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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渊如深洋，高过泰岳；体裁繁多，举世无双。《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将专属史部定为十五类。近代，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标准，分类又颇多。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将我国历史典籍分为古史、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实录、制度史、学术史、传记、地理方志、杂史、史评史论、史考、金石甲骨考证、历史研究法、笔记、类书丛书、文编、书目、表谱、索引辞典等二十类，颇有代表性。

现选取其中常见的一些体例略作讲解。

一般来说，根据编排的线索，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长短的情况，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也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历史的，称国别体。下面对史书的有关体例作简要说明。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著名的有《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编年体虽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但它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因此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公元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春秋》为文极为简略，但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予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经典，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其中以“《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最为著名。《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公羊传》与《谷梁传》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比如《史记》《汉书》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史书之后，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都是这种体例。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间先后加以集中叙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于记事，方便阅读。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是我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通史主要特点是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资治通鉴》。

断代史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

此外，典制体、史注体和史评等也应当了解。

典制体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也不可能完备。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又有宋郑樵作的《通志》与清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它们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深受后人欢迎。

注体是中国古籍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而《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当数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杰作。

史评即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我国的史评，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不过，那时的史评，是对历史的评论，而非后来对历史著作的评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史评，始于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肯定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堪称史评专篇的是班彪的《前史略论》，他在文中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

刘勰（约465—520）南朝梁人。所著《文心雕龙》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论述了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既有强调以儒家思想为最高准则的一面，又重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主张文学创作须有发展变化。全书系统完整，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制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各类之序介绍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对过往史籍的全面史学总结。唐代最重要的史评著作是刘知几的《史通》。宋人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明末清初，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独到的史学见解。

《廿二史考异》100卷，附《三史拾遗》5卷、《诸史拾遗》5卷，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的原著。

钱大昕18岁有志读史，从《史记》到《元史》22部正史，他都反复精读，详加比勘。40岁开始撰写《考异》，历15年草成初稿，至70岁而全书刻毕。从积累资料到全书刊成，历时52载。钱氏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历代正史作了系统的考辨，补充遗漏，订正讹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书援引广博，考辨严谨，对近代史家有深远的影响。

考证，又称考据，是整理古籍和史料的一种方法，一般是通过本书的前后比较（本校），以彼书来校正此书（他校），以一种史料和他种史料对校（互校），来发现矛盾，分析归纳，得出结论。我国史长籍富，或因传抄翻刻，或因有意作伪，使不少古籍残缺讹传，考据就是适应整理校勘、注释考订古籍而产生的治学方法。

我国考据，早已有之，而真正的鼎盛，乃清乾嘉时期。其时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文人为躲避灾祸，纷纷躲进故纸堆，读经校书，不理世事。因此，考据空前兴盛。乾嘉史家，大多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史学研究，或对旧史校勘注释，或对史籍甄别辨伪，或辑佚失传的史籍，成绩斐然。乾嘉考史著作甚丰，而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为有名，代表了乾嘉考史的最高成就。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史考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却不及钱赵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