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诸子的由来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社会。天时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自古中国便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周朝分封诸侯“分茅裂疆”的仪式，历代君王祭天的庆典，民间老百姓“天地君亲师”的神龛，便是明证。同时，作为农业生产，在科学不发达的远古，人们往往更多的是经验，因此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便会受到尊重。再加上从事农耕的人们聚族而居，很少迁徙和流动，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家”为核心、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态。而这种结构的顶端，理所当然是那些极富经验知识的人（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后来人们也拥戴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子孙）。经验要传承，家族历史要沿袭，莫过于口述笔录。因此，梁启超便认为远古中国的文明，掌握学术的唯有“祝”与“史”，分掌“天事”和“人事”。即所谓“盖古代之官，唯巫与史”。巫，事鬼神；史，记人事。后来，随着文明的演进，史盛巫衰。所以，古往今来，诸多学者便认为诸子百家皆出于史官。

春秋之末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一方面，不少原来的贵族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土地，沦为庶民。另一方面，不少平民，由于一技之长或其他原因，受宠于诸侯，获得世袭的官职。原来的社会制度便土崩瓦解了。那些沦落贵族，他们本受礼乐之教，散入民间后便将王官之学，传于民间，而下层平民为谋取官职，获得权利，也希望能有特殊的才能，于是私家讲学、民间著述蔚然成风。这些沦落贵族（或者他们的门人）就是“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后世通常忠《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所言，实乃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

后来，冯友兰先生更是言简意赅地阐释道：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冯友兰（1895—1990）

冯友兰，字芝生，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近600万言。20世纪30年代，他编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抗战期间，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完整的新理学哲学体系。1948年出版了《中国哲学简史》（英文原著），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哲学史通用教材。晚年又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以哲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