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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早期发展状况，史料匮乏，研究者鲜。1919年天水西南乡秦公簋的出土，曾引起过史学界的轰动。1944年冯国瑞又介绍了天水南乡出土的车马器，并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此后再无重大发现，对秦早期历史的研究似无重要进展。1993年秦西垂陵区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揭谜后，形成了研究者众多，研究盛况火爆的大好局面。我姑妄言几点看法，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西垂秦公陵区被发现经过

秦西垂陵区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被发现，被历史、考古学界誉为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一发现绝非偶然，它是专家、学者、史志工作者们共同努力的必然。其背景是：陕西的秦陵园勘探、发掘、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以雍城为中心的秦西陵区，以芷阳为中心的秦东陵区，以始皇陵园为中心的秦兵马俑等均于八十年代基本探明，《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先后发表长篇报道，促使甘肃史学界加快对本辖区秦西垂陵园的研究步伐。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考古研究的发展，对秦西垂都邑及陵园的研究，早在八十年代初已经开始。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部分师生曾到天水地区对秦早期文化遗址进行过考察，足迹也到过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可惜的是考察与发现擦肩而过，他们后来把重点放到了天水正西的甘谷县，对该县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与此同时，天水地区各县的方志编纂者们，为了搞清本辖区的历史沿革，也都积极地对西垂地域和西犬丘具体地望进行了实地考察。85年拙作《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把西犬丘故址确定在大堡子山以东的红河镇。八十年代末，全国刮起的盗墓之风吹到了礼县，1993年春夏之交形成了大规模的盗掘狂潮，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终于被发现。

被盗之后，我数次去过现场。满地盗洞累累，其中最大的一个盗坑约六米见方，正位于后来正式发掘的二号秦公大墓正中。据了解，从这个盗坑里取出了青铜鼎簋壶及金玉石器无数，最大的一件为大方鼎，四个“大力士”村民未能抬起，最后只得用木板木头搭成斜坡形，用绳索捆住鼎之耳、足，数人连推带拖才装进拖拉机运走。据说，方鼎运走时只有三支半鼎足（这残缺的半截鼎足在后来的正式发掘中被挖出）。

大堡子山的大量文物被盗，惊动了有关部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月至11月在大堡子山进行了为时八个月的抢救性发掘。依山势由下而上共发掘了拐把形大型车马坑一座，中字形、目字形大型墓葬各一座，大墓周边的小墓九座。关于墓葬形制规模及出土文物，发掘报告尚未发表，甘肃省考古所的戴春阳先生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有轮廓性的介绍：

在抢救性发掘收效甚微的同时，此前被盗的大量文物，有的已流失到国外，如美国有秦公壶，法国有金饰片、金虎。有的已流散到港台，如上博马承源先生从香港抢购回的秦公鼎、簋；有的被公安机关缴获，如西安缴获铜罍，礼县缴获成套编钟；有的还隐藏在盗墓者手中，如大方鼎。珍贵文物的大量流散，重要遗址的惨遭破坏，引起了全国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纷纷发表研究文章。1994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最新出现的秦公壶》，认为器主“应该就是庄公”；1995年韩伟先生写了《论甘肃省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认为“营造大墓者，非秦仲、庄公莫属”；1996年李朝远先生发表了《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认为“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上海博物馆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的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秦俑馆的徐卫民先生曾到秦公墓地考察，他认为“结合西汉水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文献记载以及现在的考古发现，我认为秦的西垂（西犬丘）就在现在礼县的永兴附近”；戴春阳先生认为“大堡子山M2的墓主可能是秦襄公”；祝中熹先生的看法更具体：“质言之，目字形墓应为襄公墓，中字形墓应为文公墓”。此外，陈昭容、王辉等先生也都专文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1996年4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继秦公陵墓发掘之后，礼县博物馆于1998年冬，在省考古所的指导下发掘了位于秦公墓东南向的赵坪村的一座车马坑，两座中型墓及一座小型墓。2000年春又在上址北侧发掘了一座中型墓。这五座墓葬均坐落在西汉水南岸挨近山麓的平川内，发掘至距地表两米多时即有大量地下水蓄积，被群众称为“水墓”，经过抽排水之后，继续下挖3米多才到墓室底部。在中型墓葬的男性墓主坑内出土有七鼎六簋等，女性墓主坑内出土有四轮车形方盒等。戴春阳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1998年发掘的两座中型墓葬当为秦贵族夫妇的同茔异穴合葬墓。秦贵族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秦人葬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2000年7月，礼县县委和县政府为了更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西垂文化资源，在李学勤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下，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学者，在礼县召开了“西垂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座谈会”，与会专家在考察了秦公墓地及参观了出土文物后达成共识：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西垂陵区秦公墓的被发现是早秦时期历史考古的重大成果。2001年7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秦都由西垂而雍城而咸阳的发展轨迹，得以首尾完整地展现给世人；秦国由发祥而发展壮大而统一全国的渊源流变，将可得到系统合理的解释。

二、西垂秦人的族源问题

西垂秦人之族源，史学界分歧很大。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主“东来说”，认为是夏末及商末时东夷九族中的畎夷人分数次西迁而来。也有少数学者持“西来说”，认为“秦之先祖，起于戎狄”。两说均持之有据，迄今尚未完全取得共识。我浅陋的看法是：西垂秦人既不是东方夷人西迁而来，也不是当地的西戎人世居而起。而是以商末的嬴人后裔中一支为主体，在300年的时间中融合同化当地少部分戎人而形成的新的一族。

关于中潏的族属。在中潏保西垂将近200年后，申侯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中潏之父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于是就有了胥轩是否为“戎族人”的争论，同时也给“西来说”者增加了一条论据。但“戎”字义项很多，可指兵器、军队、征伐，也可指民族、国名、姓氏等，我们为什么不将其理解为“将军”、“征伐者”胥轩，而硬要将其解释为“戎族人”胥轩呢？退一步说，胥轩果为戎族人，通古今之变的史迁绝不可能将其称作嬴祖之“玄孙”，《正义》也不可能将错就错地将其称作中衍之“曾孙”的。再退一步说，中淆之后潏已在西垂生活了几个世纪，作为当权者周室重臣的申侯把嬴人蔑称为“戎”也符合常理。基于此，应该说中潏为嬴人后裔，而非“戎族”。

“西垂”一词因具双重含义曾引起争议，郭沫若认为是“西方边陲”，应是“泛称”，王国维认为“西垂、犬丘为一地”，应是“特指”。我认为西垂的起始义应是前者，泛指一个大的地域。由于“西犬丘”是西垂的“治所”，保西垂官员长期居此，于是西垂也就成了“西犬丘”的代称，这时西垂便有了双重含义，既可泛称一个较大的区域，也可特指治所“西犬丘”。历史上现实中不乏此类例子：礼县有镇名“盐官”，盛产井盐，汉代曾设盐官进行管理，相沿日久，官职名变成了地名。“省”本为中央官制，后设行省处理地方事务，相沿日久，“官制”变成了“地方辖区”。用词义扩大、缩小或转移现象来解释西垂的双重含义大致是不会错的。西垂地域大致应是今陇山口以西，陇西县以东的渭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西汉水上游两岸及其支流地区。具体辖地有今张川、清水、秦安、天水、甘谷、武山、礼县、西和等县区。

西垂地域广阔，戎人世居，性格剽悍，时叛时服，商王将保西垂艰巨任务交给中潏是对他的信任。中潏到达西垂后，迫于商末衰微的政治形势，他审时度势地对西戎人采取了抚和政策，居然也很奏效，西界得宁。但好景不长（最多四、五十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商周斗争进一步激烈，很快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中潏之孙，助纣为虐的恶来被武王所杀，中潏之子蜚廉为商自殉，幸存下来的中潏另一个孙子季胜，在当地埋葬了自己的父亲后，滞留于山西一带，形成了季胜、孟增、衡父、造父一支，这就是“自蜚廉生季胜以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的一支。那么自蜚廉生恶来以下六世至非子的一支呢？司马迁未言“别”，那就只能理解为仍然居住在族居地“西犬丘”。但有学者根据恶来后裔从女防至非子“皆蒙赵城，姓赵氏”的记载，认为恶来后裔一支也住在山西一带，依此观点出现许多抵牾，不妥。

恶来早死，其子女防尚幼，便留在了族居地西犬丘。从女防至非子，分别对应地生活在西周成王至孝王时期，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西周前期周室的当务之急是平定中原，彻底铲除商王朝的残余反叛势力和建立朝纲，无暇西顾；西戎人的势力也相对弱小，无力东扰。因此嬴人与周室之间有上百年相对缓和的时期。周穆王时开始大规模伐戎，从此戎、周矛盾加剧；嬴、戎关系虽然和睦，但并未参与戎人的反周活动，这些周人都看在眼里。孝王时为了“以秦制戎”，开始对嬴人进行拉拢，先是将申侯之女嫁给大骆，以“和亲”表示友好；后是邑非子为附庸，以封赏表示信任。非子始封是周秦双方的一笔政治交易。孝王为什么不邑非子于西犬丘或者汧渭之会，而要邑非子于“秦亭”呢？因“秦亭”地当关陇要冲（即今陇县和清水之间的陇山口西侧），戎人东扰周室，必先经“秦亭”。孝王让非子于此建邑，无异给自己置一块“跳板”，寻一条西大门的“看门之犬”。作为非子一方来说，蜷缩西垂几二百年，欲有所图恰得此良机，于是欣然受封，一反常态坚决拒戎。表面看是为了报效周王，实际上是秦人势力扩张，为扫清周边障碍建立巩固西垂根据地的自身需要。

从非子始封起，西垂嬴人始称“嬴秦”（或者单称“秦”）。来西垂的嬴人中潏一族，历经200多年的荣辱浮沉，世系接续了整八世（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从非子始封到襄公始国的秦百年世系，《秦本纪》记述得很清楚，史家也无异议，我不再赘述。

三、西垂秦人的发展状况

一个部落或民族在一个地域繁育生息，总要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秦民族能够在西垂地域孕育发展起来，与当地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条件紧密相关。

首先看经济自然条件。今整个甘肃地形以兰州为中心，西为祁连山地、河西走廊；东为陇西（直到陇山以西），属中、东部黄土高原；南为甘南草原，东南为陇南山区。位于礼县东北部的秦西犬丘，刚好位于黄土高原、甘南草原、陇南山区的三角交接地带，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带，具有综合发展农牧林业之利。

再看军事地理位置。东有坂陇这一南北绵亘的天然屏障，可以阻挡强大的周人；西部和南部均为岷峨群峰所围绕，可以和周边的戎人迂回周旋，唯独东北向是进出口交通要道，属典型的簸箕状地形。中潏一族是为保西垂而来。从军事作战的需要和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不会把治所选在一马平川极易受敌的黄土高原（今天水、陇西一带）上，也不会选在荒凉的草原（今岷、洮一带）和闭塞的林区（今武都一带）腹地，于是“背靠岷峨、前临渭滨，扼蜀陇咽喉，控关陇要冲”的西犬丘，便成中潏一族军事治所的理想选址。

三看政治、文化背景。秦人始祖是商末时中原嬴人中潏一支西迁而来。周代商后，西周前期无暇西顾，戎秦人无力东扰，政治上有百年时间相对和缓。文化上，嬴人因是商之显贵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底蕴，到西垂后又得到了学习、吸收周、戎文化的机会和环境。

秦人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以下我们再做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第一，经济。秦安大地湾仰韶村落遗址中，发现了前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7800—前7300）的“我国第一批粮食品种——黍”；礼县高寺头仰韶村落遗址中，出土了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6000—前5500）的“窖藏糜谷”；甘咐谷毛家坪秦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周早期的陶质鬲、盆、豆、罐、甑等储粮食器组合㈣；礼县西周末春秋初的秦人墓葬中出土的储粮食器，形制由小变大。这说明不仅西周早期秦人已从事农业，这一地区的农业传统还可以追溯到仰韶及前仰韶文化时期。

畜牧是戎、嬴人的主业，据此我们从“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的记载以及秦公墓殉葬48匹马的规模，即可看出畜牧业的发展程度。许多证据表明，西垂地区的这支嬴人，已经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

西垂秦人较早使用铁器，上层阶级所使用器质量较好，下层庶卒所使用器质量低劣。秦贵族墓出土的铁质短剑迄今锋利完好；一般秦人墓出土的长剑及其他用品，出土时已锈蚀严重，或断为数截，或不可辨识。这说明是时秦人使用铁器仅处于起始阶段。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西垂陵区出土的大量鼎、簋、壶、簠、甑、甗、盉、四轮车形方盒等，无论其形制、纹饰、文字、铸造工艺都不亚于周人。有学者认为早期秦人尚不具备这种水平，是聘请周室匠工所为。这种观点是基于对秦文化的渊源流变看法偏颇所致。

秦公墓葬中还出土有金饰片、金虎等大量金器，这说明早期秦人已具备开采、冶炼及铸造金器的能力。礼县当地产金，现在年产量在五百公斤左右。除开埋藏较深工艺较复杂的原生矿外，大量的是浅层或裸露于地表的氧化矿。秦人金器的原材料当取自于本地。

从《诗经·秦风》对漆、栗、桑、杨、竹、柲、楸、梅、杞、棠等的描述推测，再从秦公墓中出土的红黑相间的漆器残片考察，秦人已经多方面利用林业资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了。

西犬丘产盐，《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煮水成盐，民资其利。”从秦封泥中有“西盐”出土，可看出西垂秦人对当地的井已经开发利用。非子在西垂以养马出名，与其用盐水喂马以膘肥体壮不无关系。

第二，军事。中潏到西戎地为商保西垂，明显的是军事行动。要平伐西部诸戎，就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集团，否则就不具备足够的镇压力。尽管中淆在西垂没有动用军事武力，采取抚和手段便达到了“以和西戎”的目的，那也是凭借军事上的威慑力才产生的效果。这支嬴人应属且耕且屯、亦农亦战的准军事性质。

非子始封后，秦、戎关系急剧恶化。由“和戎”变成了“拒戎”，老友反目，仇恨更烈，发展到秦仲“西戎反在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双方矛盾斗争达到了不共戴天的顶峰程度。非子至秦仲要“拒戎”，自然会有公开的武装，只不过规模尚小，还不足以抵拒方强的戎人。庄公时秦人弱小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周宣王的增援，与兵七千人，实力得到了补充和扩大。襄公始国后，由于诸侯地位的确立，“拒戎”变成了“伐戎”，“十二年，（襄公）伐戎而至岐，卒”，“保卫战”变成了“攻击战”。庄、襄二公时，秦人武装发展到与戎人武装不相上下的规模。文公时，连东猎也带兵七百人，“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地至岐”，这时秦人军事力量超过了戎人，已经相当强大。

第三，文化。秦西垂文化还只是族文化、地域文化，在我们研究其特点时，却会惊奇地发现：它既具中原商文化的底蕴，又具戎文化的特征，还具周文化的内涵，是一种兼容性很广但又独具特色的新的地域文化。1974年在大堡子山之西11公里处的礼县城关镇西山雷神庙遗址，群众修梯田时挖出了商末遗物“亚字鼎”（现存礼县博物馆），形制与周、秦鼎有异，基本素面，属商末的“直壁细柱足式”，腹内壁一侧颈口处，铭有一长方形“亚”字族徽，形成全包围符号，符号内有“保父辛□”四字，“父辛”为商时对父之称谓：“□”字象形，似鹿又似虎。铭文五字排列与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墓葬中出土的“亚口母朋钟”酷似。商末文物在礼县秦公墓地附近出土，即或不能完全证明是中潏保西垂时带来，至少能说明中潏保西垂时，商文化已经在这里传播。广义的西垂文化涵盖内容广泛，下面仅从狭义上浅说三点：

1.基本礼法已具雏形。

葬礼。发掘的无论大中小型秦墓葬均为竖穴，东西向，头西足东，直肢葬。大中型墓葬前有车马坑，墓穴或中字形或目字形，上大下小，半腰有二层台，均有殉人。随葬礼器虽循周制但多僭越。夫妇合葬墓为同茔异穴，从随葬品可区分出男女性别，大型墓葬有东西向斜坡形墓道，墓室内设腰坑。根据西垂秦公墓的葬制我们考察了雍城景公大墓。除开规模更大以外，基本葬式并无太大变化。

祀礼。西垂秦人崇尚祭祀，从襄公刚始国就立即“立西畤祠白帝”可见一斑。从其严格按照“聊驹、黄牛、羝羊各三”的规制备牲，连种类、数量、颜色、雌雄均不敢马虎的严肃态度，可窥见其对神灵的恭谨和虔诚。再从其不惜耗费大量贵重金属让高级技工精细地铸造各种礼器，如铸造大方鼎等，也可看出其对先祖和神灵的无比崇拜。虽然我们对其具体的祭祀时间、地点、规模、仪程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其有。

乐礼及通使聘享之礼。在秦公墓地出土有成套的编钟及石磬。钟磬属宫室“雅乐”器，一般在庄重场合下演奏，所谓“制礼作乐”。由此推知，乐礼也已具雏形。通使聘享属外交礼仪，襄公始国后二世才东迁，诸侯之间的往来礼仪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当和东方诸侯此前礼制同，所谓“循周礼”。

有“礼”即有“法”。“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这说明文公东迁之前已经有“法”可依，只不过还没有制定出更严酷的“三族连坐”之法罢了。秦人的始祖为皋陶，这个尧典的创始人，其后裔绝不会完全忘掉祖制“九德”、“五典”、“五礼”、“五刑五用”等礼法的。

2.口头文学创作及“诏诰”、“称颂”体作品已经产生。

《诗经·秦风》中收有秦诗歌十首，被儒家确定为秦仲至文公时期的作品有五首：《车邻》、《驷铁》、《小戎》、《蒹葭》、《终南》，内容为车马、田猎、战争、爱情，是当时秦人生活的生动写照；艺术上也为四言韵体。比之其他十四国风毫无逊色。

简短的“诏诰”、“称颂”体作品，我指的是105字长铭的《秦公簋》文和152字的《不其簋》文，尽管这两篇文字的铸造时间还有争议。我还是把它们放在此时段内。限于篇幅不作辨析。

3.秦大篆体文字已经定型。

礼县出土的秦早期铭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秦公簋》，上海博物馆藏六件秦公簋、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两件秦公鼎。对照这些文字，形体己完全固定，只有某些字的部件有省与不省之分；文字各部件的结构安排已相当整齐匀称，呈长方块状；文字气势流畅，风格遒劲。将其与东迁之后的秦文字（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钟、镈铭文，石鼓坪出土的石鼓刻文）相比属同一体系，前后的传承关系很明显。

四、西垂秦国在秦帝国发展历史上的地位

西垂秦人的发展，归纳起来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嬴人中潏一支合族西迁定居西垂，时间在商末，历时约50年。第二时段是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沦落西垂，戎嬴融合同化形成秦族。时间是西周前期，历史约150年。第三时段是非子始封至襄公始国，秦族人正式被封为“秦国”，政治上发迹。时间为西周后期、春秋初年，历时百年。在约300年的历史中，嬴人由商之“显贵”变成了周之“奴隶”，继而又变成了周之“附庸”、“诸侯”，走过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究竟西垂阶段的秦国在整个秦帝国发展史上占何等位置呢？这就是本文最后要讨论的。

第一，西垂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国居西垂的阶段，是秦帝国的草创时期。秦史专家们很细致地将秦帝国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九个阶段，我很受启发，受益匪浅。这里我想依据秦都的变迁，依据一般事物的发展轨迹，只把秦国史轮廓性的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秦帝国在西垂地域的孕育发祥阶段（约前1060年至前762年），历时约300年。第二以雍城为中心的发展壮大阶段（前762年至前383年），历时380年。第三以咸阳为中心的完成大业及很快灭亡阶段（前383年至前221年），历时160年。在秦民族的800年历史中，西垂发祥阶段历时三分之一以上，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以后秦帝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尤其是秦人在西周前期，因政治的压迫，环境的严酷，戎人的影响，铸就了他们吃苦耐劳、勇猛顽强的民族性格和崇尚武力、开拓进取的斗争精神。这种性格和精神为东方各诸侯国欠缺或不具有，才使得秦人的东图扩张、横扫六合、统一华夏得以实现。应该说秦人在西垂形成的这种性格和精神，是秦国世代相传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西垂是秦国发展中的后方基地。襄公开国之后不上十年，文公为了东图发展，便将都邑迁移到了陇山以东的汧渭之会。作为秦国发祥地的西垂，并没有因政治中心的东移而削弱其实际地位，它仍作为秦人的发祥地，可靠的后方基地而存在。根据有两点：1、献公继位距文公东迁已有378年，中间接续的“公”已达23位，献公未继位前仍住在西垂。“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正义）解释：“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可见秦都东迁后，有不少的贵族冑裔仍居西垂。近期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秦贵族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亦可证明这一点。2.西垂是秦人宗邑。“西亦有数十祠”，“西畤、畦畤祠如故，上不亲往”，“至如它山川诸神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秦始皇统一后还如此重视“西畤”，亦可想见其特殊重要地位。秦国在发展中以西垂为后方基地的原因有三：1.是西垂不仅是族居宗邑地，而且是公侯发迹地。地灵人杰，神圣不可废弃；2.是乃西垂戎人世居。驻守西垂，可遏制戎人寻衅滋事，后方安全可得到有力保障；3.是西垂地域农牧业发达，可筹措大量军需物资，尤其是战马以支援东方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