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的 现代大学的新文学活动

创作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师生互动与传承、创作与翻译并重、创作与研究互动，这些都是新文学与现代大学关系中特殊的表现形式。

新文学首先在现代大学里萌生，而后发散到大学以外。同时也是先在京沪的大学里发展壮大，然后向京沪以外多个大学扩散。

新文学在京沪以外大学的扩散过程中，呈现两个特殊的时段。

1937年以前：

南开大学（天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广州）、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武汉）、青岛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四川大学（成都）。其中广东高师—中山大学、武昌高师—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明显学统的传承，大学空间的作家有流动的关联。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者几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新青年》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后来者树立起鲜明的标杆。《新潮》对《新青年》继承和超越时所列举的新“元素”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这自然与胡适作为前者的“顾问”、“指导”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高师向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转型过程，与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有关，这个转型的实际师资力量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初形，尤其是文科，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

接下来在“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师资又把武汉大学扶植起来。1928年7月组建武汉大学时，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览（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8人为筹备委员。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黄建中是北大毕业生，他们和随后从北京大学来的王世杰、陈源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尤多。其中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先后做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上看，1928年以后，武汉大学因“太平洋”—“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的到来而兴。《太平洋》、《现代评论》杂志的主要成员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沈从文、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等人在这里任教，另外两位新文学作家闻一多、陈登恪（春随）也相继离开中央大学来到武大。陈源也曾邀请过顾颉刚来教中国历史，并致信胡适，请他催促顾接受武大之聘。胡适1930年代曾以武汉大学的兴盛，作为中国教育进步的典型向外国人展示，其中自有内在的学统关联因素。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前两任校长是蔡元培的北大学生杨振声、赵太侔。30年代，新文学作家云集，文学之盛，得力于北大的学统的传承。特别是30年代前半期，杨振声、赵太侔、王统照、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方令孺、邓以蛰、张道藩、陈梦家、洪深、老舍等在此设坛，师生（学生如臧克家）互动，有矛盾，有故事，更有文学的创造。

1937年以后：

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云南大学（昆明）、桂林师范学院（桂林）。

其中1937年以前，特别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在杭州一师，新文学兴盛一时，新文学作家群起。杭州一师因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这里不做讨论。

抗战时期西南的三个文化中心：重庆、昆明、桂林，前者因政治压力过大，文学的自由精灵，在其中的大学里无法释放。这里只选取昆明、桂林的两所大学来讨论。其中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的作家队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明显学统的传承，大学空间的作家有流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