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苍凉之美
内容摘要: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录了东北丛林民族——鄂温克族的民族命运和文化的兴衰变迁，通过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观照，透过鄂温克族百年的沧桑历史、日常生活的爱恨情仇以及萨满大爱的悲怆，展示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弱小民族的尴尬境遇，在浓重的挽歌意味中透露出一种悲壮的苍凉之美，其中也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故土情结。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历史；个人；苍凉；故土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述东北丛林民族——鄂温克族人的文化、命运变迁史的作品。作为从小出生于东北的迟子建，她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结，“作家所搜寻的‘记忆’既是感性个体的，同时也是以个体为‘中介’，试图达到集体的‘记忆’的挖掘，其目的是对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审视和认知，并由此确立于个人，于社会的生命活力的精神支柱”[1]。《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写的鄂温克族，是生活在一个朴素、简单、美丽而又忧伤的世界，这样的生活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速的文明进程。可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外部的“他者”世界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破坏了他们的存在世界，而这种破坏不仅仅是在显在的物质层面，更是在深层的文化根基和信仰等精神世界。当迟子建目睹了这个部落的生存与命运时，她用“悲凉”二字描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通过“我”这样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妻子，回忆了民族的发展变迁，在温婉而又忧伤的笔调中传达出对失去世界的怀念和痛惜。鄂温克族百年的沧桑历史、日常生活的爱恨情仇以及萨满大爱的悲怆及其消失之中，充盈的是清醇的诗意之美和沉重的苍茫与忧伤，从而体现了一种苍凉之美。
一、由清晨到黄昏的百年民族沧桑
小说的叙说者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开篇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90多岁的老人经历了风雨沧桑，由她来讲述民族历史本已更加深厚，尤其又将讲述放置在本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将面临着消亡的背景之下，这样的讲述中便透露出一个年迈的族人所体验和经历的煎熬、沧桑与沉重。
鄂温克族世代以来与驯鹿相依为命，又在萨满的庇佑之下，依四季的轮回，随着驯鹿喜食的食物搬迁游猎，他们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在严寒、猛兽、瘟疫等的侵害下寻求繁衍生息。他们无论曾经在林间听着清脆的鹿铃声、在希愣柱里看星星和听风声的悠闲，还是熏肉干、做桦皮篓、挤驯鹿奶、在树林深处准备的“靠老宝”的繁琐，或是吃熊肉等之前的祭祀、人死后进行风葬和那古老的玛鲁神的神秘与神圣等风俗，既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构成与存在的标识。汪曾祺曾说过:“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正是在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情风俗保存有许多历史因素，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1]可到了近代，族群的命运在世界历史逐渐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外部世界变化的挤压而艰难地生存。三百年前，当俄军侵入了鄂温克族时，他们的祖先被迫从河的左岸迁到右岸；后来又在日寇的铁蹄和“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奄奄一息。百年的风雨沧桑，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的挤压下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老人回忆中的这些民情风俗也就如“活化石”一般，来记录那些遥远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当森林中的驯鹿再也吃不到鲜嫩的苔藓自由自在地奔驰，面对着森林中越来越少的树木和越来越多的路时，人们的脸上充满了凄凉和迷茫的神色；最后一个萨满倒地之时，也意味着他们坚守着本民族文化的危机已经来临。曾经，萨满和森林、溪流、驯鹿、星空一起构成老一辈人灵魂安息的家园，而年轻一代却越来越认同外面的世界，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及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都使他们心驰神往。当伊莲娜无法调和异质的现代文明与本族落的文明而在痛苦中走向死亡之时，也意味着这个族群的文化之根的断裂和族群消失命运的来临。
历史的变化不仅整体性地影响了整个民族，同时也影响了民族中个体的命运。小说中年幼的拉吉米在日苏战争的炸弹声中骑马受伤，丧失了男性的生育功能，自杀未遂后过着暗淡的生活。后来拉吉米捡了弃婴马伊堪，从此将一生的心血与爱都倾注到了马伊堪身上。美丽的马伊堪迫于养父的要求30岁未嫁，最终却在外出回来生下私生子后跳崖而死。战争给两代人带来了生活与生命的悲剧。同样，“文革”又带给达西和伊万生活的困难和生命的终结，而妮浩的孩子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样，是族群延续希望的新生个体，却也在一次次宿命般的外来意外中死亡。鄂温克这个少数民族在外来力量的裹挟之下，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丧失了往日的活力与和谐。这一个个死亡事件让个体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充满了无奈，也使作品充满了一种历史和生命的苍凉之感。小说在末尾写道:“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晶莹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月亮像洁白的小鹿，在鄂温克人对鹿铃的呼唤声中生起，也勾起内心深处对那安静而祥和的温馨家园的回忆，可它的残缺又是令人忧伤的。
二、充满了内耗的凄美爱情
迟子建对历史的叙述是一种日常的叙事方式，她说:“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因素，而历史是由无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连缀而成的。”[2]而在民间的历史中，爱情无疑是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几组感情纠葛，之中爱与恨交织，丑陋与善良融汇，彰显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表达了人类对爱的追求与渴望以及其中的悲凉。
小说中“我”的母亲达拉玛与父亲林克、伯父尼都萨满三人之间有着缠绕一生的感情纠葛。父亲和伯父都喜欢母亲，后来在比赛中父亲胜出后赢得美人归。父亲去世后，尼都萨满仍未放弃对母亲达拉玛的爱，“搬迁的时候尼都萨满喜欢跟在母亲的后面，我想他是想偷偷看母亲的背影吧。母亲的背影对他来说也许就是太阳和月亮，不然他怎么老是追逐她呢?”但氏族的规矩使他不能娶达玛拉为妻，他用心血为母亲编制的羽毛裙也只能在氏族规矩中湮灭。作为儿女的“我们”也抵制了母亲和尼都萨满的情感，最终将她心中渴望爱情的火焰无情地熄灭，将她丢入孤独与死亡的冰冷中。爱是人性中最美的东西，它没有界限。尼都萨满对母亲的爱从始至终都是默默无闻而饱含深情的，这是人性中对爱的一种自然流露。母亲去世，尼都萨满为她唱起葬歌:“滔滔的血河啊，请你架起桥来吧！走到你面前的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只要让她到达幸福的彼岸，哪怕是将来让我融化在血河了我也不会呜咽！”他用自己萨满身份在最后表达了对母亲刻骨的爱和临终的祝福，而自己也在形容枯槁的孤独与绝望中完成了他一生对爱的执著与信仰。
如果说母亲和尼都萨满的爱情悲剧体现了爱情对个体生命的消耗的话，那么姑姑依芙琳和丈夫坤德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个体生活组成部分的爱情对族群命运的影响。坤德在娶姑姑之前与蒙古姑娘的爱情伤了姑姑的自尊与对爱情的信仰，引发了依芙琳对坤得也是对自己一生折磨与报复，同时也引发了对族人的伤害。依芙琳与坤得的隔膜、嘲弄、怒骂、疯嘶等等，不仅在两个最亲的人之间痛苦地演绎，而且也如水波一样波及他人。除却依芙琳如家常饭一样对他人的嘲讽外，最具典型的莫如围绕着儿子们的爱情婚姻时，依芙琳和玛利亚这对曾经的好朋友的隔膜与痛苦。上一代的爱情悲剧像宿命一样延至下一代，最终又导致了金得的死亡和达西与杰芙琳娜的痛苦。姑姑的一生是悲哀的一生，她的怒骂、嘲弄都是对丈夫爱的极端引起的。当这种内心的希望变成失望时，爱也由此而转为了恨，最终这种爱与恨的交织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虚耗，金得的死亡、依芙琳和杰芙琳娜对孕育中的孩子的扼杀等，不仅消耗了自身生活与生命的力量，对族群未来的发展力量都也是一种损耗。
族群的命运在外在的挤压下日渐衰落，而族群内部的这种虚耗无疑又加剧着衰落的速度。在此意义上，小说所唱的挽歌已不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命运，更有着对人类自身某些悲剧性存在的悲凉思索。
三、萨满大爱的生命悲怆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盛行于北方少数民族。它的基本观点是有灵论，即相信灵魂不死，相信神无所不在。而如果人类要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神，就需要通过萨满这一中介才能实现。萨满的职责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氏族，使其人畜兴旺，幸福安康。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要描写了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两位神人，他们用生命捍卫了职责赋予他们的治病救人、保护氏族和他人安全的神圣大义。
大自然有它的两面性，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给人带来灵性与温暖，但另一方面，大自然的残酷也给他们带来灾难。瘟疫的到来，在鄂温克族人的心中永远是一道抹不去的印痕。尼都萨满为挽救生病的驯鹿一夜之间脸颊塌陷，从天擦黑为驯鹿跳神一直到月亮升起，繁星满天，最后倒在希愣柱里的大坑里为无法免除的灾难和自己力量的有限而哭泣。瘟疫在继续，面对驯鹿和族群在劫难逃的悲剧，尼都萨满在这场瘟疫中也彻底地苍老了。日伪统治时期，尼都萨满用跳神的方法杀死入侵的日军战马，因自己体力耗尽而死亡。萨满虽然获得了神力，但也要遭受相应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妮浩成为萨满后，每救活一个孩子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每次面临救助生命垂危的他人时，萨满的神性让她明白:“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她实施一次救助也就意味着要经历一次身为母亲失去自己孩子的巨大悲痛，虽然在救助前她因为惧怕这种悲痛的再次来临而颤抖不止，但萨满大爱克服了个人的得失，在一次次的悲怆中来亲历生的喜悦与死的痛苦。直到最后，为扑灭一场人为的大火，在各种措施无效的情况下，妮浩萨满再次用自己的生命祈来上苍的雨扑灭火灾，谱写了一曲高尚的生命赞歌。
面对苍茫的宇宙和前行的历史，萨满悲悯生命、充满大爱的神圣也显示出了个体生命的弱小。人神相通的神秘在面对宇宙的无限性时有了许多的限制和悲哀，每一次的成功又蕴藏着事实上的失败，此在生命的救助总是以彼在生命的消失为代价的，人类便也在这种代价的映衬之下显得是那样的孤独与无助。但无论怎样，在曾经的岁月里，鄂温克人还有萨满这个人与神的通灵者作为心灵的希望和依靠，而当历史把让这个心灵的依靠者也剥夺之后，可能人类剩下的就只有虚空和绝望了。小说因此充满着一种人类终极之问的诗性与悲凉。
小说不论是深情地呈现鄂温克民族那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民间习俗，还是痛惜地来展示它与历史相随的消亡，都充满着深重的家园故土之思与悲凉之美。历史翻过了一页，但翻不过去的是人记忆中那像清泉一样澄澈的温馨生活，也翻不掉那些心灵深处的隐痛。有论者说:“忧伤并不代表绝望，迟子建写了忧伤，更写了忧伤背后的执著。”[3]在末尾，当年轻一代在现代社会中放纵或是消亡之时，年老一代固执地回归山林便是作者这种执著的表达，但当历史的现代化趋势以霸权和强势的姿态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之时，这种执著也只不过是迟子建关于现代人对家园与故土的一个遥远的文化怀想。回到山林的“我”在幻觉中感到了神性白鹿的归来，但它事实上到底来还是没来，就像《边城》里傩送二老的归期一样，成为了一个诗意、忧伤而又充满了悲凉色彩的遥远的梦。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95，98，248.
[2]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3]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6（1）: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