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经学—— 古今文之争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凡十四博士。”他们都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到了西汉后期，逐渐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春秋公羊传》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谶纬泛滥；另一方面由于不少经学家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形成所谓的今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是指汉代流传的隶书字体，所谓“古文”是指秦代以前的字体。“今文经学是汉代儒家的一个学派，与古文经学相对。西汉初年，儒家经书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由一批学者讲解，形成一个学派，叫经学。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书籍，‘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了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居，从墙壁中发现一批先秦古籍，也都是古文。西汉末刘子政提倡这些古文，形成经学的另一学派。后人把刘子政一派称‘经古文学’，与此相对，此前经学皆以今文经书为本，被称为‘经今文学’。后来两派又分别称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庞朴《中国儒学》）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

董仲舒，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兼通古今，唯善是从，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因此，当时学者纷纷摒弃门户之见而就郑学。自此今古文之争随着郑学的兴盛而日渐衰退，古今文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地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