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 学 典 籍

（一）国学典籍知多少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其卷帙浩繁，内容宏富令人叹为观止。如果将近8万卷的《四库全书》近230万页的纸张摊开，逐一相接，其长度可绕赤道圈！而从乾隆至今其典籍又何止千万。据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截至1998年底，馆藏文献已达2160万册（件）并以每年60～70万册（件）的速度增长。

作为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最大的功效就是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对于历史上文献典籍的流传和保存来说，单本的图书，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就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四库全书》正是这样一部大书。

“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有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有《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有《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

“集”就是“集合”的意思，有“别集”和“总集”之分。别集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东汉。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所谓“别集”，就是指个人诗文集，即一家之所著述。如：曹植的《曹子建集》、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苏轼的《苏轼全集》等。

总集的名称出现在六朝时期。“总集”就是相对于“别集”而言，就是编辑多家诗文而成一集。随着历代文集的增多，散乱而无条理的自然随之而增多，为了便于研读，便将多人的诗文汇编成一集，就成了总集。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挞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隋书·经籍志》）

虽然，总集之名始于六朝，但总集之作却远在春秋时期。《诗经》便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接着有《楚辞》。然而《诗》列为经部，《楚辞》又别是一家，都不在总集之内，因此，真正的总集还始于挚虞的《文章别流集》四十一卷（已亡佚）。而现在所见到的最古的总集当数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过说明：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

此外，宋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以及清代吴乘权、吴楚才、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等都属于总集总集。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

萧统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字德施，南朝兰陵（今常州）人。自幼聪慧过人，两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四岁加冕。成年后，萧统有感于朝政的险恶，决定离开当时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到镇江的南山，韬光养晦，读书撰文。萧统邀集当时的著名文仕在此商讨编纂一部诗文总集——文选。萧统编辑文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因此，凡“姬公之籍、孔文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等即所谓经、史、子、集的著作一概不选。《文选》收入了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七八百年间129位文人才子的文章。共30卷38类，700余篇。这部文选保存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学精粹，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的编纂要从乾隆37年（公元1772年）正月颁发的一道征书谕旨说起。乾隆是历史上少有的“武功文治”全才的皇帝，他对散佚民间的文献书籍很感兴趣。这是第三次诏令各地督抚访求书籍，与前两次一样如同泥牛入海；直到十个月后，才收到贵州巡抚姗姗来迟的一道奏折，报称本地“地居山僻，书籍罕临”。乾隆帝大为恼火，严厉责令各省督抚，尤其是藏书丰盛的江浙地区的督抚大吏，要求他们立即奏报访书情形。

恰在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奏书提出访书校书的四条建议，其中提到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中收有不少当时民间已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派专人进行辑录。

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影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津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

至今的两百年间《四库全书》饱经沧桑，历经坎坷。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1948年底到1949 年初，国民党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往台湾。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沧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中国台湾。

翰林官员查核《永乐大典》后，发现确如朱筠所言，乾隆遂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稀典籍。并决定将所有的书籍集中起来，包括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图书，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加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把它们全部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最终征集图书达13 501种。

但是献书至四库馆后，反清书籍陆续被大量发现，清廷震怒之下发出了禁毁“违碍”、“悖逆”之书的命令。先是抽毁，将书中不利于清廷的文字一一删除，抽不胜抽便全毁。整个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差不多等于《四库全书》收录的典籍数量。与禁书相连的便是“文字狱”。乾隆年间是清朝文字狱最盛行的时期，共计100余起，而发生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的为48起，约占半数。这些禁书活动和文字狱案件，不仅给《四库全书》这项大型文化工程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规模如此巨大的书籍如何阅读呢？史书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宋太宗特别喜欢当时编纂的一部丛书《太平总类》，把它列入阅读的书单，决定日览三卷，一年读完。这本书也因此更名《太平御览》。一天三卷，就是大约3万多字。可以肯定，按照宋太宗的读法，要用26 446天也就是72年又5个半月，才能读完《四库全书》。事实上，从问世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读完这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遍读《四库全书》意味着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中国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这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难以企及的。因此，一个人一生中能专精国学中的一两个领域，已是难能可贵了。

（二）基本要籍

但是，有些基本的图书，则是不论是治任何学问的人，都必须读，而且是必须熟读的。这些基本的图书，经、史、子、集都有，这些基本典籍，不仅是治国学的人要熟读，就是治其他学科，也都应涉猎。

历来为初学者列举必读书目的学者很多，比如梁启超（《国学必读书目及其读法》）、张之洞（《书目答问》）、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屈万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院士）（《初学必读古籍简目》）……

梁启超在他的《国学必读书目及其读法》一书中为我们分五类推荐了他所认为的必读典籍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典籍的要义、自己的读书心得及其读法之后，在其附录一中又为青年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并语重心长地说道：“所列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唯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位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三）研治国学的资料

胡适先生在他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以“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的不同”来阐释方法与材料的关系，说明方法与材料对于研治学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有好的治学方法，而没有好的资料可以用，绝难做出好的学问来。

研治国学的资料，通常分为“图书资料”与“非图书资料”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