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　德

史德，是清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提出的。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什么是“史德”呢？“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关于“史德”的论述，是对唐朝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补充。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刘知几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对于史识的内涵，刘知几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说“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事实上这里面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章学诚在肯定刘氏理论的前提下，感觉意犹未尽，“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就提出来“史德”。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在章学诚看来，“心术”就是要从天人关系的高度去体察整个世界、认识历史，要求史家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尽量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要求发自内心，用一种纯粹之心去感悟事物，并对之作出评价。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把“史德”排在第一位，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史德的概念虽然到清代才被提出来，但在中国却有悠久的传统。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太史董狐“书法不隐”。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予以无情地鞭笞，爱憎分明，充满激情。明朝胡应麟有“公心”之论：“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从书法不隐、实录到素心说、直书论、公心论，无不与历史研究者的道德有关。

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先秦史官多为世袭，这种情况到汉代尚未改变，司马谈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便是明证。这和我们的“巫史”文化是分不开的。作为“巫”，必须要求掌握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由于当时社会尚不发达，“巫史”文化往往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而其传承当然往往是通过在父子兄弟间的传授来实现的。这就使得“巫史”在统治集团中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又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当时统治者普遍具有的重视史鉴的意识，这就使得史官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极大尊重。再加上其几乎无法替代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往往不能被随意罢免。即使被罢免，其继任者往往也都是在“巫史”官员内部系统甚至是其家族内部选拔。种种这些，都使得他们往往敢于不畏强暴，敢于秉笔直书。

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人便把正直的史官，叫“董狐”，把实录无隐，赞为“董狐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