是反对命运之说的意思，也就是不相信命运。墨子认为，人们必须打破命运之说，强调事在人为，施仁义，行忠孝，兼相爱，交相利，这样生活才会提高，社会才会稳定，天下才能大治。若信奉命运之说，无所作为，听任各种邪行盛行，坐看各种恶行滋长，只会使人民受害，社会祸乱，乾坤颠覆。墨子在此也提出了用宪法法规和赏罚制度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主张。这一主张，跟以后的法家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3．墨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墨子以大义引导“任侠”精神，从而对中国几千年的任侠文化起了主导作用。其注重实践的认识观，直接启迪了后来的如荀子等人唯物主义的诞生。

“贵义”的思想对孟子有着直接的影响。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也。

“等贵贱”这一思想，在孟子接受以后，便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接受墨子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的影响，提出“轻徭薄赋”的主张。历代明君往往都采纳了这一观点。

墨家的统治思想对后世的民间宗教影响巨大。后世的民间宗教都主张超越出血缘关系代之以扩大的宗教家庭，否定尊卑有等的人伦秩序、宣扬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