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家”到“回家”:新世纪女性的又一次轮回——浅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要:本文以王安忆的部分小说为例，旨在探讨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社会变革及思想观念转变的刺激下，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并对碌碌无为的生活开始厌倦。她们本想以脱离传统的女性角色与固有的生活方式来反抗男权社会，获得自由。可在寻求爱情的过程中既表现出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却又将自己置于与男性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意识的觉醒从根本上就具有矛盾性，在这种矛盾性的作用下，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们在经历一系列的挫折与变故后，由最初的信心百倍到激情被释放并消磨殆尽。她们意识到，家庭才是她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所在。最终，她们回归到原有的生活方式，从家庭赋予的责任中得到自我拯救。

关键词:女性意识；觉醒；离家；回家

王安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她的作品大都以书写女性人物为主，她在书写女性命运的同时向我们展现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并揭示了女性的失落情绪。她的小说主要以“文革”和“上山下乡”为背景，着重描写女性人物的命运轨迹和精神转变，“女性——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她创作的一条主线。女性意识的内涵，包括女性压抑、女性危机，还有女性角色意识、女性的主体意识。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对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之间的挣扎，以及人的自然属性，欲望对人的命运有何种制约力量的探询和揭示”^[1]。进入当代社会后，女性在经济上趋于独立，女性意识更加觉醒，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开始在反抗男权社会的行动中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但是现实远比她们想象中的复杂，她们最终没能推倒男权社会这道壁垒。反抗男权并不是违反女性的角色意识，也不是压制男性、脱离家庭，女性的角色意识需要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在家庭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是觉醒的一代，所以，她们最后又回归到现实，回归到家庭，从家庭赋予的责任中找到自身的价值，也是极必然的。

一、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离家”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男性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始终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女性则自古便是男性的性奴隶与繁衍后代的工具；在家庭与婚姻中，恪守本分地扮演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如何动荡，她们始终被囚禁于繁琐的家务及家庭的牢笼中，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慢慢渗透，传统的“男尊女卑”受到质疑，而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早较深。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的内心受到空前的撞击，开始对传统的生存方式及角色定位产生怀疑。尽管倡导“男女平等”口号早已提出的，可是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须要以互相尊重为前提，但一直以来男性是凭借对女性的压制和贬低来维持男权社会的秩序。随着女性在知识、文化修养方面的提高，心里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她们不甘继续在平庸乏味的生活中消磨人生。

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目的就是改变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由来已久。五四以后，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女性意识已开始觉醒，她们对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发起挑战，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可是她们在长久的反抗后并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摧残，依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困扰，女性意识没有真正的觉醒。“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的男尊女卑意识仍大有市场，不是靠法律、政治所能解决的，我们还需要教育、文化、舆论来培养人们（首先是妇女）的正确妇女观，来摆脱旧观念、旧习惯、旧风俗的桎梏，争取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的男女平等。”^[2]可见，女性要想真正改变传统的角色，不仅要在经济上独立，还得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必须不断地学习，来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在“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男女间社会分工的界限已不是那么明显，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她们有了自己的职业，家庭生活已不再是主流。长期的灾难需要女性为了养家糊口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如《流逝》中的欧阳瑞丽作为大户人家的少奶奶，本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面对时代的变迁，富裕的家瞬间破败。她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打破旧的生活方式，开始走出家门，为养家糊口奔波于家庭与工作中。这便让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社会活动中得到体现。也正是因为这样，女性在精神上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就这样，历史遗留的习惯与渴望变化的愿望让她们一时无所适从，陷入极度的迷茫和空虚中。要想消除这种内心的空虚，她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新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宿——爱情。

由于知识、社会经验方面的积累，她们对历史赋予的传统角色的质疑更加凸显。有一部分女性觉得家庭、婚姻让她们感觉不到丝毫的新意。《锦绣谷之恋》中，“双方并不留意对方，彼此深知了底细似的，再难互相仰慕了”。长期的婚姻让他们之间毫无秘密，也毫无惊喜。还有一部分女性并没有结婚，可她们在男女交往中的种种表现完全不像是中国的传统女性，她们不在乎名分，没有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就像《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叔叔的故事》中的小米、大姐。她们在意的是自身的感受，在爱情的阳光中，她们也感觉到她们是她们自己的。这种崇尚自我的做法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出走。

有些女性人物对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有了厌倦和不满足后，多年以来的情感压抑，让她们选择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逃离出来。这些女性在脱离传统的角色后，并在情感上开始变得主动，有了改革与创新的意识。《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中的女主人公便是鲜明的例子，在她们看来，原来的婚姻只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在一定年龄的男女之间相互汲取温暖的工具，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平凡生活的长久压抑让她们意识到心灵上的契合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精神上的恋爱本身不掺杂任何功利与算计，这就要求恋爱双方不去过分计较得失，表现出超出以往的豁达和伟大，所以在遇到他们之后，她们沉睡已久的激情重新燃起，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崇高的爱情。《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她有自己的社会角色——画家，不是被关在家庭牢笼中的传统女性，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她与外界的接触不断加强，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自由地穿梭于各种社交场所，眼界也开阔起来。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完全不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在与第一位男友比尔交往的过程中她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她不像是中国女人。在与几位男友的交往中，她开放、大胆的表现背离了中国女性传统的角色，她已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一位完全自我的自由女性。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在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改观之后，不再满足于原有的生存状态，开始渴望变化。从事社会活动的下一步便是精神上新的满足，世俗的标准太多就愈能激发女性那些潜藏于内心的渴望和不安分，但是她们始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努力得到的同时又会有失去。阿三、小米、金谷巷的女孩儿，她们狭隘地认为家庭是获得自由的障碍，对家庭长期的奉献是在浪费青春。可是女性在生理及心理上的独特令她们缺少安全感，从而让她们对家庭有一种天生的归依感。女性强大的母性情怀也必须在家庭中得到施展。所以，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离家只是暂时的，她们最终会回到本该回去的地方。

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回家”

爱情成就了理想同时也掩盖了现实的丑陋。她们在爱情中往往过于急功近利，甚至忽略掉男性身上的缺点，《荒山之恋》中的他软弱、猥琐，从少年时便被恐惧和矛盾包围。可是，她却看不到，她只看到爱情带来的欢欣与成就，这就违背了真实的人性，这样的爱情怎会长久？也就是说，她们对男性的审美出现偏差，这也是她爱情失败的原因之一。对爱情的审视不周，爱情必然也会以失败告终。相爱的两个人在相互的温暖与关心中汲取爱的养分，随着情感的发展，两人结婚并结合，以至于培育下一代，这才是爱情发展的正常轨迹，正常的两性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叔叔的故事》中大姐和小米，她们倾心于同一个男人，一个奉献了灵魂，一个付出肉体。可在她们内心深处，究竟还是渴望灵与肉能够结合。“对于女人，尤其是对于大姐这样的女人，这两者必须是一体的。而由于叔叔对她情感的圣洁，竟使叔叔这个最爱她的人，成了最不爱她的人了。”最后她们都选择离开，不再寄希望于这种不合伦理的爱情中。《小城之恋》中的他和她，是蒙昧早成的畸形的两性关系，他们用身体的交流代替心灵的交流，“当两个人一旦接触，合二为一的时候，什么犯罪，什么不应该，什么造孽，便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欢乐，欢乐的激动，欢乐的痛苦，欢乐的惊惧”。两个没有爱情基础的人，生理上的欲望让他们陷入罪恶的深渊中无法自拔。这些作品中描写的爱情，要么只有灵，没有肉；要么只有肉，没有灵。爱情有其生理基础，不能为了维护爱情的圣洁而泯灭了人性，更不能为了生理上欲望而忽视情感。失败的爱情刺激着她们对现状重新进行审视，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她们为了争取独立，妄图与男性划清界限，甚至压制男性。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又表现出对男性本能的依附。《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和古子铭，他们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知识分子。长期的灾难让人人自危，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一方面，女性和男性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相互依靠、相互扶持。另一方面，女性又幻想在两性关系中争取主动。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已到中年的陈传青既选择与古子铭互相依靠，可是她自小就有的优越感让她总想处处比丈夫强，如年龄、穿衣品味、对美味食物的要求等。她对古子铭有一种掌控欲，所以她不允许古子铭出现任何出乎她意料的变化。可是她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能让男性欣赏的特有的柔美消失，反而将他推得更远。在这场婚姻的追逐战中，她一心想压制古子铭，并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置于与男性对立的立场上。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可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又根深蒂固，让她们在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进退两难。《弟兄们》中，“王安忆用了男性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并可以突出她们那种较少在女性身上看见的脏乱、不规律、不爱做家务的生活方式……但是，从细节的叙述当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一份女性的生活体验，而类似的性别矛盾始终贯穿在作品之中”^[3]。《叔叔的故事》中的大姐，一个有知识涵养的新女性，和“叔叔”可以说是纯粹的精神交流，可是“他们事情却不像他们想得那样简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宁静致远”。男女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对于女人来说，她们可以为了所爱的男人暂时做出牺牲，但爱是平等的，长期的得与失的失衡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在她们看来对异性的倾慕和追求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爱的激情的蒙蔽下，她们最初一心投入到爱情的喜悦中，可发现寻找精神家园的同时换来的依然是自我的失落。自己的愿望依然没有得到实现。她们极力想摆脱传统角色，可是女性本能的母性只能从家庭中体现价值，即习惯或舍弃不了传统角色。女性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世俗眼光的毒辣，加之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她们在濒临崩溃的边缘选择抽身是最明智的。

《弟兄们》中的她们在婚后依然对自己的弟兄们念念不忘，可是重逢之后，她们之间的情谊已不复当年。女性天生的母性让她们摆脱不了对丈夫的依赖和对孩子的爱护，在老大的孩子发生危险后，老大毫不犹豫地将责任归咎与老二。在亲情的面前，女性之间的情谊是那么不堪一击，在种种的挫折面前，最终她们各自重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从家庭的温暖中寻找新的目标。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现在觉醒后的出走，另一方面表现在女性人物懂得了及时回归，得到自我拯救。在作品中，女性感知历史、现实的机会往往在恋爱和与男性的交往中，所以她们在爱情中的索取是更多的。在男性离开之后，女性美好的爱情理想破灭，其中有一部分人会在无尽的伤痛中走向堕落，如金谷巷女孩儿。但有一部分人则比较理性，选择重新投入正常生活中，从责任中获得新生，如《桃之夭夭》中的笑明明与郁晓秋，这便是女性自我拯救的能力。“在《小城之恋》中，作家一方面表现了男女性欲的觉醒及其所引发的灵与肉的尖锐冲突……在展示生命与性爱之间的内在关联之后，揭示了母性这一生命中更加圣洁与庄严的层面，这样，性爱的悲剧便成为青春的洗礼，充分证明了人曾在性爱的泥淖中堕落，但人自身，生活本身，又同样具有自我拯救的力量。”^[4]也正是这种自我拯救的力量，让陷入迷惘的女性人物及时清醒过来，最终回归到平凡的家庭生活中。生活并非只有欲望和激情，不管怎样的激情，都经不起过分的消耗，要不终会有燃烧殆尽的一刻。生活太平凡，平凡得容不下太多的想法和欲望。欲望太多，且不懂得掌控，最终湮没的会是自己。只有及时懂得回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小城之恋》中的她，孩子让她找到女性天生的母性。“‘妈妈！’孩子耍赖的一迭声地叫，在空荡荡的练功房里激起了回声。犹如来自天穹的声音，令她感到一种博大的神圣的庄严，不禁肃穆起来。”经过情欲的折磨，她的心灵空前的干净、圣洁，最终在实现母爱的责任中得到重生。长久以来，来自外界的压力，还有自身的局限性，她们还是选择回归:回到传统的角色位置上，寻找一处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

英国著名的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其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每个人之中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5]。我们不能消除其中的任何一种力量，但只要合理适度地分配两种力量，使之尽量趋于平衡，即使我们自身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也能获得最大效益。这个理论实践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上，照样行得通。凡是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肯定是很可怕的，女性想获得精神的满足，达到精神上的觉醒，要做的不是压制男性，甚至抛弃家庭与传统角色，而是与男性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生活的平凡与挫折，勇于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与男性和谐生活，隶属于家庭，精心培养下一代，这是女性天生的母性的体现。所以得此结论女性更该追溯本源，回归自我，做一个真正的精神主义者，这才达到女性意识深层内涵的真正觉醒。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90.

[2]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450.

[3]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6.

[4]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401—402.

[5]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香港:三联书店，198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