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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系宋国贵族。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避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少好礼，家贫，15岁立志于学。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曾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后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终无所遇，乃自卫返鲁，聚众讲学，删诗、定礼、赞易、作春秋，成万世不朽之盛业。七十三岁而终。盖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

2．哲学思想：正名、仁义、忠恕、知命

孔子认为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认为首要的是要“正名”。即是说，每一个事物它的名字要和它本质相符，要名副其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都应当完成自己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些责任义务的本质就是“仁”，“仁者，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具体怎样实践“仁”呢？那就是“忠恕之道”。尽己为人谓之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言之“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为“恕”。只有将“忠”、“恕”结合起来，并认真履行它，才能真正实现“仁”。而在实践“仁”的过程中，肯定会碰上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困难，不论成败与否，只要竭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孔子所谓的“天命”。能够这样去做，个人就不必计较个人得失，也就不惧怕失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而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非常注重个人修养。他告诫学生要“志于道”，“立于礼”，君子要“慎乎其独”。孔子以“六艺”育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诸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性善说。孔子宣扬“仁”，并积极实践它。但他却并没有回答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孟子以他的“人性本善”试图给出答案。孟子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禽兽的本质就在于，人有一颗善良的心。

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呢”？“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善于乡党朋友也。非常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孟子对人性的著名假设：性善论。并直接地将这种“不忍人之心”推于极致，将之为规定人与非人的标准，认为人是先天具有这种心，不待学，不待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丑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圣王之道。根据自己的“人性本善”的学说，孟子进一步得出了他的仁政学说。在孟子看来，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行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行仁政，即在于得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如何得民心？所欲与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做民众想做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施行他所谓的“圣王之道”。孟子还说：“民贵，君轻，社稷次之。”作为国君应当“保民而王”，保了“民”，自然便“王”天下了。这样，就把国君和老百姓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自然就要为大众谋福利，并且与民同乐。

浩然之气。用冯友兰先生的话就是：由人的“勇气”“士气”而来。却又比它更广泛、更超乎世俗，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塞乎天地之间”。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孟子认为虽然“浩然之气”为人的本性，但只有一个人经常行义，浩然之气才会从他内心自然地涌出来。当个人的“浩然之气”与宇宙融为一体时，那他就足以通天地，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以此来勉励人们要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回答了个人为什么要注重自我修养。

荀子（公元前313—前235），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家。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著书讲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与孟子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也；其为善者，伪（人为之意）也。”一方面，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才更有必要让他们向“善”。而要人弃恶从善，必须加强后天的教化。如他所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择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自然，“化性起伪”当时非礼乐莫属。所以，荀子格外看重礼乐对人的后天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性本恶”，才需要后天的教育，而后天的教育则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因此，个人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社会。而要使社会组织起来，则需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定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这同样非礼莫属。从这个角度来说。荀子又比孔子进了一步，他阐释了为什么需要“礼”的原因。而且，在荀子看来，人类社会法则同自然的法则一样重要，在宇宙中，人和天地同等重要。“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高扬人的主体地位，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而对于自然来说，荀子认为自然是不会按照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