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的多重变奏——简论莫言长篇小说《蛙》
摘要:莫言的长篇新作《蛙》选取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工作为题材，以计生工作者“姑姑”为主人公，展现了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和命运。在文体结构上用过于真实的书信和过于虚构的戏剧相夹杂来构筑小说，三种文体相混杂，亦真亦虚、亦诙亦谐地展示了社会裂变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社会观念变迁。整部作品是多声部的“合唱”，在“合唱”中呈现出众声喧哗和多重变奏。
关键词:《蛙》；“国家意志”；民间伦理；文体结构；
莫言的长篇新作《蛙》与2009年出现于读者面前，与他以前的作品一样，无论叙述的故事、人物，还是场面，总是气势磅礴，惊世骇俗。作品选取了我国富有特色的计划生育工作为题材，展现了“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相互冲突的乡村景观，以及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围绕它所发生在不同人群中的故事。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战略政策，有效缓解了中国在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民间伦理的激烈挑战并随之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更重要的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硬实施，特别是执行过程中执法者的过于粗暴，对中国家庭的肉体和精神造成的伤痛是抹不平的记忆。这项政策执行方式的某种荒谬和非理性也逐渐显示出来。
一、“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的激烈冲突
在这里，“国家意志”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强硬执行于80年代初并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国策。“民间伦理”是指中国老百姓深入骨髓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集体无意识。小说中的“姑姑”形象中的“计生专干”的一面，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人死亡的悲剧，还有几千个腹中胎儿的死亡，是激烈冲突的结局。
小说以《蛙》为题，诚如书中“姑姑”的解释:“蛙”与“娃”、“娲”同音，它是人类生殖和繁殖的象征。这也与作品所关涉的人类生育内容之一的“计划生育”有关。作品以挑战中国人生育观念的“计划生育”执行历史为线索，再现了“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理解冲突进程中它对不同人群生活和命运的影响。除此之外，笔者以为它也有众声喧哗的意味，表现的是在社会裂变中不同人群的命运变迁，以及他们的不同看法和观念。整部作品是多声部的合唱，在这个合唱中又有着多重的变奏。
“姑姑”万心是一个内心极为复杂的形象。她作为一个计划生育国策执行者时，是一个“负罪者”的形象。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中，万心顶住各种传统的与现实的、政治的、伦理的以及亲人朋友的阻力，坚定不移地践行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国策。即使在被骂、被打、被批判、被围攻的最困难的处境中，她仍然信誓旦旦地说:“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1]她还说:“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2]
从她的言行中，充分表现出了一个身上流贯着革命传统血液的农村女医生的高度党性。但她作为一个无限热爱生命、关爱妇婴生命的女医生，内心中又始终存在着一个接生与杀生（人工流产），执行国策与乡情、亲情的矛盾。她懂得“计划生育”国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但在生产力低下、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水平不高且又充盈着“封建的”、“愚昧的”、“迷信的”民间伦理的农村难以推行“计划生育”，仅从宣传教育上促使群众自觉执行国策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她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去推行一些强制，甚至野蛮的“土政策”——“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3]
万心在与女记者对话中，说得很明白，她就是用自己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她又是用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她说:“我这辈子，亲手给人家流掉孩子，已经有两千多个了!”[4]
万心对于经自己的双手将两千多个婴儿送进地狱的事，虽是践行国策，但内心一直认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有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负罪”感。小说在这方面作了精彩的描写。正是在这种“负罪”的潜意识驱使下，使万心产生了严重的“青蛙恐惧症”。每当她听到蛙声时，就仿佛有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向她发出控诉，在向她讨债。
我是医生!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是报应的时候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每当夜深人静时，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嚎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与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5]
“姑姑”万心作为一个“赎罪者”的形象时，“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6]“姑姑”万心的医术高超精湛，有着丰富的行医经验，她的手柔软而温暖，只要一接触产妇的皮肤就可给产妇以安全幸福的感觉；她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完全彻底为病员服务，在病员急需输血救命时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600CC的鲜血；她工作上雷厉风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她对敌、对友、对亲人，在救死扶伤、面对病员和产妇时，一视同仁，毫无阶级的偏见，充分体现出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姑姑”万心当然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魔，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但不是冲突结局的制造者。冲突的结局是“国家意志”和民间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然。“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仍是基本国策，只是在执行的手段上不像以前那么“粗暴”，“民间伦理”在面对“计划生育”时，其内涵也在不断稀释。小说以宏大的气魄再现与展示了中国农村三十多年的人口控制史。同时也提出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即“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民间文化”相互忍让、妥协而不是生与死、血与泪的冲突。“姑姑”万心作为天使一样的接生婆时，表现出来的善良、慈爱与母性，是对激烈冲突的调和，更是一种呼唤，呼唤更为人性方式执行“国家意志”。“姑姑”万心的“赎罪”，以及对泥娃娃的喜爱，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大有深意存焉。
二、叙事方式的多重变奏
小说中，叙述人是“我”——一位笔名叫“蝌蚪”的剧作家，叙述的主要是“我姑姑”的故事。“蝌蚪”也是隐喻，“蝌蚪”对“姑姑”的叙述其实就是“蝌蚪”对“蛙”的叙述，通过自然界的动物代际间的生物本能属性，其实暗示了一种乡村伦理叙事。小说开始以叙述者“蝌蚪”的视角展开叙述，随着故事的深入，最后，“我”也逐渐进入故事，成为小说的主角之一。作品虽然没有人称的变化，但是随着“我”人生的经历和“我”对“姑姑”故事搜集的越来越多，讲述的立场和视角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与作品所要表达的复杂性是紧密相关的。作品的主人公姑姑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当她以妇产科医生出现时，充满了母性、人性和亲情，可当她以“国家意志”出现时，又是那样的强硬，有时甚至缺乏人性。她始终处在“国家意志”与人伦情感的复杂撕扯中，透露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她，面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以及在特定年代里这种情怀与“国家意志”的霸权色彩之间的冲突。
“结构与叙事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7]首先来看“我”的变化，作品中的“我”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晚年，历经了从懵懂到激进再到保守这样的人生立场的变化，也目睹了有过同样人生轨迹的“姑姑”的人生变化。“我”和“姑姑”的立场从最初的懵懂中的冲突，一步步走向重合，二者有着互文性。“我”经历了一个“在乡——离乡——返乡”的历程，这个外在历程不仅决定了“我”内在思想的变化，也决定了“我”对“姑姑”所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的立场的变化，当然，也与姑姑思想观念和立场的变化向应和。“在乡”阶段，“我”是出于乡村民间立场，目睹了计生政策的诞生之初对乡村伦理的冲击，乡村在场的切身感受使自己充满了担忧。
同时，对“姑姑”和她的飞行员未婚夫为代表的现代生活也充满了向往，姑姑在这时日渐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出于对现代中国发展的爱国热情，她积极推行计生政策。当“我”参军“离乡”之后，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和主流教育的渗透，我已逐渐从乡村民间走向知识分子立场，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维护计生政策。此时的姑姑已经成为计生政策的切实执行人，且培养了小狮子这样的接班人。
在“我”晚年“返乡”之后，面对商业化对乡村及其伦理的冲击，则在乡村伦理的裹挟之下成了一个彻底与民间立场相吻合的人。姑姑则一反之前的“国家意志”代言人的形象，甚至违背伦理，为“我”“代孕生子”的事而积极奔走，同时也一步步用各种方式来为死于自己之手的生命而赎罪。在这个过程中，我确确实实经历了身体的“离乡——返乡”，姑姑则是精神上的“离乡——返乡”，这也意味着“国家意志”和精英意识的退却，但这个退却的原因却是值得深思的:计生政策由倡导到强制执行的时代，“国家意志”与民间道德之间发生激烈对抗，出现了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等人死亡的悲剧，当然，还有几千个腹中胎儿的死亡。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生命的消失似乎成了虚妄和无意义。因为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在财富的裂变中，曾经的民间道德伦理也发生了裂变。更为悲哀的是人性也经历了裂变为荒野的痛苦:曾经生孩子为了自己，为此而不惜牺牲性命，如今却将生孩子当成了交易。姑姑今天代孕和赎罪行为是对乡村伦理道德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她用民间的感性立场取代了历史的理性立场，也就意味着对曾经历史的困惑与思考。社会的裂变带来了人性和伦理道德的裂变，而莫言也“不断深入到权力结构的潜在部位，努力发掘权力体系中所隐藏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本质，让人真正看到权力背后的社会真相”，“显示出作家应有的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强大的悲悯气质，折射出创作主体沉浸于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意志和力量”。[8]
莫言曾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9]这部作品首先让人惊叹的是它的文体结构组成。小说是以写给日本学者也是侵华日军的后代杉谷义的五份信件组成。书信是一种最为自在和私密的表达文体，这种表达方式可以抛开各种外在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束缚，任由作者非功利地尽情表达，来显示生活更为原始和自在的状态。小说中的信件主要围绕“我姑姑”的故事展开，介绍了“姑姑”万心传奇的一生:童年时代神秘的革命经历、成年后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的强悍和同时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母性温柔的双重人格、晚年对自己人生的忏悔。在这些信件里，将“姑姑”以及“姑姑”周围的村民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时的复杂和本真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莫言构筑的自在、本真的民间，也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的他对这项政策的思考与看法。
小说的最后是附在信件里的一部也叫《蛙》的戏剧。书信的主体因是写给像长辈一样的国外学者的，所以莫言用相对节制和平静的语调叙述，而这一部分则是作为剧作家的“我”以艺术的方式向对方继续讲述“姑姑”后来的故事，莫言写得非常狂欢和恣肆，与他以前的作品《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有着相似的风格。在这部戏剧中，莫言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展现了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利润的操纵之和各种欲望的驱使之下，故乡的人裂变成不同的阶层，因而有着不同的人生:曾为农民的袁腮明为牛蛙公司的老板，暗中经营的却是为富人代孕，他在社会的变革中脱离了底层后开始利用底层为富人服务；而陈眉则成了袁腮手下的代孕者；曾经为计划生育冲锋陷阵的“姑姑”在忏悔中为被自己曾经堕胎的孩子塑像，并且和“我”在袁腮的代孕公司夺走了陈眉的孩子，共同变成了上层的同谋者和获利者……
在这个戏剧中，表面上是狂欢，而内里则是含着泪的悲悯和批判:富有者在某种遮蔽之下继续享受着特权，而底层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被他们剥夺的对象。更为悲哀的是曾经富有良知的“我”、“姑姑”等这样的人最后竟也在某种裹挟之下成为对下层的剥削者！这种结构小说的方式，是莫言一贯以民间立场构筑小说的视角的体现。莫言用过于真实的书信和过于虚构的戏剧这两种文体相夹杂来构筑小说，三种文体相混杂，亦真亦虚、亦诙亦谐地来展示社会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变化，给人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慨，也显示了社会变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和它对不同阶层的生活、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不同的人对它的不同态度和看法。
在这样的多重叙事结构中，隐藏着对事件的多重视角与思考。如果说“姑姑”和她的故事作为被看的第一客体，那么，首先是“我”对她的看和叙述，以及在看和叙述中的对她的价值判断和思考，而当我把她的故事以书信和戏剧的方式转述给杉谷义的时候，便有另一个暗含看者的存在，杉谷义成了隐形的看者、读者和评价者，而他不仅在看姑姑，同时也在看“我”，也隐藏着他对“姑姑”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的判断，尤其是当“我”也日渐参与到“姑姑”所从事的工作中，我的故事也已成为叙述的第二客体时，这种评价就是双重的甚至多重的。在这样的结构中，叙述者是和被叙述者都是多重的，他们的故事在众声喧哗中展开，对他们故事的阅读和判断也在这样的众声喧哗中进行，从而使得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计划生育以及围绕它而出现的社会变迁、人伦道德的变迁、人性变迁等等的判断和思考也就出现了多声部的唱和。
参考文献:
[1][2][3][4][5][6]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7]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A].杨扬.《莫言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01.
[8]洪治刚．无边的迁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205.
[9]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问[A].扬扬.莫言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