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违背伦理遭反对呼声

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关专家针对一些科学狂人在美国秘密克隆人的做法指出──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法律等问题。

亚当和夏娃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主张杜绝克隆人的出现，有的国家甚至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来明令禁止克隆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洪国藩也明确表示反对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而主张把克隆技术和克隆人区别开来。

实际上，人们不能接受克隆人实验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阻碍。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人却是实验室里的产物，是在人为操纵下制造出来的生命。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遭到了许多宗教组织的反对。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悖于传统的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所有这些，都使得克隆人无法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里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地。

首先克隆人没有监护人。自然人正常降生后，一般有父母作为合法的监护人。当其父母逃避监护和抚养责任时，这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受到民事责任的追究。作为克隆人，谁是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初的克隆技术基本是有性繁殖的继续，有精子供体和卵子供体，理论上是存在父母的。但现在提供体细胞核的克隆技术已经出现，无性生殖基本成熟。克隆人基本是体细胞核提供者的基因翻版，但提供体细胞核者有可能是与其年龄相当的人，因此从伦理上应当做父亲的体细胞提供者在年龄和行为能力上也许并不可以。

实质上无论是哪一种技术，克隆人几乎都是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也许他们的父母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研究者的一个“研究成果”。

克隆人还有另一种可能会是被某个母体代孕后降生的。克隆人的代孕母亲是否有义务成为其监护人，这也很难。因为代孕母亲所生的孩子也许与自己并无一点血缘关系，既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要求代孕者承担监护抚养义务。由于克隆技术已经到了单性繁殖的水平，因此，克隆人甚至享受不了非婚生子的待遇，降生之后就是一个彻底的孤儿。

让我们想象，一个在身体机能上存在缺陷的人，同时在社会地位上同样存在缺陷，这不是一种残忍吗?谁来看护他，谁来教育他，他又能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呢?也许，克隆人的生命还不如真正的动物幸运，动物出生后，都有母亲来哺育、喂养，而克隆人从来到世界上就是一个实验品。相信，克隆人的感知力与人类是一致的，他们同样惧怕疼痛，惧怕孤独，惧怕流血，惧怕死亡;他们需要亲情，需要友情，需要爱情，但这一切他们又怎能得到呢?

由于没有监护人，代孕人与研究人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商业合同关系。生完了孩子，养育到一定时间，即可交“货”。这时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些生命，他们可能是为委托人生产下一代，或者是复制品;但他们也完全可以为他们自身的犯罪目的或委托人的犯罪目的而自由地处置这些“人类”。这所有的一切将因克隆人没有父母监护显得更为随便。

其次，克隆人的人格权和荣誉权无法确定。人都是社会性的，作为克隆人同样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克隆儿的父母毫无疑问也想有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孩子。可是，由于克隆人的特殊背景，他的健康无法保证。由于健康及免疫力的先天问题，克隆人容易患有传染病、精神病，这一切使他的健康自生下来就受到侵害，而这种侵害完全也是人为的。由于有疾病，周围的普通人自然很难接受克隆人，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克隆人又怎能实现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呢。研究出来的克隆人如果连普通人应该享有的幸福都没有，连普通人被社会认可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种研究又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的孩子难道不更是让父母担忧和痛苦吗?一个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克隆人，他的人格权、荣誉权又如何得到尊重呢?

有关“克隆人”的讨论提醒了人们，科技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科技越发展，对社会的渗透越广泛深入，就越有可能引起许多有关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等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D·沃森说过:“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