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早期都邑考

雍际春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首领从中潏开始，“在西戎，保西垂”；至非子时“居犬丘”；而庄公进封西垂大夫，是“居其故西犬丘”；秦文公即位，又“居西垂宫”。西垂一犬丘——西犬丘，这是秦人在天水地区除了秦邑之外，三百多年间世居之地和国都所在。

这四个地名是同地异名还是名异地亦不同呢？古今学者对此多有所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近人的考证来说，王国维先生最早对西垂、犬丘和西犬丘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①。徐中舒先生主张今天水西南的犬丘和陕西兴平的犬丘，秦人都曾居住过，是地名随部族而迁移的反映；天水西南的犬丘称西犬丘，又称西垂，也就是《史记集解》中引徐广所说的秦亭^②。高亨先生认为秦庄公所居之犬丘，即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槐里城^③。林剑鸣先生又主张西垂是泛指西方边陲，而犬丘则指具体固定的地区，是一个较大的地名，其地望相当于秦之陇西郡，汉代又从陇西郡分出天水郡，所以，犬丘就在今天水境内^④。段连勤先生肯定秦人自中潏至非子八代世居犬丘，犬丘即西垂，地在今天水西南^⑤。何清谷先生认为庄公封为西垂大夫，则“西垂大夫应是以今甘肃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西犬丘又名西垂”^⑥。杨东晨先生主张中潏所居西垂是今宝鸡以西地区，周初秦人遭到西周打击，迁往更西的天水地区，西垂一名也随之西移到天水地区，他们地居犬丘，为与陕西兴平的犬丘相区别，故称西犬丘^⑦。类似以上这样的见解和争论还有不少。

学者们的争论虽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犬丘、西犬丘与西垂同为一地。但要确定西垂即犬丘的具体地理位置，首先要辨明西垂属泛指天水地区还是天水地区境内的一个具体地名，以及西犬丘与关中犬丘的关系。我们认为西垂、犬丘与西犬丘是同一地名，且有具体地望；而西垂宫则是秦人建国后所修的宫殿名，襄公始国以西垂为都，西垂宫自然也在这里。

《史记》除了《秦本纪》记载秦先祖居西垂之外，在《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两篇中也有关于西垂的记载。前者说：“至周之襄，秦人兴邑于西垂”；后者又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这清楚地表明西垂不是泛指区域或方位，而是有确切位置的地名。祝中熹研究认为，周代凡说到大夫，如冠以地名的话，一般均是具体城邑，很少见有言地域方位的例子。上古记史笔法虽略，但极其重视部族活动的中心居邑，记载某王某君登位，必说他“居”在某处，可以有缺载，但凡言及居地的均系具体城邑，决无泛指圈。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篇末根据《秦纪》资料附有秦襄公以来历代君主在位顺序及所发生的大事，亦有各位君主的居地和葬地。如春秋时期的秦国十七公中，注明居地的有十一公，而葬地则全部注明，这些居地和葬地都是具体地点，则其中的西垂、西垂宫自然不会例外，是具体地名无疑。

西垂不仅是具体地名，与犬丘同为一地，而且这两个名称之间还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原来“犬丘”和“垂”都是商周以来东夷及中原地区特有的地名，因为东方平原地带地多潮湿，河水经常泛滥，人们多选择“四方高中央下”之地即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那里的地名多有丘字。据统计，在《春秋》和《左传》中东方以丘为名的地点多达40多处，如帝丘、商丘、葵丘、梁丘、贝丘等。西周春秋时期东方的宋国与卫国都有“犬丘”这一地名，宋国犬丘在今河南永城，卫国犬丘在今山东曹县，而且犬丘又叫做“垂”。据《春秋》隐公八年记载：“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传》解释说：“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唐代杜预《集解》注释说：“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可见犬丘即垂，垂即犬丘，都是指的同一地方。在《春秋》桓公元年和《左传》襄公元年，两书还记载到犬丘与垂，后人的解释同样认为是一地两名，上古时代部族迁移十分频繁，而其族名或原居地的地名随之作为新居住地地名的现象，在古代经常发生。段连勤先生认为秦族本是东方九夷族中的畎夷，他们的居地“垂”又称“犬丘”。由山东曹县、河南永城县的犬丘，到陕西兴平、甘肃天水的犬丘，这正是畎夷包括秦人由我国东方移到西方所走过的足迹。今陕西兴平的犬丘，秦时称废丘，汉代改称槐里。西周懿王时因避犬戎进攻，还一度从镐京迁都于犬丘。周懿王约与非子之父大骆同时，若大骆、非子父子居今兴平之犬丘，则周懿王就不可能也入居犬丘为临时国都。所以，今陕西兴平的犬丘，应是秦人在商末中潏入西垂之前，畎夷或秦人曾经居住过而留下的地名。由于秦人入居天水，位于他们一路西迁的最西边，所以便将在天水定居下来的居地仍以“垂”或“犬丘”相称，只是名前又加上表示方位的“西”，而称西垂或西犬丘，以与以前所居住过的“垂”或“犬丘”加以区别。

《史记》记载说秦襄公“居西垂”，又说秦文公“居西垂宫”。这里透露出一个向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信息：秦襄公位列诸侯而建国时，虽仍以他们世代居住的犬丘为都城，但却进行了一番都城的扩建等一系列与建国相关的建设工作，如修建西畤祭祀远祖少昊即是一例。西垂宫当属开国建设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秦始皇本纪》说：“至周之衰，秦人兴邑于西垂。”这里所说的“周之衰”，显然是指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一事，而“兴邑于西垂”的秦人首领正是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的秦襄公。所谓“兴邑”，也就是襄公因开国而对犬丘城的增修扩建。襄公立国仅四年即去世，西垂宫至襄公去世时尚未完全竣工，而文公即位后“居西垂宮”，说明在文公即位不久，这座新宫殿就已告竣。文公所居西垂宫，应是秦君即位后而居于都城内某一宫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如秦武公“居平阳封宫”，德公“居雍大郑宫”，宣公“居阳宫”等，都指的是历代秦君居住在都城内的具体宫殿。所以，人们习惯上把西垂宫与西垂、犬丘、西犬丘三名并列，看做是西垂这一地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显然是一种误解。因此，西垂宮是秦人开国之都西垂或犬丘城内的新修宫殿名，而不是城邑地名，只有西垂、犬丘和西犬丘三名，才是一地而异名的城邑地名。

分清了以上的种种关系之后，西垂或犬丘城的具体位置才有可能确定。古人关于西垂的位置记载，都与秦汉时西县有关，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史记正义》也认为西垂就是汉代西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西县城在秦州（今天水市）“西南百二十里，即所谓西犬丘也”。此外，《甘肃通志》、《直隶秦州新志》、《天水县志》以及王国维《秦公敦跋》、马非百《秦集史》、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等，都主张西垂即西县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的观点。这些记载说明，西垂或西犬丘即后来的西县，而西县的具体位置就有天水西南九十里与一百二十里两说。

按西县的设立时间较早，至迟在战国时已经设立。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著名的秦器秦公簋，1919年发现于天水西南，该器除了原铭文外，又在器与盖上各有秦汉间的凿刻字一行，器上刻字为“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簋）”10字；盖上有“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9字；刻文中的“西”即陇西郡西县。1971年在湖南岳阳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戈，上有“西工师曰”的铭文。王辉先生认为是在秦故都西所设的工室制造的。1978年出土于宝鸡秦墓的“陇西郡戈”，上有“西工宰庵”等铭文，据考是秦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所造[9]，。出土于礼县的战国秦在库工师戈，铭文中也有“西工造”。在秦汉封泥资料中，也发现有“西采金印”，该印被认为“当为西县掌冶金（铜）之官”^⑩，这些铭文的“西”字即是指西县。李学勤先生《释〈不其簋〉铭》一文中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古时叫西垂的地方，也就是秦汉时代陇西郡的西县。秦汉之际，周勃“破西丞”，樊哙“别击西丞白水北”的记载，也指的是西县之丞。这些考古和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早在秦汉前的战国时代，西县就已经设立了。

据《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西县，“西，《禹贡》蟠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后汉书·郡国志》：“西，故属陇西。有蟠冢山，西汉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也有“蟠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的记载。上述记载，为确定西县位置提供了方位距离和山水走向，蟠冢山就是今天水市秦城区中南部的齐寿山。西汉水发源于蟠冢山西麓，上游称盐官河，大致由东向西流，在今礼县县城以下转而南流，下游转向东南流入嘉陵江。《水经注·漾水注》：“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出西谷，众川泄流，合成一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郦道元这段话不仅明言西县、犬丘、西垂同为一地，而且指出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这条杨廉川今名峁水河，这条河发源于天水市秦城区西部杨家寺乡芦子滩，呈西北向东南流入礼县东北部，注入西汉水上游盐官河。王国维曾说：“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康世荣先生经实地考察认为，犬丘（西垂）就位于今礼县红河乡岳家庄、费家庄一带。因为峁水河上源杨家寺一带分别有10条支流左右汇聚，中游的最大支流花石水，是由7条小流汇聚而成。峁水河的正流与花石支流两水均为南流河，交汇于今红河镇东南，费家庄正北、六八图村西南，形成一广阔的三角形平缓地带。岳家庄、费家庄不仅是“众川流泻”，合成一川的水系，也符合“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的方位，两岸山势变得窄狭，直至石沟门。如果在岳家庄前面狭窄处筑堤堵水，峁水河即可倒流入庄，更符合汉初吴岑包围隗嚣“壅水灌西城”的地形。康世荣先生的分析与《水经注》的记载是吻合的。祝中熹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水经注》对西汉水上游盐官河支流汇入顺序与沿途地名有错乱，举例说上文既言西县故城在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流域，下文又说西县故城即是西汉水主流盐官河所经的始昌县故城。而且，《水经注》应先介绍位处上流的祁山，却先介绍了祁山之西的建安水（今西和河）。由此认为《水经注》对西汉水这一段落的记载，“郦氏把握得并不十分准确”。祝先生经过大量的分析和旁证，最后认为在今礼县永兴附近，西汉水“又西经南蚜、北蚜中，上下有二城相对”，这二城，即是东汉初西城与附近的姊妹城“戎丘”的位置，因而，西县城即西垂应在今礼县永兴和长道附近。

实际上，祝先生的论证和结论大有商榷之处。首先，西县城与戎丘城《水经注》有明确记载，都在西汉水支流杨廉川。其次，《水经注》虽在建安水后才介绍祁山，但这里只是对建安水汇入西汉水处之北形胜的总括介绍；而在记述建安水之前的上文，郦道元已按西汉水流向顺序记述了祁山；西汉水“又西角，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东南历祁山军，东南入汉水”。很清楚，祁山军即祁山，是按军事设置而介绍的，而建安水后所说的祁山是将西汉水北岸作为地貌形胜而介绍的。郦道元对祁山与建安水的论述顺序并未错乱。祝先生立论的实际根据是以近年礼县发现秦公墓的大堡子山为坐标，将《水经注》所论杨廉川的西城与戎丘城搬到大堡子山附近的永兴和长道。这种结论虽然将秦公墓葬与西垂位置联系了起来，但毕竟以大胆的推测来落实尚未发现遗址的西垂城址，既无力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方法也是欠科学的。

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位于礼县永兴乡西边的平泉与文家之间，按古代君王墓葬多在都城附近的惯例，西垂位置可能在秦公墓地的附近，但这“附近”的范围应该有多大，距离有多远，恐难有确切的标准，按《水经注》所载西县所在的杨廉川（今峁水河）与永兴乡的直线距离约在40华里，也不能说这个距离就一定在都城的“附近”以外。今礼县至天水一带，都曾是秦人长期活动的范围，只不过《水经注》记载的杨廉川谷地略显狭窄‘而已，正如徐卫民先生指出的，就地形地貌来看，作为都城而言，红河谷地（峁水河）没有今盐官上下的西汉川一带优越。因此，史籍中关于西县城又是后来始昌城的记载就值得重视。

西县经秦、西汉后，西晋时“改置始昌县而县废”。这是说西晋在原西县域新设始昌县，取代西县一名。《后汉书·隗嚣传》李贤注说：“西，县名，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太平寰宇记》也说始昌城就是汉代的西县城，晋省西县而置始昌。按《水经注》的记载，杨廉川水（今峁水河）注入西汉水后，西汉水又西南经始昌峡而至始昌县故城，然后有“宕备水”（今西沟河）自南侧注入而至盐官镇。可见从今峁水河入西汉水处至今盐官镇之间的西汉水谷地，正是始昌县城即西县城的大致位置所在。盐官以东正是今天水市秦城区（上邽）的西南方，两点间直线距离约90华里，实际公路里程约120华里；这里地形开阔，距礼县永兴也只有30华里，同时也与郦道元所注西县城的位置不远，郦氏即使注错西县城址，也不至相差到相隔七条河流、数十里外的今固城河附近。因此，从方位、里程、地形和史料记载综合分析，西垂即西县城址就是西晋所设的始昌县故城，它的大致方位，确定在今礼县盐官镇以东，是比较可靠的。

【注释】

①②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

②徐仲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

③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赢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⑥何清谷：《赢秦族西迁考》，见《秦文化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⑦杨东晨：《古史论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⑧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

⑨刘占成：《“陇西郡戈”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⑩周晓陆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续》，《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史记·周勃世家》，《史记·樊哙列传》。

康世荣：《礼县红河——秦先祖的发祥地》，《礼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