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学师生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外部环境的营建

一

本来，一般的文学研究都会对文学生存发展的外部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有所介绍，但大多仅止于对特定时期政治思潮、经济变迁以及社会局势的描述，缺少比较具体的文化、生活氛围的深究。但是，正如论者所言：“关于某文化流派学人的形成，应该有具体文化氛围的描述，否则一般社会政治背景的介绍，容易流为空洞的概念，难以看出流派学人的‘个性’。”⁽⁴¹⁾研究与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密切相关的文化氛围，当然也就应该关注与大学师生之日常生活、文学发展有关联的外部社会环境。

北方文学主要是大学师生的创作，师生的教与学当然主要是在校园，学生也常请老师“讲演”文学，比如梁实秋在回忆自己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代表清华文学社邀请周作人演讲时就说：“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⁴²⁾

赵景深的文章中也回忆到徐志摩到天津的文学演讲：

恰巧1923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决议，在天津的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入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学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新文化书社1925年版）里。⁽⁴³⁾

现在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较活跃的人物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文集或者日记、年谱，可以看到很多文章都是演讲的记录，他们也常常接受不同方面的邀请外出演讲，可见当时演讲风气之盛。演讲是学者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直接面向大众的表达，尽管很多演讲依旧发表于大学校园，但受众显然也和文章、著作的读者不同。这一类型的文学演讲，是扩大社会影响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与大学教授的走出校园演讲相伴而存的，还有“旁听生”与“偷听生”的走进大学校园聆听课程：

最痛快的是求师。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开给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忝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的带回去，很虚心的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

就这样，形成了“拉丁区”最可贵的区风：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⁴⁴⁾

其实“浓厚而不计功利”不仅是大学内外的学术风气，也是以大学师生为中心的新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旁听生”和“偷听生”是当年北京大学颇具逸趣的一类求学者，很多回忆“老北大”的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相关的人物及其故事，比如小说家沈从文、许钦文、台静农以及后来成为北大教授的金克木等人，都是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董作宾则是由旁听生而成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数十年后，有人还特别提到胡适对待“偷听生”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在课堂上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听了胡先生的话，心里很感动。胡先生宽厚待人，身教言教，对我人性成长有很大影响。⁽⁴⁵⁾

此事虽与文学无关，但新文学领袖人物胡适对待“偷听生”的态度却是大学自由开放精神的一个具体表征。

“偷听生”大多寄住在大学周围的小公寓中，比如沈从文在其早期小说中就对自己寄身其中的小公寓有着满怀温情的回忆，他和胡也频、丁玲的相识，也是在公寓之中。

其实大学周围的公寓也是很多在校学生光顾的场所。3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张中行，就长期租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中。在80年代写作的一篇《沙滩的住》中，张中行满怀温情地忆及当年的公寓：

前面说，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也集中于此，这“此”，说是公寓也未尝不可。人多了，难免藏龙卧虎，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不是龙虎，也能体会公寓生活的优点。一是人情味远非旅店所能比，某处住得时间长了，可以和同院（包括公寓主人）同甘共苦，成为一家人。二更重要，是可以享受“良禽择木而栖”的绝对自由，比如上午住某处，忽然觉得此处不便而彼处更好，就可以在当日下午迁往彼处，因为房总是有空闲的。⁽⁴⁶⁾

更早的时候，朱海涛在1944年发表的关于老北大的长篇回忆文章中对此则有着更加生动的描述：

沙滩附近号称为“中国之拉丁区”，这一带有着许多许多的小公寓，里面住着一些不知名的学人。这些人也许是北大的学生，也许不是。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付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

……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学习区域，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读书则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如果你高兴，顺便检阅一下崇祯殉国的煤山，宣统出宫的神武门，供玉佛的团城，和“积翠”“堆云”的金鳌玉桥，你可以大模大样走进那钉着九九八十一个金黄钉子的朱红大门，踱过那雕龙舞爪的玉石华表，以一位主人翁的姿态进入金璧辉煌的北平图书馆。我想老杜如走到这里来，他一定也张开嘴笑了。这是民主国家的寒士，强过“盛唐”的拾遗之处。⁽⁴⁷⁾

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很适宜贫穷而又散淡的文学青年的生活，难怪30年代的北平在国难频仍的时代背景下竟然成为苦难中国的一个“文化城”。

二

在“文化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充满文化气息。鲁迅于1932年冬天从上海回到北京探亲，在11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有云：“昨天往北大讲半点钟……次即往辅仁大学讲半点钟……将夕，兼士即在东兴楼招宴，同席十一人，多旧相识，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⁴⁸⁾11月25日，他在致许广平信中再次说道：“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但看这几天的情形，则我一北来，学生必又要迫我去教书，终或招人忌恨，其结果将与先前之非离北京不可。所以，这就又费踌躇了。但若于春末来玩几天，则无害。”^②

鲁迅终于没有移居北平，1932年冬天的这次探亲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北平，不知假如真的迁回北平，鲁迅晚年的创作是否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或者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的到来会不会对北平的文化气息带来一定的改变。

不过，有明确记载的是，起初主要活动于上海的青年作家巴金来到北平之后，的确给北平的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据卞之琳回忆：

一九三三年暑假，为了筹备办《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当时都是单身人，和靳以共桌看稿件。西谛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外的一些，也常来聚首。我当年暑假毕业，原早就不务正业，不想出洋留学，想留在北平，以译书为生，搞我的文学创作。当年秋初，我被曹禺拉去保定育德中学接代他教课，他大约只教了一两周。我去教到学期终了，报酬虽特高，课却特重，身体也实在顶不住，索性辞职，回北京，寄住千家驹家，主要为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给天津《大公报》编的“文艺”版自由译稿。平时我和李广田、何其芳常去帮靳以看看诗文稿，推荐一些稿。《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书局每月给我数十元编辑费，我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固定基本生活资料。接着由余上沅介绍，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会特约译稿。一九三四年夏夭，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名字。我实际分工负责这个相当于副刊的编务。⁽⁴⁹⁾

一位当代学者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记述了巴金的到来：

1933年《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后，巴金名盛一时。翌年，巴金三十岁，与靳以创办《文学季刊》。《发刊词》里明确声明：本刊所要继承的是五四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文学季刊》的创刊，为北平的文学界注入活力，作家们活跃起来。

初到北平时，巴金住在刚刚结婚的沈从文、张兆和的家里，《文学季刊》创刊后，迁往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从此，这个小院里洋溢着的是活泼欢乐的生气。巴金一边处理来稿，约稿，看校样，一边埋头写作，同时，轮番和作家们愉快地聚谈。来访者大多是大学助教、北大清华的学生和副刊编辑。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万家宝、萧乾等，都是院里的常客。巴金是热心人，热情燃烧、永不熄灭，编辑部很快成为团结进步人、扶持青年人的“作家之家”。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郑振铎、老舍、冰心、王鲁彦、张天翼等的作品在这里发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陈白尘、李健吾、陈荒煤等，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从此走上文学的前台。辽宁作家单复（当时是个小青年）的散文集《金色的翅膀》，就是巴金主动为他编辑出版的，连书名都是巴老给起的。至于万家宝（曹禺）的《雷雨》，更是传为美谈。巴金晚年终于证实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我要靳以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而且亲手写了《〈雷雨〉在东京》和《再说〈雷雨〉》两文大加赞扬，《雷雨》从此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经典的戏剧作品。萧乾回忆说：“如果巴金不是立即做出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间。”巴金与曹禺的友谊一直延续下来。

巴金之所以编辑刊物，全力推出青年作家，据我的猜想，可能和他之被人热情推出有着直接的联系。巴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灭亡》是叶圣陶发现后刊发于《小说月报》并热情推荐的，所以他素来崇敬叶圣陶，他也要像叶老一样扶持别的作家，并以此为天职。⁽⁵⁰⁾

这里所说《灭亡》发表的故事，巴金在晚年的《怀念振铎》中也曾忆及：

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⁵¹⁾

叶圣陶和郑振铎一样，都是五四时代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们是新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也是新文学传统的坚守者，郑振铎主编《文学旬刊》和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时之推荐发表巴金的创作，包括叶圣陶同一时期之推荐丁玲的创作，完全是出自对新生文学力量的热情爱护，这和大学校园里的老师关心、提携学生是完全一样的性质，或者也可以说，这也是对以校园为起点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巴金作为一名和大学校园关系较远的作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传承新文学传统的事业中，正是对“校园文学”传统的发言光大，当然也是对新文学传统的发扬光大。

【注释】

(1)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页、第9页。

(2)［汉］应劭《风俗通义》：“每辄挫，亦足以祛蔽启蒙矣。”

(3)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86页。

(4)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1948年）。

(5)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405—406页。

(6)转引自杨蓉蓉：《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7)参见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新文学教师们》二文，刊《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第4期。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25页。

(9)《文学研究会简章》，刊《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出版）。

(10)刘大白：《中国文科底过去未来》，转引自杨蓉蓉：《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11)转引自杨蓉蓉：《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12)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汪曾祺全集》卷三“散文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463页。

(13)费振刚：《我心中的“史迹碑”》，见《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93页。

(14)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1940年8月3日），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74页。

(15)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42—245页。

(16)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版，第60页。不过，有意味的是，晚年的萧乾却一再肯定当年在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杨振声所教“现代文学”课上所受到文学教育对其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性：“我一生受教于不少老师，但称得上恩师的，首先是杨先生。我当时的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来自那一年听杨先生的课，他不但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教诲我，启发我，他的道德风范，品格操守，也深深感动了我。在今甫师的鼓励下，一九二九年我试写了两个反映校园生活的短篇：《梨皮》和《人散后》。他们分别发表在《燕大月刊》第五卷第一期（1929年11月）、第四期（1930年1月）上。”（萧乾：《我的恩师杨振声》，转引自季培刚编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85页。）

(17)《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见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04页。

(18)《外国语文学系概况》，见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01页。

(19)徐葆耕：《漫话中文系的失宠》，见《读书》2009年第4期。

(20)李小均：《从“外国语文学系”到“外国语学院”》，见《读书》2008年第9期。

(21)沈从文：《从现实学习》（1946年10月27日），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94—395页。

(22)止庵：《沧州前后集》，见《如面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81页。

(23)止庵：《散文家浦江清》，见《如面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83页。这种将学者无意为文的学术文章视为上等散文的意思，黄裳先生在更早时候写作的《海滨消夏记》中论及陈垣（援庵）的《通鉴胡注表微》时亦有表达：“援庵先生这本《表微》撰于抗战中（一九四五年）的北平。这是一部历史学名著，不过我几次翻阅总不能不醉心于他的文章之美。援庵先生使用的是文言文，造句又极其简炼，似乎毫无铺陈文采，但他写下的正是成就极高的散文。”陈垣长期在北平辅仁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平日关注仅在传统文史之学，写作也是使用的传统的文言，和新文学关系相当疏远，但北平地区包括辅仁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环境自也必然会对其有所影响，好几位新文学作家如周作人、沈兼士、台静农等都曾经在辅仁大学执教或者演讲，可知新文学在校园中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基本属于旧派学者的陈垣大概和蔡元培一样，认同“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精神传统。黄裳：《海滨消夏记》，见《银鱼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35页。

(24)初刊1936年11月4日《世界日报·明珠》。

(25)钱谷融：《序》，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页。

(26)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40—441页。

(27)周作人1918年2月10日日记：“晚半农来十一时半去。”（《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733页。）鲁迅同日日记：“晚刘半农来。”（《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18页。）

(28)初刊《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出版）。后收《扬鞭集》，改题《丁巳除夕》，见刘半农：《扬鞭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页。此诗在《新青年》发表时附有作者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29)详细情形参见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

(30)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44—245页。

(31)《晨报副镌·诗镌·诗刊弁言》，1926年4月1日。按，“诗镌”至当年6月10日停刊，共出11期。6月16日改出《剧刊》，徐志摩、余上沅合编，至9月23日停刊，共出15期。

(3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313页。《文学杂志》原文误作《文艺杂志》。

(33)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47—248页。

(34)林徽因之“太太的客厅”影响巨大，以至于冰心特别以之为原型创作了《我们太太的客厅》，——初刊《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7日（第2期）、30日（第3期）、10月4日（第4期）、7日（第5期）、14日（第7期）、18日（第9期）、21日（第10期）。按：此处第9、10期应为8、9期，原刊序号错，10月25日第10期有更正启事。——对其不无微讽。十多年后，钱锺书又在小说《猫》中对此有所影射，尽管他一再否认两者之间的关联。

(35)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版，第49—50页。

(36)1907年至1930年之间活跃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文人集团，主要成员有伍尔夫夫妇，伦纳德·伍尔夫是出版家、评论家，曾主编过《观察家》杂志，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小说家；画家贝尔夫妇，妻子瓦尼萨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创作过《维多利亚女王》等著名作品，卞之琳翻译过此作；经济学家凯恩斯，以翻译和研究中国、日本文化著称的阿瑟·魏理；稍后还有小说家E．M．福斯特、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等。这个沙龙以贝尔夫妇家和伍尔夫夫妇家为中心，地处伦敦的文化中心地带，南边是不列颠博物馆，西边是伦敦大学。伦纳德·伍尔夫有一句名言，可以见出这一文人集团的意趣：“在剑桥大学摩尔先生（著名哲学家）房间的人们，如果认为一件事情不深奥不真实，他们就难以称其是有趣的，同样如此，布卢姆斯伯里的人们，如果认为一件事情没有趣，他们也难以称其深奥的或者真实的。”

(37)冯姚平：《最难忘的是昆明——记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原刊2002年10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转引自季培刚编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86—287页。

(38)③　师陀：《两次去北平》，见《师陀全集·第五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80页、第372页。

(39)吴立昌：《序》，见杨蓉蓉：《学府内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40)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部主任的王文显，著有《委曲求全》、《梦里京华》等多部剧作，他所开设的“外国戏剧”、“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等课程，使清华外文系毕业的许多同学如洪深、陈铨、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万家宝（曹禺）、张骏祥（笔名袁俊，为留美导演）、杨绛等受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王文显（？—1968），江苏人，英国伦敦大学学士。于文学、语言和哲学等科得过褒奖，曾充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美国报界公会会员，后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美国喜剧多年，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5）的学生。1921年10月代理清华学校校长，翌年改兼副校长，1925年为西洋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莎士比亚和西洋戏剧等课程。1949年赴美讲学，退休后定居安娜堡，1968年去世。遗著有英语剧《中国猎人》（The Chinese Hunter）。战时在上海演出有他的《袁世凯》和《委曲求全》（She Stops to Compromise）。见周祖彭：《悼念戏剧大师王文显教授》，《传记文学》第19卷第2期，1971年8月，第73—74页。

(41)朱寨致王元化信中语，转引自王元化：《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4页。

(42)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见《梁实秋散文（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3页。

(43)赵景深：《忆徐志摩师》，见《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95页。

(4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拉丁区”与“偷听生”》，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第363页。

(45)何兹全：《最幸福的时代》，见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6页。

(46)张中行：《沙滩的住》，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第563页。

(47)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拉丁区”与“偷听生”》，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第362—363页。

(48)②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44页、第346页。

(49)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见《读书》1983年第10期。

(50)阎纲：《编辑家巴金》，见《随笔》2003年第3期。按，《灭亡》一般认为是中篇小说。

(51)巴金：《怀念振铎》，见《再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