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瞿秋白的“五四”情结、上海大学 规划与“文艺大众化”

一、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

1923年，刚从俄国回来的瞿秋白在李大钊的推荐下接受了上海大学的教职，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7月23日，瞿秋白作《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于8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这篇文章可以视为瞿秋白拟画的上海大学蓝图，其叙述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处理的主题则是“五四”式的。文章从“世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所代表的西方对“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中国的经济冲击开始，继而论说到思想文化：

今中国旧式的文化生活渐次崩坏，文学艺术方面发生许多新要求——个性的发展，学术的民众化等。所以“文学革命”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二。实因社会现象的日益复杂，不得不要求文字上的革命，以应各种科学之需要……

中国文艺之中“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端倪。数年以来的运动，自然始则散漫传播，继则渐次广泛，征取新领域，至今已渐就集中，渐就分化，将形成一新系统，这亦是一种当然的倾向。⁽⁵⁾

由此提出建设上大的两大目标：

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责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②

值得注意的是，“形成新文艺的传统”被放在了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实指马克思主义（瞿编译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即题名为《社会科学概论》），“新文艺的传统”则显然指五四新文学传统。瞿秋白的这份规划实际延续了一个“五四”主题：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寻找“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和“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端倪”，从而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二、瞿秋白任教上大前后的国内政治思想背景

瞿秋白任教上海大学时期，对苏俄的好奇乃至好感正在中国增长。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政府宣布无条件放弃在华特权的“加拉罕宣言”于1920年传到中国，使正沉浸于巴黎和会所导致的对欧美的失望情绪的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曾指出：“苏俄对中国的诱惑，是针对当时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以及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而开展的独立运动的。”⁽⁶⁾苏俄为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而对中国采取了友好的姿态，并积极与中国国内的激进革命势力接触。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6月中共“三大”议决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苏联及其所试验的社会制度、其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感兴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这样的大报才会派专员长驻苏俄进行报道，以满足国内对这个新生国家日益增长的好奇。

瞿秋白本人的经历也使他能够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关键人物。瞿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曾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身份参与其间，也是中国最早精通俄语，能够长时间深入接触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对国内进行介绍的人之一。《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则使他可以在当时中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更关键的是，1917年到北京的瞿秋白，是在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之时来到运动的中心：“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⁷⁾对自己作为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身处中西文化碰撞旋涡的处境有着深刻乃至痛苦的体认。《饿乡纪程》中写道：“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于是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各自站在不明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相调和，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⁸⁾

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而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相信自己担负着“以文化救中国”的责任。⁽⁹⁾至于俄国，这个被瞿秋白视为“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¹⁰⁾有着与中国相似的境遇，且又是第一个试验社会主义的国家为正在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文化之争提供了第三种答案，因此对瞿而言，“入俄的志愿”既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也是为了“自己心灵的要求”：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¹¹⁾

如果按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当年留美归国的胡适曾为渴望突破“中体西用”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典范”，⁽¹²⁾那么，1923年瞿秋白留俄归来时，中国思想、文学界也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期：“文学革命”高潮已过，“革命文学”的盛行还需待时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思想渐取胡适的自由主义、实验主义而代之，这一新的“典范”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瞿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中写道，正是从任教上大时开始，自己逐渐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¹³⁾

可以说，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以及瞿自身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和特殊经历使他有可能成为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界“马克思主义转向”中的核心人物，而且瞿本人对此也有着相当的自觉，他是带着“五四”的问题赴俄的：“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¹⁴⁾两年的旅俄经历使他相信自己已经从这个国家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辩论，现在不解决而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旧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

我这东方稚儿却正航向旋涡，适当其冲，掌舵得掌稳才好。⁽¹⁵⁾

从这一层面上看，上海大学对瞿而言，就不仅是提供了一个教职，也是经营再一次的新文化运动的平台，而在瞿秋白即将经营的这份事业中，胡适及其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成为一个影响深远和必须超越的存在。

三、瞿秋白与胡适

任教上海大学前后，是马克思主义继实验主义而起的时代，也是瞿秋白一生中与胡适交往最多的时期。

首先向胡适推荐瞿秋白的是陈独秀，1923年4月7日，与瞿秋白一同从俄国回来的陈独秀致信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瞿介绍新俄的书，信中写道：“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¹⁶⁾7月初，瞿秋白至杭州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时，在俞平伯的陪同下专门拜访了时于烟霞洞休养的胡适。⁽¹⁷⁾7月23日，瞿秋白作《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7月30日，瞿秋白致信胡适，述“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并商务印书馆已因胡适之嘱，答应“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等事。关于任教上海大学，瞿秋白写道：

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¹⁸⁾

是年10月11日瞿秋白去上海沧洲别墅再访胡适，徐志摩日记中对此记载道：“午后为适之拉去沧洲别墅闲谈……秋白亦来，彼病肺已证实，而旦夕劳作不能休，可悯。”⁽¹⁹⁾

“五四”时代的瞿秋白曾去北大旁听过胡适的课，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²⁰⁾从烟霞洞和沧洲别墅的两次拜访，以及这封信的内容和语气可以看出，刚刚任教上大的瞿秋白，确是以“青年浅学”的身份希望得到“五四”元老胡适的帮助和支持，而“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设想则未尝不包含着超越的雄心。

瞿秋白的上大规划中，对“文学系”的设想是从语言学开始的：

文学作家的作品方面，本不在于有范式或系统，各人有他的创作力。然而学术上所能助文学家的（大学教育的职任）却多半在于文字学（或言语学，更广泛言之即“语言文字的科学”）。文字学不但能助文学，并能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如“语族”与人种学的关系，金石考据与历史学的关系。值此白话代文言而兴的时代，整理中国旧有的这种科学，却是大学的重任。……我们看一看在这白话文字的初期，中国语言文字是不是要这种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句法，以及修辞学中“诗的技术”等。工具不良，怎么会有好东西做出来呢。⁽²¹⁾

随后开列的中文系课表中既包括了中国传统的金石考据学、音韵学、训诂学，也包括了“叙述的言语学”、“历史的言语学”、“比较的言语学”这些西方语言学领域（瞿旅俄期间，正是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派兴盛之时）。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曾坦言自己受到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影响，“因研究国故而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²²⁾规划中提出用“语言文字的科学”这一西方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的金石考据、音韵训诂，视为“学术上所能助文学家的（大学教育的职任）”，显然是当年为求“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的实践。

由“值此白话代文言而兴的时代，整理中国旧有的这种科学，却是大学的重任”之语可见，瞿秋白的上大构想，特别是对中文系的构想，有意沿袭胡适当年依托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的模式，从而求得“今文学再生”之途，以及更进一步的“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

1915年2月20日，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记述与英文教师亚丹（Prof．J．Q．Adams，Jr．）谈论“国立大学之重要”之事，借亚丹先生之语描述了“吾梦想中之大学”：

先生曰：“如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²³⁾

胡适“梦想中之大学”与瞿秋白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传达出一个共同理想：以现代体制的大学为载体，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引入外国文化以创造中国的“新文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瞿秋白在上大规划中要首先阐明：“中国文艺之中‘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从而推出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责任的原因。

余英时讨论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所作的中国化改造时曾指出，胡适把实验主义化为了方法论：

杜威的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把“新思潮的意义”归结到“再造文明”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但在“改造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²⁴⁾

1924年写作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表明，瞿秋白已经意识到要在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胡适和他的实验主义是必须超越的。文中肯定当年“胡适之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²⁵⁾在肯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之后，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包容之：“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③瞿秋白对实验主义的肯定都在其实践方面，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优于实验主义的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优于实验主义的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法。瞿秋白首先是一个面临“东方还是西方”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正是前者，因为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帮助俄国解决了“西欧派斯拉夫派”的争执，那么也一定可以帮助与俄国情况相似的中国解决“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

可以说，瞿秋白也是胡适由“输入学理”、“整理国故”而“再造文明”计划的笃信者，他们二人在必须引入西方才能求得东方文明的“再生”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共同的。从这一意义上看，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不能单纯视为他制定的一种政党文化政策，其中也包含着他寻求“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五四”理想。

四、“中国自己的Renaissance”：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大众化”

瞿秋白是职业革命家，也是20世纪初面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对他而言，“五四”具有双重含义：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是用“耶各宾式的革命手段”实行“革命的独裁制”；⁽²⁶⁾而作为文化事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国自己的“Renaissance”。

1931年3月12日在致俄国汉学家郭质生的信中瞿秋白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是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Semolae Wenhie”（四马路文学）。⁽²⁷⁾

瞿秋白对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深信不疑，而他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基本承袭了“五四”以来的通行认识，即通过语言文字改革，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推翻拉丁文的权威一样，打破由语言造成的社会等级、偶像崇拜、地域隔阂以及上层精英对文化的垄断，由此开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路，因此把上海大学建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才显得尤为重要。1923年10月，瞿秋白作《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署名陶畏巨，发表于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该文被认为是瞿首次提出新文学大众化的文章。文中援引欧洲经“文艺复兴”而形成“民族国家运动”之事比附五四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民族国家运动”在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他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

……四五年来的成就枉然抛弃：说鼓书，唱滩簧，廉价的旧小说，冒牌的新小说——他们的思想虽旧，他们的话却是中国话，听来流利——仍旧占断着群众的“读者社会”。⁽²⁸⁾

1932年的《大众文艺的问题》尽管使用了阶级斗争的语言，重复的仍旧是相同的主题：

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固然有时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是在现在的阶段上，这显然还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任务。问题是在这里！⁽²⁹⁾

在瞿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还远未完成，胡适当年提出的文学革命目标“‘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因而对上海大学的规划和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都贯串了这一“五四”情结。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提倡“文艺大众化”时的瞿秋白既以“五四”为假想敌，又时时以“五四”为参照系。他将“文艺大众化”称为再一次的文字革命、文学革命，提倡中时时模拟五四文学革命情景：从号召反对各式各样的“林琴南”，到批判士大夫的“‘我们’心态”；将五四文学视为半文言、假白话的“欧化文艺”，号召重建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又要求“有像五四时期一样的战斗精神”。⁽³⁰⁾这些言论不应该仅仅视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怀抱政治目的的宣传，事实上，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并不再分配政治工作，而他大量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正是写于这一段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时期。《多余的话》对此有所叙及：“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疲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³¹⁾

瞿秋白受“五四”影响在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后，毋宁说他是用自己所接受到的五四新文化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瞿并非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没有像后期创造社的彭康等人那样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他详细列举过“五四”时所读胡适和梁漱溟的书、《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却很少提及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所记大都是苏俄报章、集会内容，《多余的话》中也曾坦言，自己关于这种思想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旅俄期间阅读的苏俄报章，以及充任东方大学翻译时的讲义，相较之下，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或许还要更高些，而对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无兴趣。吸引瞿秋白的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与他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相契合：

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②

可以说，瞿秋白实际是在自己所接受的五四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解决“五四”带给他的问题。《多余的话》中有言，马克思主义使他深信唯有通过阶级斗争，新的文明才能实现，他在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如前所述，瞿秋白也是胡适“再造文明”理想的笃信者，他的“文艺大众化”计划几乎可视为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版本。

瞿秋白将“文艺大众化”称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以示区别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这一概念却并非他首创，胡适留美期间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就已称赞但丁“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³²⁾

胡适文学革命目标里颇具自由主义理想色彩的“最大多数人”，被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阐说为“普洛大众”，但是瞿并不曾严守“无产”的阶级界线，而是常常将“大众”的概念泛化使用，讨论汉字罗马化问题时即声称“‘罗马化’的基础，就是创造一种真正现代大多数人用的文字”。⁽³³⁾

在瞿看来，“革命文学”运动那些“浮萍式的”革命文学作家“所有的只是‘天才’，只是‘理论’”，^③却并未能完成“五四”建设新文学、新文化的目标，他对“革命文学”的批判一如胡适当年对清末民初拼音字母运动的批判。胡适曾批评吴汝纶等人提倡拼音字母时所持仍是精英阶层的“两面心理”：

这种心理的基础观念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夫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以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³⁴⁾

瞿秋白提倡“文艺大众化”时曾作《“我们”是谁？》一文，批评郑伯奇以“我们”身份自居的背后所体现的仍然是士大夫居高临下的精英心态。

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

何大白说：

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而大多数的群众依然不受我们的影响。

这里，何大白说的“我们”是谁呢！？他用“我们”和大众对立起来。这个“我们”只是“大众”之中的一部分。⁽³⁵⁾

瞿、胡二人写作两篇文章的立场虽然各不相同，但在试图打破由语言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对立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胡适曾在他的留学日记里记述了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的俄国革命场景：

成群的学生很容易从他们的黑色制服和蓝帽子被辨认出来，它们中还混有许多起义士兵的粗布衣裳；各色人等杂入其中。眼下他们消除了党派之争，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团结成一体。⁽³⁶⁾

这一消弭了社会阶级界线，各色人等“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团结成一体”的“十字街头”景象显然令胡适深为感动，他为此写下了一首《沁园春·咏俄京革命》。罗志田曾指出，胡适的文学革命计划是有意要合“他们”与“我们”而成“全国人民”，“在意识的层面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这恰是他要仿效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³⁷⁾瞿、胡二人都相信，社会革命应从文化革命着手，而文化革命要从文字、文学革命开始，寻找到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教育的工具，即胡适所谓“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³⁸⁾

因此，从这一层面看，30年代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不遗余力的提倡，努力想要重新整理出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大众化”的谱系，其实也是为了继续他“上大规划”中寻找“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端倪”的“文艺复兴”计划。对瞿而言，这是一个“五四”带给他的问题，也是“五四”未能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