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舞青春之赌——解读毕飞宇小说中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
摘要:毕飞宇是比较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塑造了筱燕秋、玉米、玉秀等典型女性形象，并多方位地阐释了女性的悲剧性。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毕飞宇小说中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1.冲破樊篱与人性压抑之下女性的自我迷失；2.文化碰撞中女性自我文化心理的困惑性；3.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失衡性。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女性悲剧；荒诞性
毕飞宇是当今文坛上崛起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是比较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他的近作《青衣》、《玉米》、《玉秀》等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悲剧性的女性形象。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价值道德观念的失范，女性在觉醒中追求人生价值实现时，生活的诱惑、权力的崇拜及自身欲望的膨胀等因素诱导下，不知所措，失去人生的航标，以及在文化碰撞中自我文化心理的困惑性，更深刻的根源在于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失衡性，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女性自我人生悲剧的荒诞性。本文从三个方面解读毕飞宇小说中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
一、冲破樊篱与人性压抑之下女性的自我迷失
觉醒是生命复苏的标志，是自我意识的唤起。特别是妇女的解放，不仅使女性的觉醒迈出了很大一步，而且越来越重要。女性意识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妇女占人数总人口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类过去的精神文化都是对女性的压抑为基础，建构与将女性囚禁与“内室”体制之上。[1]如今，消解这种囚禁和压抑，从女性观点来重估并纠正这一切，就有可能在新的男女互补的基础上来重建人类崭新的文明。关于女性觉醒的小说，在当今文学中比较热的一个话题。一部写人的小说，一个杰出的作家，要将人性引向完善，就要暴露人性压抑歌颂自我觉醒，以适当的笔墨暴露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在毕飞宇的笔锋下，“世俗女性”筱燕秋、玉米等，她们并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而是有着鲜活生命和清醒意识的女性，同时也是男权社会中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悲剧者，在权力与欲望的诱惑下迷失自我。这些女性在觉醒中冲破樊篱追求人生价值时，受到社会各方面得阻碍和影响，暴露出了自我内心的压抑，与社会产生冲突。她们在反抗与压抑下，采取了一系列荒诞之举，以至于实现人生价值时迷失自我，导致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小说《青衣》中，毕飞宇给我们塑造了彻头彻尾不断觉醒的筱燕秋，她不愿跟世俗沉沦，把追求艺术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目标，别的都置之度外。但是她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柳暗花明，遭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阻碍与压力，加之自身的内心压抑，情不自禁地做出了荒诞之举，让人惋惜。1979年的筱燕秋，凭借她的才貌，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她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功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绵绵。[2]正因为她对艺术的挚爱和自己艰辛的努力，19岁的筱燕秋就凭着实力出演《奔月》A档嫦娥的角色，并一炮唱红了。由于筱燕秋天生就是古典的怨妇，命中就有两根青衣水袖，被剧团的团长加倍爱护，被军区的著名书法家将军题字勉励。这时的筱燕秋已经不断觉醒似乎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坚守心目中嫦娥的艺术人生价值，不断地去努力实现。为了维护着坚守这个梦想，《奔月》公演她一直霸占着舞台，不会让给别人。她久而久之对师父李雪芬产生嫉妒，充满了仇恨。《奔月》剧团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时，考虑到李雪芬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剧团决定让她来演嫦娥A档角色。李雪芬以高亢的嗓音征服了全场，得到上下的赞扬，而筱燕秋被冷落了。此刻，筱燕秋内心的压抑、仇恨和嫉妒，像潮水一般的爆发了，情不自禁地将一杯热水泼向师父的脸上，来发泄自己内心的压抑。这样，筱燕秋在觉醒中实现自我价值时，由于内心的压抑，做出了荒诞之举，迷失了自我，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毕飞宇在小说《玉米》中，也向我们塑造了冲破牢笼在觉醒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世俗女性玉米。玉米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女性，她争强好胜，不愿做传统的贤妻良母那样的淑女，她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美好的爱情，敢于追逐梦想。但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在权力与欲望的驱使下，玉米内心压抑，灵魂扭曲，人格异化，尊严丧失。玉米是家中的长女，她聪明、漂亮，同时也心高气傲，虚荣心强，在村上是个女强人。她出生在王家庄村委书记家里，在权力笼罩的特殊家里，她知道权力能带来一切，她的性格争强好胜，她渴望出人头地。玉米认为女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就是持家，一个女人如果连家都不要了，绝对是蛋黄，彻底地散了黄了。对待家的内部管理，她认为权力就是这样的，你只要握住它，摆出汗来，权力就会长出五个指头来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在家里，可以说她掌握着半壁江山，她的妹妹们都对特她百依百顺，就连父亲王连方也让她三分。在外面，村里的女人看见玉米说话都小心翼翼，特别是跟她的父亲有染的女人。当母亲生下弟弟，她把孩子抱到跟她父亲有特殊关系的女人家的门口，向她们挑衅，同时为给母亲争个面子。玉米的生活因为父亲失权发生了重大转折，玉米在内心的压抑下，做出荒诞之举，从而她的人生命运走向悲剧。她为了重新换取家庭的地位，出卖自己的身体，牺牲自己的青春，嫁给跟她父亲一般大的革委会主任。她在家庭变故中，把满足欲望寄托于某种外部力量，结果用荒诞的行为导致了人格的扭曲和伤害，在人性的压抑下，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二、文化碰撞中女性文化心理的困惑性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扩大和深化，男女平等成为通向女性解放必须超越的站牌，女性自主意识的重新唤起和发扬成为一种很大的呼声。因为妇女几千年来受压迫和压抑的实质是人类文化充满了耻辱，所以女性的解放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变革，它不仅是靠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能完成的。同时，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社会，可能依然有无数女性的悲剧发生，因为人们意识深层和文化观念隐匿着男权主义残余。[3]几千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歧视是显而易见的，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的人格的基础上扬弃传统的文化弊端和偏见，完善和发展健康人性显得越来越重要。女性承受着更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承受着更多的性别畸形压迫。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了妇女主体人格的失落，自我意识的缺乏，人的自我意识随着其社会的地位变化而变化。妇女的解放，其实是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提高，自我价值的完全提高。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都深受传统文化渗透，同时受到新鲜文化血液的感染，她们在觉醒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内心充满矛盾，产生困惑性，迷失自我，以致做出了荒诞之举。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玉米、玉秀、玉殃等，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也承袭了封建社会里的男尊女卑、传统贞操观念等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浸透。因为中国有一个漫长的黑夜，男尊女卑的“传统”远比长城古老，中国妇女的苦难，远比大海还深，她们身上的镣铐，灵魂上的“枷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教条，整整奴役了她们几千年。[4]她们在接受现代文化的过程中觉醒，仍然逃不过传统文化的牢笼。她们年轻、漂亮，有着梦想，有着追求。但在现实社会中，她们的生存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内心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又要奋起反抗，要在生存的缝隙中挣扎。不过玉家姐妹的命运还是不能逃离传统体制与集权文化，不能从阴影的困境中走出来，建立自己独立的自我精神世界。她们在现实中内心充满了困惑性，做出一系列大胆的荒诞之举来改变自我，解救这种困惑。但这种举动只不过是一种向传统体制文化的荒诞挑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玉秀年轻漂亮，青春期的她最大的理想是成为惑众的美女蛇，她是对传统观念规定的美好女性形象的超越，她不满乡村生活，对生活充满期待和畅想。当他的父亲王连方因作风问题而失权，她的厄运也来临了。玉秀被村民们报复性的在某个晚上强暴了，她在村里肯定是嫁不出去了。一旦处女贞操被剥削，再好的东西也挽不回女儿身，这种思想观念不自觉地使玉秀无奈接受，这块伤疤在她心中永远无法愈合。这样，她的人生发生转折，丧失了对爱情的追求和憧憬。无法在王家庄立足的她，不得已投奔到姐姐家来，希望重回早就渴望的美好生活。而事实上，在善良无知的情况下，遭到郭作的诱奸，并生下小孩，后来被郭作抛弃，身经沧桑的她只能悲剧性地死去。玉秀在文化碰撞中内心的困惑性，引致她荒诞的想法和做法，最后以悲剧而告幕。
毕飞宇在小说《青衣》中，对主人公筱燕秋内心世界的困惑性很好地展现出来了。筱燕秋在虚荣、嫉妒和自私等诱惑下，做出一系列荒诞的行为，使她的艺术生涯走向悲剧。在筱燕秋的内心世界里，通过自我对话，造出另一个自己，这就是“嫦娥”。二十年前的她因虚荣心和嫉妒等心理，将开水泼在李雪芬的脸上，为一个荒诞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后，相似的情况有出现了。在虚荣心和嫉妒的诱惑下，为了再演嫦娥和讨好煤老板，她拼命地减肥。她不让自己的学生春来演，她一连演了四场，她不让，不要说自己学生，就是她亲娘老子来她也不让，她是嫦娥。在嫉妒与欲望的支配下，筱燕秋牺牲自己的身体去追求艺术，最后悲剧性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三、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失衡性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女性的命运走向悲剧性的过程，每一次变化都与小说中男性有着很大的关系。纵观古今，权力的中心都是男性。男性往往通过自己的权力显示了比女性更高的地位，在各种文化的惯例中将男人和女人权力范围逐渐分离，女人被放逐到权力的边缘地位。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完全以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为准，而女性也同样在男性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人格受到扭曲，它历经时代沧桑变得面目全非，长期受到男性的压制，致使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出现了失衡。但由于女性解放的推进，在女性解放思想的潮流下，更多女性争取向男性角色转换，争取男女平等，不过她们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以致承受更多的沉重和畸形的身心疲惫。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女性渴望争取和救赎自己地位的失衡。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不论是玉米以权力对抗权力的反抗方式，还有顺从男性的欲望，都不能使女性地位得到根本的改善，只能让她们走向深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得不到改善和认可，女性的悲剧就不能避免。在男权统治下，女性无法逃脱男性的压制，要想从属于男性，她们只能做贤妻良母，才能在男权社会中有一席之地。
《玉米》三部曲中，玉米、玉秀等姐妹们，在王家庄受到尊重，是因为她们的父亲是村委书记，有一官半职，她们都以高傲的气势在王家庄生活。因为父亲的地位，玉米无法像村里别的姑娘一样选择踏实的婚姻，而要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玉米选中彭家庄箍桶匠家的彭国梁，是因为他是一个能上天入地的飞行员，他俩并不是一见钟情，两厢情愿。玉米为了向别人炫耀，一时的虚荣心，彭国梁只不过满足自己生理欲求而已。如果没有飞行员这个神秘的角色，就凭彭国梁的家境条件，再加他长相一般，绝不是玉米的择偶对象。当玉米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生活一帆顺风的时候，父亲王连方因为作风问题而失权，村里的男人报复性地强暴了玉米的两个妹妹。彭国梁听信别人的流言蜚语，而与玉米毁婚。在权力的支配下，玉米的人生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陷入人生的低谷，这一切都与男权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玉米为了让家庭重新有权力和地位，得到别人的尊重，决定出卖自己的身体，牺牲自己的青春，来换回家庭的名誉。当父亲王连方清明节后从外地回来，玉米扬起脸:“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5]只要有权，才能换来家庭的尊严，以牺牲自己的身体换取权力的庇护。玉米嫁了跟父亲一样大的国家干部郭家兴，这是对权力的选择，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放弃一切自我价值。玉米在权力的荣耀下得到一点欣慰和满足，她荒诞性的悲剧命运，正是男权社会相逼的结果。为了王家，玉米甘愿做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
又如，玉殃是平庸的，她没有玉米那样争强好胜，也没有玉秀那样漂亮。勤奋的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师范学校。在这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学校，权力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她在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的指使下，成为校卫队的“密探”，她出卖跟自己谈恋爱的楚天，以致楚天在严厉的审问下而发疯。为了报复，她将同学庞风华与班主任恋爱的秘密告诉魏向东，造成了悲剧，她成为魏向东的玩物而麻木不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在权力的驱使下变得无知。玉米姐妹们，从小到大生活在权力的光环下，无法摆脱权力给她们的欲望，也是因为权力的诱惑下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出现失衡，做出荒诞之举，最终自己的命运走向悲剧。
再如，筱燕秋在舞台上，她可以把真实的自我美化成“嫦娥”，尽情地展示艺术。然而，在男权社会中，筱燕秋只不过是煤老板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已，也只不过是团长乔炳樟这类人挣钱的工具。煤老板通过金钱买来权，用钱来取悦自己。在整个小说中，筱燕秋就没有思考的余地，也不去反抗。因为男权强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地位只能在边缘。在男性社会中，女性是弱小的，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她们只能依靠男人，顺从男人，才有一席之地，生存下去。在毕飞宇的小说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依靠男人的方式是荒诞的、扭曲的，她们只能在争取自我地位时，采取无知的方式，结果只能是悲剧。
总之，在毕飞宇的小说中，男性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优势，男人掌握着权力，是家庭的统治者，是社会的主角。女性只不过是传统接代生育的工具。在男权社会里，正是男性决定了女性的情感起伏和生死命运，正是男性造就了女性畸形的人性和悲剧的命运。最终这些女性在冲破樊篱与人性压抑下迷失自我，在文化的碰撞中女性内心的困惑性，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失衡性，这些因素导致了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
参考文献:
[1]张清华.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08.
[2]毕飞宇.青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0—61.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5.4.
[4]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1.
[5]铁凝，方方等.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