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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本指织布用的纵丝（横丝为纬），后来代指典籍，因为古代简册涣散，要编丝将其连缀起来。后来班固将其进一步发挥：“经者，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白虎通义·五经篇》）在这里，“经”，即是“常道”之意，也就是指永恒不变的道理。最初许多历史典籍和学者著作都被称为“经”。（如《老子》一书被称为《道德经》，《庄子》也叫《南华经》，庄子把《墨子》称为《墨经》），并不仅限于儒家经典，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地位空前提高。从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长期传播，崇奉勿替，是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奉行的真理，理所当然被奉为“经”。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形成经学。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 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说起儒家经典，我们立即回想起“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和“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的确，它们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并不止这些，而是“十三经”。这十三种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作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作为书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它本是一部以解释五经的训诂为主，通释群书语义的训诂汇编，并非是一人一时之作，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由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资料而成。《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19篇。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易经》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