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　　言

研究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不重视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究对象被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们研究这一过程。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新文学在大学讲堂上作为知识被传授之前，新文学也早已活跃于大学校园之中，此现象并不以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为转移。因此，下面的研究中，在围绕新文学课程设置进行论述之时，还以大学环境内的文学活动为线索，在论述中，尽力包含对这两条线索的历史描绘与勾勒。

我们之所以以现代大学中的新文学课程设置为线索之一，是因为，从课程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新文学进入大学国文系讲堂，对于新文学来说，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绝非仅仅设了几节课那么简单。

首先，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两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从知识权力的角度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进入课程结构设置，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控制权，具有了课程设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霸权”；同时，作为课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的形式传播出去，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术”地位，这就意味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传播出去，为社会所接受。正如西方一些现代学者所强调的，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建构，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课程作为教育的内容，作为合法化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课程设置对新文学发展本身来说，是富含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其次，环绕小小的课程设置，牵动的却是整个时代环境、大学教育制度和几代人的因素，因为任何一个课程的设置和存在，都是社会文化的表现。正是这些因素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才使得新文学课程登上大学讲堂。这些因素又都从不同侧面丰富和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因此，从小小的课程设置里，窥见的却是社会文化的变迁。

再次，课程一旦被设置以后，通过教学，课程就成为一个课堂生活中师生共同建构课程文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正式课程如何得以贯彻执行，即作为法定知识（或官方知识）的课程内容，被传授和被学生内化为其文化结构的有机成分的过程。新文学课程设置后，当它作为大学法定的官方知识被传播时，就牵涉到教师的安排和新文学教材的写作等等相关问题。因此，对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新文学的发展状况。

由此可见，对简单的新文学课程设置的考察，实际上是对课程文化的考察，对课程本身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围绕新文学课程设置这一核心问题，我们选取了上海现代大学中的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为代表，来研究以上海城市为背景的上海现代大学，是如何设置新文学课程的。

而之所以选取这三所大学，是因为，如果以新文学课程设置为线索，这三所大学的形象和意义在众多的上海现代大学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复旦大学在1924年就开了设置新文学课程的先声，早于王瑶先生认定的1929年清华大学设立新文学课程；中国公学则在1929年不仅设立了新文学课程，还聘请了无旧学背景、只有小学学历、以新文学创作见长的沈从文为教师，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聘请上取得了双重革新；而光华大学则是在30年代众多的大学（包括一向视为自由度相对较小的国立大学和漠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教会大学）都已经设立了新文学课程时，拒不设立新文学课程，但光华校园内的新文学创作又异常发达，这样的“矛盾”现象值得探询。因此，本篇以这三所大学为解剖的“案例”，来研究它们对待新文学的不同态度，它们的新文学课程设置情况，教师安排及教材编写和研究状况，大学环境下师生的文学活动情况等。然而，对一种研究视野的选取，必然也导致遮蔽了此视野之外的其他形态与意义。以新文学课程设置为线索的研究使得复旦、中公、光华凸现出来，但也使得上海其他一些大学被排斥在了视线之外。因此，在对这三所大学进行描述时，我们将联系上海其他大学，如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震旦大学等，进行横向比较，使之尽量体现出上海现代大学的整体图景。不仅如此，我们还会联系全国其他大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显示上海现代大学独特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选择的复旦、中公和光华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私立大学，因此，它们又呈现出私立大学的特点。1937年以前，上海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主要专注理工科，暨南大学则侧重华侨教育。同时，教会大学则对中国文化与文学采取消极态度，如震旦大学不设中国文学系，圣约翰大学最注重的是英文教育和商科。这样，文科教育的任务就主要落到了上海的私立大学的肩上了。这与私立大学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私立大学多以文法学科为主，主要是因为私人办学资金有限，开办理工科类专业需要购置大量的实验仪器设备，一般的私立大学没有这样的能力。然而，也正是由于在资金上不用仰仗政府当局的鼻息，私立大学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超越政治，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办学空间，形成自由民主的校风和学风。

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有其他一些学校，如上海大学（1922—1927）和匡互生创建的立达学园。由于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注重的是干部的培养；而立达学园虽聚集了一批早期散文家，但它不具备现代大学的体制，故都略去不谈。

本研究的第二条线索，是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从教育和职业背景上追根溯源的话，现代作家多多少少都能跟现代大学联系上。有的作家在校园外发表了很多作品，名声响亮，同时也具有校园身份——是教授，或者是学生，但很难有直接证据说明他的创作对现代大学产生了如何的影响。例如徐志摩，他的确曾代课上海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但无法利用现有史料，来说明他之代课与他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在研究范围上的混乱，本书更关注的是以真正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人和事。而这种“发生密切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各个大学出版的校刊。当一个新文学作家在大学校刊（不管是学报，还是学生自办的校报）上发表作品时，他就对校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因此，本篇在研究大学环境的文学活动时，引进“校刊”为中介，来界定研究对象的选择。对于在校刊上出现的新文学作家，我们将着力研究其发生的影响。但以在“校刊”上发表作品为标准还是不够的，校园范围内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学生生涯中的文学创作、对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根据上述两条研究线索的需要，我们研究的范围划定为三方面：一是不同大学的办学理念、建校历史所形成的校园文化品格（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大学与新文学的关系，决定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和新文学在大学中的境遇与发展）；二是不同大学的文学教育情况，即新文学课程设置情况及围绕课程设置所展开的教学情况、教师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状况等；三是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情况，即师生的创作（以校刊为主要的遴选标准）、文学社团活动及对新文学与大学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现代大学由于身处上海，借助上海特有的政治地缘优势，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1．东西汇通、南北交融。早在开埠后，上海即成为中国输入新式教育的窗口，是中西教育交汇的前沿和融合的基地。在19世纪下半叶，全国大部分的译文院、书院便建立在上海。1896年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全国第二所正规的国立大学。南洋公学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1898年）早两年，其现代化程度也比京师大学堂要高，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已经初具规模。在制度上，上海现代大学则受美国大学理念和学制影响比较大。首先是因为上海的大学的校长多留学于美国，如复旦大学的李登辉校长，大夏大学的欧元怀校长，中国公学的胡适校长，大同大学的胡敦复校长，立信会计学校的潘序伦校长等等；其次是因为校长所聘用的教员也多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学子。

上海教育面向世界，同时也面向全国。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教授学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南下，上海的教授也北上，因而形成南北交融的趋势。

2．上海的大学学科设置更为多元化，也更趋向实用性。如上海的大学里注重外语的学习；国人自办的大学中，经济学学科最早设立于上海复旦大学，复旦大学还在留美学生郭任远的主持下设立了心理学院；上海的现代大学的文科院系中，经济系、会计系和管理系等招收学生最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