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清代经学

所谓“朱学行数百年”，指的就是元明两代的经学都笼罩在朱学之下，几乎没有超出程朱理学。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潜伏着衰败的先机。宋明理学也是如此。因此，到了清代，经学又出现了复古趋势，大力批判宋学。

为什么清人对宋学进行攻击批判呢？一方面，“夫学术犹果实也，成熟则烂而落，而新生之机，亦于是焉茁。清初诸儒，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凡此皆其萌蘖之可见者也。”（钱穆《国学概论》）其次，“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以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遁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其精神意气，自与夫乾、嘉诸儒，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又况夫宋、明以来，相传六百年理学之空气，既以日浓日厚，使人呼吸沉浸于其中，而莫能解脱。而既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于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斯民之实？此又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也。”（钱穆《国学概论》）。再次，“程朱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统治者把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纲五常视为人们一切思想言行的准则。在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中，都明确规定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读书人只能用死板的八股文来重复那些迂腐的说教。所谓‘代圣贤立言’就是不准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宋明理学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了，完全是统治者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了。对于读书人来说，它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罢了。”（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宋学是注重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在治学方法上以思辨为主，清人认为其空疏；所谓汉学是注重对文本与字句的考证，在治学方法上以考证为主。

　　　《经学通论》内页

（皮锡瑞　中华书局，1954年

皮锡瑞（1850—1908）清末学者，著名经学大师。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举人出身。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他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晚年长期任教，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览群书，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所著《五经通论》，皆为其心得，示学人以途径。《经学历史》则是经学入门书。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应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于诗及骈文。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明末清初在顾炎武经世致用等学术风气的影响下，经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空乏的习气，而趋向质朴具体的作风，再加上当时大兴文字狱，故而，当时学者重视文献、讲究考究之风盛行。

“清代的经学，以复古为创新，其发展大体可分三阶段：乾嘉经学，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和晚清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势日颓，民族危机日重，一些经学家依托孔子和儒家经典以改制。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斥古文诸经为刘歆伪造，其《孔子改制考》宣扬《公羊》改制之义，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皮锡瑞和廖平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两位大师。皮锡瑞撰《王制笺》《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均详审缜密。皮氏进而注意经学概论及经学史之研究，著《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在经学研究上贡献颇大。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利用经学改制，不可能拯救中国的危亡。廖平的经学思想先后经历六次重大变化而不通，标志着经学的终结。”（庞朴《中国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