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的建构与生命意识的诉求——萧红与迟子建抒情小说中意象修辞比较研究
摘要:萧红和迟子建都属东北地域小说家，两位作家在作品中都善于运用意象来抒发情意，使主观的“意”与客观的“物”相对应，融为一体，具有很浓的抒情性。本文即是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意象对比，探讨两位作家意象运用所表达的情感。具体来说，通过比较两位作家作品中相同意象中的不同情感和不同意象中的相同情感，发现她们运用意象所表达的不同时代内容和思想主题。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萧红与迟子建小说中的意象营造还有共通的精神内涵:一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一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深切同情。
关键字:萧红；迟子建；意象；家园；生命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审美内涵，是“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中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普遍审美意识”[1]。刘勰《文心雕龙》首次提到“意象”:“独照之间，窥意象而运斤。”[2]这一论断揭示了“意”与“象”契合的形象性特征，使主观的“意”与客观的“物”相对应，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意象”归根到底是在情感的孕育和传达中创造出来的。萧红和迟子建都属东北地域小说家，对东北的地域风情和自然景物都有深刻的眷恋，在她们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意象，这使得她们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茅盾在评价萧红小说《呼兰河传》时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周景雷先生对迟子建的小说亦是赞赏，“她的小说，幸而不幸，悲而不悲，既保留了温婉的情感冲动，也有适度的理性节制”[4]。萧红和迟子建的抒情小说，其抒情艺术轴心则偏重于情感意绪的抒发。解志熙认为:“‘情调’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以其全体人格力量和审美理想所反映和描述对象相撞击，相交融所发生出来的一种贯穿全篇的且有高度审美价值与审美效应的情思意绪，一种情感态度和情理线索。”[5]为了将心中的情调抒发出来，两位作家借助于“意象”这一载体来表情达意。本文即是通过对比两位作家作品中意象运用的异同，来发现两位女作家运用意象表达的不同情感和相通的精神内涵。
具体来说，本文对两位作家的意象对比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比较相同意象中的不同情感，第二类是不同意象中的相同情感。在第一类意象中，首先分析“月亮”意象，侧重研究它在小说氛围的营造以及两位作家作品中表达的不同思想主题；其次是“蝴蝶”意象，探讨两位作家对生命意识的不同抒写。
在第二类意象中，首先分析“旷野、坟地”和“森林、河流”这两组意象，阐释它们所代表的两位作家共同追寻的“家园”情结；其次是分析萧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后花园”意象和迟子建小说中出现的“酒馆”意象，通过对比发现两种意象所体现的共同的人文内涵。
一、相同意象中的不同情感
自古以来，自然及其特性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托名白居易的《金针诗格》云:“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也。”虚中《流类事鉴》云:“善诗之人，心合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霞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同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萧红与迟子建，在意象的运用上则有着不同的审美体验。
第一组意象:月亮
月亮是中国古典诗词中蕴含丰富的意象。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月”表达思乡之情；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中的“月”抒发了悲欢离合之情；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中的“月”表达了痴男怨女的无限思念和怨恨。“月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魅力是不朽的，它已经成为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与古人不同，现代作家笔下的“月亮”有着不同的修辞意义。
首先，萧红小说中的月亮渲染了一种悲情的气氛。她的小说写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中。萧红生活的东北自然条件更是恶劣，这里的环境更多是荒蛮、粗野的原始状态，一群蒙昧的民众在生与死之间过着混沌的生活。同时，在萧红的内心深处也有寂寞孤独的人生体验，她的笔调必然是忧伤的。因此，“月亮”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就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烙印，表达了中国农民的贫困、孤寂与落魄，在寒月的照耀下，人的生命也更显得卑微与渺小，痛楚与辛酸也愈发积压在农民心头。
老李走在有月光的大道上，冰雪闪着寂寂的光。她寡妇的脚踏在雪地上，就像一只单身的雁，在哽咽着她孤飞的寂寞。
——萧红《夜风》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的小屋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
——萧红《生死场》
萧红的小说蕴藏着一种忧郁的美感。“忧郁所产生的美感是痛感夹杂着快感，即把主体带进一个哀痛的心境中，在苦难中体验着苦与悲哀，在饱尝了痛苦之后产生的快感。”[6]萧红和中国农民一起咀嚼着人生的痛苦，黑暗的夜色、空虚的影子、冷寂的清雪、凄凉的残月都凝聚了她独特的苦难体验，让人心酸，让人惆怅﹗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于是丈夫不给她吃饭，不给她水喝，她的下身腐烂了，生了虫子，整天不停地呻吟、号叫，就这样活生生地烂死了。风雪夜月的寒夜伴随着大树的号叫和女人的哭声显得悲壮沉郁，月亮将人间一切的悲痛照亮，在狂风中愈发悲怆。
其次，萧红小说中的月亮也常常与死亡为伴。《王阿嫂的死中》“月亮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7]。王大哥被扣留工钱而逼疯，惨死在张地主遣人点燃的草堆里，王阿嫂怀孕生育时遭打当场死亡，只留下小环还流浪在无家的人世间，寂静的夜里月亮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生死场》中“天黑了，月亮也不来为孩子做伴”[8]。金枝的孩子刚生下来没几天就被丈夫活活给摔死了，弱小的生命连人间的温暖都未感受到就走了。人间是如此凄凉，月亮只能静悄悄地和死亡的生命一起埋在土里来安抚那些卑微的生命。作者在对乡土世界的惨相与痛苦的呈现下，发出了沉重的呐喊:“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会如此苍凉？”
相比之下，迟子建因所处的话语环境与生活经历不同，月亮在她的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温情而悲哀的美丽。
首先，迟子建笔下的月亮是作者温情生活的真实写照。生长于中国最北端雪地里的迟子建，常描写其熟稔的乡土世界:漠河、北极村、木头房子、冰封的黑龙江等。她笔下的北国故事常弥漫着如梦如烟的诗意氛围，散发着晶莹而又朦胧的浪漫的光泽。
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的月光很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拾起来放在桦皮篓里，背回去用它当柴烧。
——迟子建《原始风景》
远远的月亮安详地照着山川草木，他看见远处一道发亮的光贴着大地像银蛇一样游走，仰善知道那不是被月光簇拥着的栖龙河。这黑夜里的点点光明，宛如一朵朵盛开的白莲花，显得宁静，光华而又妩媚。
——迟子建《五丈寺庙会》
月光在作者笔下是那么优美，与童心相映成趣，抒发了她对大自然的真诚赞美。东北奇特的自然风光永远是孩子们感到新奇美妙和吸引人的东西，作者以孩子的眼光去观察整个世界，大地月光“宛如一朵朵盛开的白莲花，显得宁静，光华而又妩媚”[9]。一个纯洁而又干净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月亮也正如童心一般，散发着稚嫩而又有生机的气息。
其次，迟子建笔下的月亮与太阳互补，更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象征存在，比喻对美人和恋情的追逐。同时，月亮与太阳互补共同安抚着小说中人物卑微而又孱弱的生命。
母亲的背影对他来说也许就是太阳和月亮，不然他怎么老是追逐她呢?
他亲吻着我的一双乳房，称它们一个是他的月亮，一个是他的太阳，它们会给他带来光明。
它们就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我们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路——那些被世人称为“鄂温克小道”的，由我们的脚和驯鹿那梅花般的足迹踏出的一条条小路。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太阳与月亮互补组成一组温暖的意象，表达了鄂温克人对爱情和诗意生活的追逐。“我”的伯父尼都萨满一生都爱着我的母亲，但氏族制度却割裂了他对母亲的爱。父亲死后，“母亲的影子对他来说就是太阳和月亮”[10]，他一生只能追随着母亲的影子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爱与期盼。同样，母亲也只能在临终前穿上尼都萨满为她缝的鸡毛裙子在舞蹈中结束一生，天边的残月为她照亮了前方的路，安慰着她那颗长久而冰冷的心。“我”在失去丈夫后，又碰到了瓦罗加，他重新带给了我勇气和希望。瓦罗加用心追逐着我，称我的乳房为“太阳”和“月亮”，它们会给他带来光明。文章末尾提到“鹿铃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鄂温克小道”[11]，这既是作者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也是对现代生活的点点哀愁，月光中鹿铃的呼唤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与向往。
再次，月亮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无常，人的生命在大自然中如月亮一样不可捉摸。堪达罕是一只美丽的黑熊，月夜去出猎，“我”望着天上，水中的月亮，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死的无奈。堪达罕死了，尸体漂浮在湖水上时，水中的月亮被搅碎成金色的碎片。在“我”眼中的月亮也因生命而逝变成了“黑月亮”[12]。人生的曲折坎坷也如月亮的阴晴圆缺一般自然，生命如月亮一样转瞬即逝。
总之，两位作家的共同之处是让月亮来抚慰人心。不同的是，萧红笔下的月亮带有旧时代色彩，是一种孤寂、落魄、死亡的象征，呈现出一种“荒野之美”[13]。而迟子建笔下的月亮更有一种温情的色彩，正如有论者所说:“她的小说幸而不幸，悲而不悲，是一种‘伤怀之美’。”[14]
第二组意象:蝴蝶
“对动植物的书写，源自于小说家对现实生活及人生的理性认识。动植物的世界是小说家人类常态的一种表现，动植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类生活的写照。”[15]两位作家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牛、马、狗、蝴蝶等动物意象，但两人作品中较突出的是动物意象“蝴蝶”，它们所表达的内涵和生命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萧红小说中的动物是一种象征化的意象，从动物的身上可以窥见20世纪北方大地上广大农民的愚昧与伤痛，蝴蝶是一种混沌的没有欲望的爱情符号。
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流下。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磅来，只有印就的麻痕。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贴落在她的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
——萧红《生死场》
蝴蝶是中国古代传统中代表爱情的美好意象，如《梁祝》中的男女主人公双双化蝶的故事，蝴蝶意象就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生活的美好追求，但萧红作品中的蝴蝶却是一种没有爱情的欲望符号。像《生死场》中的金枝一样，女子在结婚前有自己的青春与男子的喜爱，但结婚后男子便对他们粗言恶语，抛弃她们。尽管场院外的蝴蝶多么嬉闹，但对于萧红笔下的女子们来说那些生机都与她们隔绝着。金枝心中的蝴蝶是“邪恶的虫子”，是金枝对自己无欲望的爱情生活的厌恶。萧红对动植物的书写，也表现了作家的一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生死场》中的麻面婆一出场就给人一种丑陋、卑微、混沌的生命状态，过去的年代造就了她，使她的生活丝毫无一点生机可言。她不懂得如何去将生活安排得有条理，甚至连她的丈夫都讨厌她。麻面婆只是在时间的轨道上重复着自己单调麻木的生活，她的生活没有阳光和希望，更不用说去追求爱情。萧红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通过动物的混沌生命状态，批判了当时落后的社会生活和农民的麻木无知。
比较而言，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却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与人关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精神的反思与观照。例如，《雾月牛栏》中的“牛犊”，《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大黄狗”，《逝川》中会流泪需要人安慰的“泪鱼”，《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蓝蝴蝶”，它们都是有灵性的生命。
那是正午时分，贝尔茨河水被强烈的阳光照耀得发出炫目的白光，河面上飞舞着一群蓝色的蝴蝶。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突然，我听见盒子里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堆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让我吃惊不已。然而这声音只是响了一声，很快就消失了。不过每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飞旋而出！它闪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色的戒指。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首先，这样一种有灵性的生命是作者的生命体验。与萧红不同，迟子建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她生活在日趋城市化、工业化的环境中，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是人性的冷漠、欺骗，于是她要逃回大自然中，她表现的多是对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乡情的情感回归。她刻意描写诗意的、充满灵性的北极村生活、洁白的大雪、温暖的爱意等，所以作品中的“蝴蝶”就成了爱情的诗意象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在丈夫死后陷入沉痛的悲哀中，在与“我”的第二个丈夫瓦罗加相遇时，河面上飞着蓝色的蝴蝶。瓦罗加带给了我新的生活希望，飞舞的蝴蝶就是我们爱情的象征。
其次，作者通过对动物的灵性书写，展现了她的一种悲天悯人情怀和浪漫主义的美学追求。迟子建曾说:“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从宗教的意义来讲，人就是偶然到大地上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也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事一回。”[16]《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因为丈夫的去世而来到异地寻找一点心灵的安慰，没想到这里的蒋百嫂的悲惨遭遇加重了我的沉痛。离开异地时，一只盒子里竟然飞出了一只湖蓝色的蝴蝶。蝴蝶作为一只精灵的化身，也让“我”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蝴蝶”这一意象作为作者的想象物，不仅有美好形态，而且也是现代社会中人间温馨爱意的化身，承载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体谅、关怀之美。迟子建的小说以抒情为主，小说表层的内容主要是神秘莫测的自然和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化的世俗生活，这体现了她的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她追求的是一种“伤怀之美”。她笔下的白雪、月亮、会流泪的鱼以及散发着香气的土豆花，无不充盈着她平和而又蕴藉的深沉情感。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萧红和迟子建的作品中都通过动物来展现鲜活的民间及日常化的世俗生活。萧红的写作因其特定的话语背景，她主要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对传统文化、人的观念等方面进行了严峻的审视和批判，动物的身上寄予了作家的一种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而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则更多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她的小说借助于感伤的基调、文化的诗情、世俗的人性和灵性的生命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世界。
二、不同意象中的相同情感
第一组意象:旷野、乱坟/森林、河流
“‘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予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因素，激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归属感。”[17]18世纪德国诗人洛瓦丽斯认为，“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的家园”[18]。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对故乡都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表现了她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萧红当年为了放飞自己，逃离故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了断线的风筝。而当她几经跋涉，辗转异乡，身居香港，重病缠身时，则始终在心里深处保持着与大都市的隔膜，魂牵梦绕的一直是她那飘落风雪的故乡东北呼兰河小城”[19]。迟子建也曾说:“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20]
旷野是具有现代生命感的意象，与人的漂泊情怀联系在一起。在萧红笔下，旷野和乱坟岗子，寄予了作家一种漂泊情怀与渴望还乡的欲念。吴晓东认为“‘坟’是一个典型的把现实和已逝的生命记忆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意象”[21]。萧红的记忆中东北人民卑微的生命一个个都停留在了乱坟岗子，《生死场》中“坟场是死的城郭，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也是演奏着别离歌，陪伴着说不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22]。萧红作品中多次写到旷野和乱坟岗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东北的生存状态，农民因为失去土地，在荒凉的旷野中感到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对内心深处家园的记忆，由过去寻现在，就过去敷衍现实。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谁比萧红更令人惋惜，同情了，“在战争的生与死中，在寒冷、饥饿、疼痛的情感的多重折磨中，从一座城市漂泊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渴望温暖却常常一个人走路”[23]。诚如有论者指出，“萧红的寂寞是无家的寂寞”[24]。所以，萧红的心中是没有家的，旷野也正如她心灵深处对家的情结，如此荒凉。尽管记忆中的家园是如此荒凉与寂寞，但那儿也是她的家，一个人永远都会在心灵深处呼唤着那个精神家园。萧红在旷野中的呼喊，本身就是为抵达家园所做的努力，是内心深处对家园意识的流露，是她在漂泊中自我危机认同的流露。
同样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迟子建的笔下则出现了森林与河流这一组意象。繁密的森林、涌动的河流是她最初生活的地方，对她的小说创作起了重要作用。有论者指出，迟子建创作“在表达上倾向朴素，在感受上则充满浪漫”[25]。因此，迟子建的精神家园回归更重于对美好自然的回归，凸显为浓郁的童话色彩。
那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所以，很多小河都是没有名字的。如今这些小河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样，大部分已消失。
如果把我们生活着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比喻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话，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这些巨人身上纵横交错的血管，而它的骨骼，就是由众多山峦组成。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首先，河流和森林为小说营造了一种和谐的背景，与鄂温克人的生活协调一致。鄂温克人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他们与森林、河流为伴。虽然也有自然灾害，但他们却能从容地面对一切。其次，森林与河流的博大象征着生命的包容性。在鄂温克族中，有一种大爱就是萨满大爱，萨满为了拯救众人的苦难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精神也如森林和河流一样，无私养育了人类但不求回报。再次，森林与河流也是作家对永恒精神家园的追求。迟子建说过，“童年围绕我的，除了那些可爱的植物，还有亲人和动物。请原谅我把它们并列在一起，因为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我的朋友。只是成年以后，遇了许多恶意的人的狰狞面孔后，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温柔而又有情感的动物，愈发愈觉得它们的可亲可爱”[26]。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代表的后期创作中，我们不但能领略到东北地域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还能感受到鄂温克人朴实而奇异的民情风俗，凝聚着底层人民智慧的神话和民间传说，更重要的是还能看到由此构成的祖国北疆民众的生活遭遇，以及在这种生活中体现出的人的命运，他们生命的挣扎和伸展，心灵的冲突与和谐。面对现代文明的侵入，鄂温克族的森林遭到砍伐，河流也愈发干枯。迟子建在森林和河流的记忆中追溯着一个鄂温克部落的历史，同时也意图在自然和古朴的人性中找回以往美好诗意的家园。
第二组意象:后花园/酒馆
后花园意象是萧红小说的独有意象。在萧红生命的后期，在经历了众多波折后，面对死亡的威胁，她用回忆完成了生命最后的篇章。这时，“后花园”就进入了她的世界，“后花园”成了她精神的归宿，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后花园五月里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冬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倭瓜。这倭瓜身往往会爬到墙头上去，而后从墙头它出去了，出到院子外边去了。就向着大街，这倭瓜蔓上开了一朵大黄花。
——萧红《后花园》
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有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一片。一到后花园，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了去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什么东西也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萧红《呼兰河传》
首先，“后花园”是萧红童年中的独特记忆，后花园象征着自由。后花园的各种植物都是那么繁盛，“我”的心灵驰骋四野，我的内心的快乐与奔放占据了一切。在别人眼中园子里的东西是静止的，而“我”却感觉到是活的。萧红在记忆的后花园里走完了她生命最后的历程，在这里可以重温童年的各种美好记忆，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
其次，后花园中人的生命状态也是作者着意要渲染的。萧红笔下的乡村描写是贫穷、闭塞和愚昧的。《后花园》中的小磨倌在磨盘的既定的轨道上循环，来回往复。“十年前的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山下有牧童在唱歌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生死场》）。人的生命状态一直是浑浑噩噩，重复着庸常的生存状态。《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在旷野中的沉思，旷野中的“人为什么活着的终极追问”是冯二成子生命意识的觉醒，他的觉醒也是萧红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后花园凝聚着萧红的乌托邦想象，成为她构筑诗意文学和皈依诗意家园的精神空间。
与之相比，迟子建的小说中出现了“酒馆”这一社会意象。杨义曾经指出，“旧中国作为宗法制社会流行的是酒馆茶馆文化”[27]。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酒馆文化更是勃然兴起。有论者指出，“酒店、茶馆可以说是旧中国大多数中国小城中的主要公共场所，也是小城小说的典型场景”[28]。鲁迅说中国人多为“示众的材料”和“无聊的看客”，这“看”与“被看”往往是借助小城的酒店茶馆来进行。从酒店茶馆里揭示出的应是人的精神面貌，是人际关系及时代氛围。
首先，迟子建的“酒馆”意象可以窥见人们的一种卑微的性格与现代都市文明的丑陋面目。在《越过云层的晴朗中》通过一只狗的目光观察了整个人的世界。在青瓦酒馆里，“狗”眼中的人都是贪财重利的人，是人情淡薄的人。“狗”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它体验到的是狗的心理，看到的是人的世界，也就形成了单纯与复杂的鲜明对比。在对茶客酒徒们的闲言碎语、趋炎附势、幸灾乐祸，拿肉麻当风趣的揭示和批判中，折射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情怀。
其次，“酒馆”更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生存处境。有论者指出，“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纪遭遇，构建一个以日常生活诗学体系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为文学清理家园，也许是必要的”[29]。酒馆里汇集了四面八方之人，可以说是人们休闲娱乐、传递信息、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在这里也演绎着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生活故事。《酒馆的鱼鹰》中，刘年因为一生都爱惹麻烦，郁闷而爱上了喝酒成了酒鬼。他最爱到叫驴子酒馆喝酒。叫驴子酒馆的老板娘寒波是一位寡妇，忍受着婆婆的辱骂坚强地支撑着酒馆。一只鱼鹰将二人联系在了一起，在酒馆中两人共同诉说着内心深处的辛酸与无奈。鱼鹰成了寒波的精神寄托，而酒馆也给刘年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后来，税务局长强行从寒波手中要走了鱼鹰，将鱼鹰冻在冰箱中做了标本。小说讲述了下层人日常生活的“无常”与“日常”，鱼鹰死了，下层人的生存境遇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比较而言，上述两组社会意象中，“后花园”与“酒馆”都是作为作家或小说中人物精神寄托的一个地方。“后花园”中萧红放飞着自由，“酒馆”中刘年宣泄着自己的哀愁。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象，“后花园”和“酒馆”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是极其相似的。“后花园”中的人过着闭塞的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生死轮回，来回往复，底层人们的命运毫无一点生机而言。“酒馆”同样也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处，酒馆中的人封闭落后，不思进取。茶客酒徒们亦是咀嚼着别人的痛苦来满足自己的卑微心理，下层平凡人艰辛苦痛的生存处境在酒馆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两位作家在社会意象中对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生存处境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清醒的认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还可以发现萧红与迟子建小说中的意象营造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涵:一方面是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深切同情。萧红是在坚持自己认定的启蒙立场来揭露民间的愚昧、落后与野蛮的深刻性。所以，她要批判这种庸常的人生和无可救药的蒙昧麻木状态。而迟子建是通过发掘故乡之美，发掘日常生活的美好且赞美故乡来实现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在具体书写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其美学风格:“荒野之美”与“伤怀之美”。两位作家因其话语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在小说中运用意象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态度，但同在黑土地上成长的两位作家，对这片黑土地的热爱和生命的尊重则成为了人类精神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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