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预定的“宿命”与寻求自我的“救赎”——论方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方方是“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创作题材广泛，包括爱情生活、警察故事、知识分子家族命运等多个方面。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方方对女性自身的命运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她的小说明显地渗透着女性意识，深刻地表现着时代环境下女性生存的艰难。本文通过对方方不同阶段的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和反思，探讨了女性应该如何寻求自身价值的归属以及女性意识在方方小说中侧重点的衍变过程。
关键词:方方；文学形象；女性意识；衍变
方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风景》走红以来，以踏实的文风、明晰的个性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者的好评。方方关注社会、人生以及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她笔下的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借助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对女性命运表达深切同情的同时又明晰地指出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创作上现实性的特点极为突出。从作品风格来讲，方方的作品流露出自觉的独有的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通过对抗和解构以父权为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充分体现了“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意识特征。从作品内容来看，方方在不同创作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的女性意识侧重点是不同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再次涌入，中国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下开始尝试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问题，其后“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开始遭到质疑，而到90年代以后，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身的女性创作特点逐渐显露，方方小说创作在探讨外界给女性压力的同时也关注在寻求出路时女性自身方面的不足，这不可不说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一大进步。
一、女性意识的朦胧呈现时期
方方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从《大篷车上》开始，包括《十八岁进行曲》、《司机秦大宝》等早期作品。这些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呈现是朦胧的。
《大篷车上》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汽车公司为了“对付汹涌如潮的上下班乘客”而购置的“大篷车”上的故事。“大篷车”上因为来了一个“模样俏丽、手里拿着一本书的姑娘”而使我们“谈论的内容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最终因为报纸上夸赞他们的一篇文章而使他们的心理都发生了转变。作品“几乎没有内心独白，几乎全用男性对话结构全篇”[1]，呈现出轻松明朗的风格，歌颂了因为“姑娘”的出现以及文章的发表使他们由美向善的转变。
《十八岁进行曲》主要以一个18岁的“女孩”的眼光来看世界。《十八岁进行曲》中的“我”是一个要向父母一样“去走向社会，去搏击人生”的女孩，“渴望像成人那样成熟庄严，却又仍然留着青少年的敏感和脆弱，年轻的心里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却又时时感到茫然和孤单”[2]。哥哥追求同一单位里在食堂工作的女孩，可是被父母否决，面对“哥哥”的爱情，“我”极力怂恿哥哥“干脆结婚，住在外面，别回来”。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十八岁的“我”心中的爱情是不掺杂物质因素的，爱情的基础是情投意合而与职业是无关的。
如果说此时的“我”对爱情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向往，那么在《司机秦大宝》中的“我”则对爱情有了重新的审视。
《司机秦大宝》中以“我是先认识那辆绿得发亮的武汉牌卡车，才认识司机秦大宝的，那时，我只是一个地道的百事不通的小姑娘。”[3]开头。讲述了“我”与司机秦大宝朦胧爱情的故事。“我”受到传统的道德以及伦理观的影响，面对爱情时，本能地呈现出抗争，而内心却陷入极端的挣扎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迷惘、痛苦、惆怅，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我”是有情感的，需要男性的关怀，而方方在作品中却又一直在强调“我对他没有感觉”，可是这正是对女性渴望爱情的无奈消解，“我”要抗争爱情同时又渴望爱情。
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特别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反映“人”眼中的世间百态，包括在爱情上超脱于物质而更多地追求精神理念上的契合。同时，传统的影响显而易见，面对心灵的触动，更多地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潜意识里面极力摒弃却又显无力，展现出的矛盾心理让我们看到女性意识在方方的笔下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二、女性意识的凸显时期
《随意表白》《何处是我家园》两部作品明显把女性意识的呈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将重点放在婚后生活对女性意识的觉醒的影响方面。同时也体现出了方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爱情观以及对社会的看法。作品呈现出女性的一种宿命意识——只有在婚姻生活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只有一辈子在一起的婚姻才是完美的。同时，理想中的婚姻生活与现实是有落差的，如果处理不当，极易成为男权社会中的“游离者”。
《随意表白》中“我”和雨吟都爱上了已经结婚的男人，但是，“我”和雨吟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我们都没能够得到幸福的爱情。“我”是知道他不可能离婚的，雨吟和肖白石试过离婚却未离成。“我”默默承受着社会带给我的心理上的重压，而雨吟却用各种方式抗议着社会中一切“有色眼镜”，尽管她们方式不同，但不管哪一种活法都让她们感到心力交瘁。在《随意表白》中，方方对婚姻中不平等的女性地位提出了控诉:“我不知道我自己能懂多少。但我最清楚不过的是，你（女人）不可能对他们（男人）提出太苛刻的要求。你最好是在不影响他们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与他们和平共处，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与他们偷欢片刻，这样，你的爱情故事可以演出很多年。”[4]
《何处是我家园》中秋月丧失了父母，秋月不经意结识了风儿，二者性格上可以说是互补的，风儿胆大、奔放，而秋月内敛、敏感，秋月认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可以是投入生命的，而风儿只是把爱情当做生命中的一个阶段。风儿是相信“宿命”的，同时也一直在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老话说，听天由命，真是说的一点儿也不错，你想要自己对抗一下天，结果怎样？更加倒霉”。二人在后来遭遇到的一系列的困难中，秋月带着一种无望的心态逐渐接受了上天安排的宿命。方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总是在“宿命”里局促、荒诞中辗转，他们无法抵御降落在他们头上的厄运与幸运。女性也成为男权社会中的“游离者”。“何处是我家园”或许可以引申为:男人方是这世界的主人、征服者，至少是原住民；而女人更像是被逐者与“游离民”。[5]
秋月是一个不曾拥有家园而极力追求家园的“流浪者”，是一个丧失了双亲、身世飘零的孤女，但是内心充满浪漫的梦想。如同“无论炮火怎样炸翻原野，把天地扫荡成荒芜一片，它都无法阻挡得住春天的进程”。她追求不含“物质元素”的爱情却遭遇人间惨祸——从被强暴、轮奸、沦落街头，倒成了卖笑的老鸨与卖身的妓女，到以大家闺秀的面目而为人妻，最终成了洗衣妇秋婆。“我不晓得我是从哪里出发的，最后还要到哪里去。”她执其一生都执著于对幸福家园的追寻。但是她没有机会成为男性所歌咏的丰饶、富足与坚忍的大地母亲，同时也不可能拥有为男性所怜爱、所渴慕的精致与脆弱。如果说故事的主角秋月曾是一个林黛玉式的“细茎上的淡金色花朵”，那么，她必须背负着活下去的“命运”。“方方自觉不自觉地颠覆着关于女性的二元对立:良家妇女/娼妓、贞女/女巫、弱者/强者、浪漫爱情/出卖肉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冷酷而邪恶的叛卖者、姐妹情谊/同性间的出卖、倾轧。”[6]
“宿命”就像阴魂不散的魔咒，人们无力对抗命运，他们在各自的悲苦中挣扎，在无奈中苟活，在沉默中消亡，如尘埃般悄无声息。中国的女性深受传统思想的制约，儒家提倡的“三从四德”使女性的“奴性”和依附性增加；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养成了女性“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宿命观；佛教又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超生”和“来世”上，以此作为女性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精神慰藉或是解脱来消解抗争。传统的思想文化给女性解放增加了砝码，使女性极易成为社会的“游离者”。
三、超越“宿命”寻求“救赎”时期
在新世纪作品中，方方对中国当前文化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存在以及自身的解构作了反思，对女性生活有了更深入的探讨，同时也体现出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形成及如何成为一名“新时期”女性的关注。特别是女性婚后的生活——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面对封建传统影响下的人们的阻碍应该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超越“宿命”之后女性应该怎样寻求自身的“救赎”？最典型作品莫过于《奔跑的火光》及《万箭穿心》。
《奔跑的火光》表达了女性精神上的苦闷和无奈，揭示了女性婚姻中的疲惫、孤独、失落、挣扎等复杂心态，以男女两性相对抗的思维模式控诉传统的男性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和压迫，渴求实现男女两性之间物质和精神上的平等。
英芝生活在一个封建宗法思想严重的村庄，尽管商品经济大潮已经铺天盖地地袭来，但是在经济依然不发达的“凤凰院”，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仍然锁住了女性前行的脚步。道德偏见、男权思想、家庭桎梏构成了强大的网，遮蔽了女性的天空。中国的女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处于极其卑微的人生地位上，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和男性没有处在同一平面上。她们始终被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所纠缠，在无数束缚她们的绳索中苦苦挣扎。
结婚以后的英芝想登台演出，英芝爹却有所顾忌:“怕不好吧，嫁出去了，要随人家。公婆肯定不会高兴自家的媳妇在外面抛头露面。”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观念里“男主外，女主内”似乎是一种静态的婚姻模式，任何触动这一模式的做法都将遭到人们的唾弃。英芝在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牢笼里挣扎并反抗着。当婆婆要求英芝干活并进行说教“等你儿子娶了媳妇，媳妇给你生了孙子，你就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了。做女人的就得这样。我这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你是女人，你要像个女人的样子”时，英芝暗想道:“我凭什么要跟你这辈子过的一样？我凭什么不能换种活法？”“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男人玩，女人也要玩。女人干活，男人也要干活。”这种前期“号角”般的想法促使英芝为了逃脱这一“牢笼”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这是一种无奈的、被逼迫的“超越”。英芝想要与公婆分家，她想她的房子要像“三伙一样漂亮”，她在想就算我是个女的，我也要自己盖间房子出来让你们看看。英芝有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便将公婆和贵清对她的态度看淡了。
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思想在诗经时代已初露端倪。《诗经·小雅·斯干》中论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虽然男女平等在中国已提及多年，但是要让人们思想上完全认可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追求婚姻生活中的男女平等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在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也是方方极力描写的方面。尽管英芝有些感伤地想:“她不过是个女人，所有风流债中，都是男人的事，女人遭罪，仿佛历来如此。”但是，英芝却并没有向“命”屈服:“男女平等说了这么多年，凭什么到头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女的倒霉。”春慧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她告诉英芝外面的世界，于是在春慧的引导下英芝想要到外面闯，在抗议不平等男女关系的同时寻求自身价值的归属。
因为长久的压抑至深至重，才导致反叛愈来愈浓，“中国妇女在解放运动中获得平等权利的同时，付出的却是失去个性的代价”。[7]这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个必然过程，而社会结构的变革促进女性在选择自己道路的主动性的发展。当时商品经济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人们的精神理念也逐渐发生着变化，然而，传统发展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让人的行为方式极易走入极端，并且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英芝在一种充满愤懑的状态下将“丈夫”烧死，这是一种反叛，但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在这极端方式的背后，是一种对“宿命”的反抗。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方方此时对于女性生存环境的同情，对女性自身弱点深深的忧虑。女性解放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方方并没有停止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其后发表的作品《万箭穿心》则以另一番容貌呈现，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万箭穿心》这部作品形成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女性面对社会的转型，如何让自身适应这一变化则成为作品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该如何去适应已成为众人关注的话题。而女性在社会伦理价值逐渐改变的今天应该如何立足并保持自我价值的尊严，女性应该如何面对充满悲剧性的婚姻，是《万箭穿心》引领我们关注的话题。
李宝莉发现刚升迁的丈夫有了外遇，于是跟踪丈夫并且报警，其丈夫在失去工作后自杀，李宝莉的儿子认为失去父亲是李宝莉造成的，对李宝莉如对敌人一样对待，李宝莉怀着一份“赎罪”的心理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为了朋友去打架，为了儿子一句话“我读大学的钱该你一个人负担”而去卖血，但是最终48岁的她被儿子扫地出门。但是李宝莉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怀着一份坦然的心境继续着“扁担”生活，继续“只要李宝莉一来，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李宝莉想，人生是自己的，不管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作品中另一位认为“当代社会，钱能买尊严，没有金钱的穷人，是没有尊严的”的女性形象万小景则与李宝莉走着不同的道路。她的丈夫在外面“包二奶三奶好几个”，但是她只把丈夫当成“银行”，认为“哪家银行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客户”。这是悲剧性的婚姻造成的一种畸形的心理状态。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她在忍受不得已的寂寞悲哀时，始终对遭受同样痛苦煎熬的李宝莉给以真诚的理解和人道的悲悯，这种悲悯不同于所谓“仁者”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处于相同地位的“失败者”对于自身处境的悲泣和更甚于自身的关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女性的出路在于争取经济独立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李宝莉无文化、无反思，但她有面对无奈生活的豁达之心，有始终坚持不依赖、靠自身力量生活的新趋势，有一种超越生活局限的超拔力量。同时，女性为了使自己不再成为社会的“游离者”，应该走出爱情编织的“牢笼”，以积极的姿态回归到社会生活中，依靠自身力量寻求“救赎”与超越，在自我坚贞中寻求美的理想。
从“我”对爱情的向往到在婚姻的牢笼里挣扎再到最后寻得心灵的归属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看出女性意识在方方小说中是具有延续性和发展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对待婚姻态度上已然在逐渐逃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从温柔、善良、家庭主妇式的传统妻子到精明、果断的现代女性，“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也在悄然改变。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也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方方作品中力图展现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如何为实现自己的价值，面对悲剧性的婚姻，女性应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女性应该正视和反省自身的错误，来寻求平等、和谐的婚姻生活。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应该以积极勇敢的心态走向社会，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及强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不过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赵如安.女性的艰难与人的艰难——方方小说的一种读解[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6）:77—83.
[2]青年文学编辑部.青年佳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47.
[3]方方.凶案[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92.
[4]方方.随意表白[M].湖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45.
[5][6]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3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