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蜀古道考略

高天佑

高天佑，生于1965年3月，甘肃清水人，祖籍甘肃秦安。研究生毕业，高级讲师。现为民盟甘肃省委委员、民盟陇南市副主委，陇南市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业余致力于先秦文学、古代钱币、汉代摩崖、陇右文化、陇南文史之研究，已出版《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西狭颂研究在日本》《陇右诗选注》《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等各类学术专著十余部。

在蜀道研究中，陕西境内有著名的子午道、褒斜道、傥骆道、故道等北段蜀道。这四条古道，姑名之曰“秦蜀古道”。“秦蜀古道”北接北方丝绸之路，悉归汉中后，向南与蜀道（中段）、川滇、滇桂、滇缅印等古道相贯通，可谓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四座桥梁。对此，研者如云，论者如沸，毋庸赘言。那么，作为中国大陆腹地且自古为陕、甘、川、青四省交汇之地的陇南（广义概念：包括今陇南市、甘南州和天水市），其在古代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交通古道呢?成语有云:“得陇望蜀”，当自有所本。近现代出土发现的历史文物也不断证明，在古代陇南的确存在着通往陕秦、达于川蜀的古道。对此，历来虽有星光之见隐于史志，却无宏观总论显于当世，从而未能引起世人的注目。有感于是，笔者经过检索正史、方志，并参以古迹、石刻、考古资料，结合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后，认为“陇蜀古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其主要由“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和洮岷迭潘道”等四条古道组成，并对“陇蜀古道”的开创时限提出一己之见，以期于蜀道研究或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新视觉。

一、陇蜀古道的开创

先秦时期，陇南地属《禹贡》雍梁州境，居民以汉族为主，汉族以农业耕作为生。数千年间，他们在本区大小河谷地带创造了发达的上古时期河谷农业文化景观。从历史文化遗存来看，仰韶文化广布于渭河、西汉水、洮河、大夏河、白龙江流域和黄河上游沿岸，以制作彩陶闻名于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的文化，以及其后寺洼文化、齐家文化在以上河谷川台地带亦广为分布。而且，本世纪以来陆续从诸河谷发现、出土的大量彩陶，以及其他文物不断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殷商之际，仰韶文化从泾渭向西传至洮河流域，向南达白龙江流域。（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其后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以及寺洼文化、齐家文化却从河湟、洮夏东向泾渭、南向白龙江流域传播，（《武都地区文物概况》）甚至东到陕西汉水流域，南达川北岷江流域。^①

其实，这一灿烂的古代彩陶文化流播方向，基本上奠定了陇南数千年来交通道路的大体走向。《甘肃省志》载：“成汤之时，羌氐来王，盖复沦于夷狄。”《诗经·商颂》亦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约至商代中晚期始，陇南由于西北氐羌族的南迁、东移而开始了多民族杂居相处、共同生活的历史。据史载，至战国时期，本区北部为义渠、邽、冀、獂、绵诸等西戎占据，泾渭河谷秦人与羌戎杂处，洮河、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则为氐羌家园。氐和羌本为游牧民族，后来由于不断迁移于河谷农业区而成为“以产牧为业”（范晔《后汉书》）的农牧兼营的民族。关于其迁徙与流动，有研究者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氐羌族群的先民就从甘肃地区向西南地区迁徙。约当春秋战国之际，氐人又逐渐移居今四川西部和云南地区。”^②

七十年代，云南剑川鳌凤山原始社会晚期墓群的考古发掘表明：“鳌凤山墓地的文化内涵与四川西部地区石棺葬，乃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有着某些渊源关系。”“鳌凤山墓地新出土的双耳陶罐最早见于登封新石器遗址。在云南境内，这种双耳罐在洱海地区青铜文化时期便逐渐减少以至绝迹。而在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及其以北四川境内的雅砻江流域，乃至岷山地区却较多存在。再往北可溯到甘青地区，反映了齐家文化‘安佛拉式双耳罐’的强烈影响？两地文化如此相似，当与氐羌族南迁的历史事件有关。”^③

对于氐羌族在历史上的南迁，研究者均已认同，且于其南迁路线和年代，学者们的看法亦大体一致：“康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南下的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其深陷的峡谷自古以来即构成南北民族交通的要道。甘青地区创造了彩陶文化的原始民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他们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部落便沿着这条要道开始南迁。在理县、汶川县发现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证明了这一史实。”^④如果说：“从地理位置分析——横断山脉的峡谷正是我国古代西北、西南地区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⑤的话；那么，绵延横亘于陇南南部边境的西倾山、岷山、摩天岭及秦岭西部支脉与嘉陵江及其支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还有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大夏河所形成的川坝峡谷区，便是古代西北与中原、西南民族迁徙和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天然通道。

从上述历史文化、考古资料宏观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历史的真相：自从有了人类的活动，有了各民族相互的接触与交流，便有了交通，同时也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这二者是相互作用，互为依存的。仅此而言，交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本乎此，笔者认为：“陇蜀古道”的开创时限当可追溯到商周乃至于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其理由有二：一是彩陶文化的兴盛与传播；一是氐羌民族的不断东移与南迁。可以说，氐羌族先民就是“陇蜀古道”的开创者。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创及其时间问题，其实亦可作如是观。

二、“陇蜀古道”干线述略

“陇蜀古道”的开创源远流长，在本区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也极为复杂。史前时期的道路交通，没有任何确切的史料记载，只有沿本区众多河流峡谷残存的石器文化和彩陶文化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商周时期，始见有凤毛麟角般的记载。自秦汉以来，随着政治、军事、民族和文化的大变革，交通道路得到空前拓展，史书、石刻论述也才日渐增多。但由于本区域山大沟深、江河纵横，地形异常复杂、地貌形式多样。同时，陇南山区又是多民族杂居之地，陆路水运或纵横交错、或时断时续、或废旧辟新、或扑朔迷离。历史既久，名称繁杂，称呼不一。自西周以来，便有周道、故道、下辨道、西狭道、天井道、阴平道、景谷道、祁山道、青泥道、白水路、飞龙峡栈道、羌氐道、吐蕃道——等等。对此，从未有人给予其全面、系统的研究。近年来，笔者常潜心于此，现经研究梳理之后，统名之曰“陇蜀古道”。并通过检索正史、方志，参与以古迹、石刻，取之以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以及时贤的一些研究成果，将其主要干线加以拨冗钩沉、条分缕析，以显于当世，明于后昆。

（一）嘉陵道

“嘉陵道”是以介于甘陕、甘川边界及其交接地带的嘉陵江为其主干，以河池（今徽县）白水镇为其枢纽的水陆兼行道。先秦时期，“嘉陵道”属周道的西支。《水经注·渭水篇》：“（扦）水（即嘉陵江上游）出周道谷，北经武都（郡）故道县之故城西——其又东北历大散关而入渭也。”秦汉之时，属“陈仓故道”的南段。东汉以后，水运才大规模发展起来。历千百年岁月，经数十代修治拓展，其向东北溯故道水可至故道县（凤县境)，出散关可入关中、渭水流域，向西经河池登陆可达秦州（天水）而入甘陇，顺流而下至兴州（略阳）登陆乃至汉中，径流而下穿越巴中可直趋长江（重庆)。

“嘉陵道”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朝沿用，屡兴不衰，遂成为甘、陕、川三省交通的咽喉。据《史记·曹参传》，西汉初年“（曹参）从汉王至汉中，还定三秦，攻下辨，故道。”此次走的可能是陆路。至于水道的开辟，据《后汉书·虞傅盖藏列传》载，东汉永初年间（107~113年），武都太守虞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今略阳东）至下辨（今成县）数百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航道，以人僦值雇佣者。于是水运便利，岁有四千余万”。“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骡马负载，僦五致一。”由此可知，虞诩实乃历史上有记载的开辟嘉陵道水运的第一人。

至三国时，曹操征张鲁。“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是从陈仓故道南下而入陇南。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丙午，玄宗因避安史之乱而赴蜀（成都），至河池郡。”(《新唐书·玄宗本纪》)从上述两条史实可证：自汉至唐，由关中南入汉中、巴蜀，皆由此道。

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四年（806—809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自兴州长举县(今略阳白水江镇北）向西疏浚嘉陇江水道二百里，直达栗亭(今徽县境内），焚石烧木，通漕以馈成州兵。”(柳宗元《兴州江运记》）。这是继东汉虞诩之后再见于史志的大规模的嘉陵道水路修治活动。

北宋徽宗至和三年（1056年），“利州路转使李虞卿以徽县至略阳之青泥岭旧道艰险，议开白水新路。自河池驿五十里，历时四月，新路告竣。共建阁道二千三百零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二间，减旧路三十三里。”(《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

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吴璘大军数十万驻守陇南，“粮饷由四川、汉中运输供给。四川饷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方达。”（《宋史·胡世将传》）可见此时，嘉陵水道已全线贯通投运。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四月，“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户，修治陇蜀山路、桥梁、栈道。”（《元史·世祖本纪》）这是元占领陇南后所进行的全面大规模的交通恢复工程。至元五年（1339年），“成州长官元帅武思信奉朝旨督修嘉陵江上游水路道路，以便漕运军粮。历七旬，修治兴州以上陆地行军运粮路一百八十渡，悬崖阁道三千六百余间，桥梁六十四所，避水患二百余渡。自是漕运流通，行人不苦，粮道不绝。”（嘉靖《徽郡志》）。这已是嘉陵道历史上第五次大规模地修整活动，其工程规模之大，堪与北宋至和三年新开白水路相称比。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春，徐达率师从徽州南“百八渡进军至略阳，克河州，入连云栈攻兴元。”（《明史·徐达传》）正德七年（1512年），“按察佥事李璋巡陇右，时四川起义军攻江油、昭化，烽火连境。前年，起义军曾至徽、成，今又来。李璋疾驰至徽州，分兵五营，列阵白水江镇，首尾联络，又多设疑兵于险要之地，起义军至而复退。”（嘉靖《徽郡志》）。

由上述诸多史实，就整个“嘉陵道”来看，徽县、略阳交界白水镇及其附近渡口，历来为嘉陵道上的枢纽和核心路段。因为这里是北上陆路，或南下水道的交接点，历史上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均与此有关。

清顺治二年（1645年），张一鹏任徽州知府，“时四川未平，徽州运输军粮，造船只，由永宁河之合河口上船，进入嘉陵江，后因罗汉洞山石阻塞，水道不再通于徽州境内。”（民国《徽县新志》）由合河口溯永宁河北上，乃为由川北、陕西通往秦川、进入甘陇的山路步道之一。六年（1649年），杨三辰任徽州知府，“时大军入川，于徽州统贮粮饷，转运于略阳，徽民负担甚重。三辰督民疏浚嘉陵水道，修造船只，以通水运，民咸称便”。（同上）

同治六年（1867年），四川候补道彭汝琼向陕甘总督左宗棠察陈办理接济甘军米局情况，左氏批复：“略阳白水江合故道嘉陵、两水可通舟楫。陆路经徽、凤抵宝鸡达渭，为程四百里，通秦陇。唐时运道所经，国初用兵巴蜀，军粮从此转输取经。非不知劳费万状，而筹军食者舍此末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八年（1869年），提督傅先宗察陈陇南官军防剿起义军情形，左宗棠批示：“见在秦州的一路兵力厚重，垂应分别防剿，以利戎机。查徽县城外驻两营，距徽城六十里榆树坝须驻两营，距榆树坝五十里高桥须驻三营，距高桥五十里李子园须驻两营，三十里娘娘坝须驻两营。距娘娘坝五十里皂角铺须驻一营。”（同上）左氏实不愧为有清一代的名臣和军事家，其于嘉陵江水道、陆路可谓了如指掌，故能所向披靡，抚定西北。

光绪十九年（1893年），甘肃总兵易顺胜主持重修徽县至略阳之大石碑路竣工。此项工程计“历时两年，修路五十里，架设桥梁十四处。”事见次年镌《徽县大河店修路碑》。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由陕西凤县进入甘肃，攻克两当县城。然后挥师北上，夜袭天水北关，乘胜北渡渭河，占领了秦安、隆德，越过六盘山。解放后，宝成线铁路，亦大致沿本古道线修筑。

综观以上史实，“嘉陵道”在古代大规模的陆路修整和水道疏浚多达七次，其不仅是由秦及蜀的孔道，而且是自陇入蜀的通途。称之为“秦陇锁钥，甘川咽喉”实不为过。

（二）祁山道

“祁山道”起于西北秦州（天水），至于陕南汉中，亦为水陆兼行道。水路以西汉水为主干，通过西汉水沿岸各渡口与陇南各条陆路相连。比之嘉陵道中上段，本道河谷宽阔平缓，开发亦早。远古时期，即为两岸各族人民所利用，流域内比较丰富的彩陶文化即其佐证。尤其是三国时魏蜀交战，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频频往返于汉中、祁山间，或攻或守，进退自如，遂使本道名扬天下。纵观历史，本道曾在唐朝开元、南宋绍兴、明代万历年间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应用和修治。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樊哙率兵“攻西县尽于白水（西汉水上游支流今西和县境）之北”。（《汉书·樊哙传》）可见，西汉时，刘邦军队已深入到陇南境内。

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武都太守李翕修治“郡西狭中道”（《西狭颂》摩崖），亦即天井道。该道从郡治下辨始，出西狭、经小川至太石河（搭船坝）入西汉水与水道相贯，向东入青泥河可通嘉陵水道。

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春，蜀相诸葛亮首次出祁山伐魏，“亮获姜维，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此次即从祁山道入于嘉陵道而至汉中。太和五年（231年）三月，诸葛亮“复出伐魏，以木牛运粮，出卤城（今礼县盐官镇）攻天水。“（同上）此次与首出祁山相较，其行军运兵可谓“反其道而行之。”^⑥

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杨茂搜向晋朝贡，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五月，晋梁州刺史张光与巴西流人首领杨虎分别向仇池求救。八月，茂搜遣杨难敌入汉中。十月，难敌助杨虎攻张光，陷梁必卜据有汉中地（《仇池国志》）。可见此时“陇蜀古道”在仇池国境内，是畅通无阻的。

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十二年（713—724年），诏命汉阳郡太守赵承修筑南龙门谷（今西和县坛土关）栈道，历时十年竣工。摩崖碑云：“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冲蜀门之□□，（空缺字，下同）控仇池之险要。”可见，石峡关（又称龙门关）实为“祁山道”之咽喉所在。此栈道沿石峡河而修，石峡河入六巷河而同归西汉水。碑文又云：“连白云而悬垂危梁，跨道□青而□是。劳驰骑，弊征轩。□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承□□，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邮堂清闲。”^⑦据此，则新栈道必由汉故栈道改修而成，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往返汉中，当屡经此道。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诗人杜甫离开秦州，经盐官、祁山、汉源（今西和县），入石峡道而至同谷县。住月余后，经河池而入嘉陵水道，直至成都府。（乾隆六年版《成县新志》）当年杜甫所经历，正是由祁山道、嘉陵道向南入蜀的。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上禄（今西和上六巷）修栈道（《修栈道记》摩崖）。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正月，吴璘放弃德顺军撤兵，道路为金兵切断，璘退归河池。朝廷采纳申浩奏议，欲尽弃陕西地，。虞允文上疏：“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宋史·虞允文传》）本道战略位置之重要，由此即见。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十二月，金将完颜阿磷出秦州攻宋。金将杨沃衍攻入西和州祁山堡，又攻破白环堡，再败宋兵于寒山岭、龙门关、太石渡。（《金史·杨沃衍传》）金兵进攻宋军，走的还是祁山正道。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西和上六巷重修柱腰崖栈道（《上巷摩崖碑》）。1637年二月，李自成起义军攻陷阶州。不久，起义军复由阶、成出西和、礼县。（《阶州直隶州续志》）同年，李自成率部由秦州经陇南入蜀。（《明史·庄烈帝传》）

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叛臣四川总兵吴芝茂集溃兵万余屯铁叶峡，红山堡筑垒，抚远大将图海遣将军佛尼勒进攻。总兵王进宝等败吴兵于牡丹园（今天水南牡丹乡），又连败于罗家堡、盐官、祁山堡，再败于西和次山。吴仅以二十余骑逃亡，官兵追至西和石峡关。（民国《西和县志》）

综之以上史料，结合民间旧有路线，归纳“祁山道”路线为：

秦州（天水）—牡丹—罗家堡—盐官—祁山堡—长道—石堡—汉源（西和）—石峡关（龙门关）—太石渡（入西汉水）—镡河渡—白马关（寺台）—大南峪—两河口—横现河—略阳—汉中；或从石峡关—纸坊—成县（经青泥河、飞龙峡（入嘉陵水道）—略阳—汉中。

（三）沓中阴平道

据《中国古今地名辞典》，沓中“在青海东南境，甘肃临潭县之西，蜀姜维、西秦乞伏炽磐皆尝次师于此。胡三省曰，即沙强之地，在诸羌中。”“沓中阴平道”，或云“景谷道”，是以白龙江、白水江为主干的水陆兼行道。远古时期，即为诸羌所用，后因三国时蜀汉姜维屯兵沓中，魏将邓艾伐蜀由之而使此道闻名于世。

“沓中阴平道”之名，首见于《三秦志》，验之史书记载及地理位置，其名颇精当，故本文沿用之。但非为“从成、和、阶、文出者。”（明王士性《广志绎＞》），其路线乃为：

临潭—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碧口（陆）—青川—平武—江油—成都。或碧口（水）—白水—昭化—成都。

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十月，姜维攻洮阳，邓艾“破维于候和（今临潭境内，唐之洪和城），维退住沓中种麦。”（《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魏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益城刺史师纂五路伐蜀。魏军追姜维至孤川口（今迭部境内）大战，维败走阴平。又与廖化还至剑阁，拒钟会。二月，邓艾沿白龙江自阴平景谷道（今文县白水江峡谷）入蜀，行无人之地千里，攀木缘崖，进占江油，蜀江油守将马遴等降。艾进至成都，蜀后主刘禅降。（《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关于邓艾伐蜀之道，《三国志》云：“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华阳国志》云：“自景谷有步道，经江油左担出涪。”二者记载一致，其具体路线以刘琳说法为确：“此路是由甘肃文县沿白水江、白龙江而东至碧口，由此折而南行，溯碧口山河河谷，经青岩关，越摩天岭，至今青川县”，“盖邓艾为避开蜀汉白水关（今白水镇）守军，故不经景谷正道。”这一路线，直至解放前仍为民间下四川走成都、重庆的山路捷径，具体是从碧口镇东南入碧峰沟而登摩天岭。

后唐庄宗同兴三年（925年）九月，庄宗李存勖，发兵六万伐蜀。十月，前蜀主王衍引兵数万自成都至汉川。后唐兵来攻，武兴节度使王承捷以凤、兴、文、成四州印节迎降。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阶州刺史王承岳亦降。蜀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帅一万二千人，赂羌人，买路由文州归蜀。（《资治通鉴·后唐记二》）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蒲卣为文州通判，朝廷有人提议从文州到陕西汉中修一条路。卣上疏：“洮、岷、积石至文甚远，自文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异时鬼章欲从此入蜀，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宋史·蒲卣传》）因而否决了这一提议。蒲卣的上疏，其实勾画出了此道的大概。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以中山候汤和为征西将军，率舟师由瞿塘，颖川候傅友德为征虏将军，率步骑由秦、陇伐蜀。四月，（友德）抵阶州，败蜀将丁世贞，克阶州城，蜀军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皇关，遂拔文州。又渡白水江，进军绵州。（《明史·傅友德传》）绵州在江油之南，其入蜀当亦从此道。

清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起义军首领苟文明合各路起义军余部至阶州，当地民众参加起义军，队伍壮大后离阶州回广元一带。（《清史稿.额勒登保传》）起义军们走的是景谷正道，亦即“沓中阴平道”之正道。

分析以上史料，再对照现今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沓中阴平道”是将洮河、白龙江、白水江流域串接起来的一条锁链，是从甘南州腹地经陇南地区（今陇南市）出走秦巴山地，东至陕西汉中，南达川北（青川、广元、平武、江油）乃至成都的战略要道。自远古时代氐羌民族经由此南迁以来，数千年间绵延不断。至今，该道主干路线虽为甘川公路所替代，但一些支道、山路（步道）仍旧为民间所沿用。

（四）洮岷迭潘道

巍巍岷山，皑皑积雪，孕育了四条大河，山北有白龙江、白水江，山南有岷江、涪江。而这些河流的峡谷地带，首章已述及，自远古始便是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尤其是自宋王韶收复至近代以来，民族贸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连贯青、甘、川三省的洮、岷、迭、潘道，经此道，西北可达临夏、兰州、西宁与北方丝路衔接，南下经茂县、汶川、都江堰至成都与南方丝路相连。也有学者沿用史书旧名“河南道”或“西山道”，^⑧因其处于黄河以南，岷山之西，故名。但这种以山川方位而命名，极易造成含混，不若以“洮、岷、迭、潘”四地涵盖命名之更为明确。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l年）平西南夷，时西县、氐道（治今天水市秦城区平南、大门）、羌道（治今舟曲）属陇西郡。（《汉书·地理志》）

东汉章帝建初二年（77年），金城、陇西保塞羌反，马援子马防将三万人攻之。羌豪布桥率二万人在临洮（今岷县）西南望曲谷（今宕昌、舟曲）一带，“防三道俱进，破布桥军，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后汉书·马援列传》）自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汉人开始进入该地区并实行管理经营。而在此之前，主要为氐羌人居住活动。

唐高祖武德四年（629年），“置岷州总管府，督岷、宕、迭、旭五州。”（《旧唐书·地理志》）从此，唐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区域的管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七月，党项攻迭州。时李靖帅军击吐谷浑，厚贿党项，使其为唐军向导。其首领拓跋赤辞谓唐军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食；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承诺结盟。赤水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至涧水，见拓跋赤辞无备，袭击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怒，屯野狐峡，李道彦军不得进，赤辞击之，大败，死者数万，退护松州。”（今松潘境）（《资治通鉴·唐纪十＞》）此道之艰险、之重要，由此一见。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以西至，兰、洮、岷、宕、迭等州，共补蕃官、首领五百三十二人。”（《宋史·兵志》）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令秦、熙、河、岷四州市易务，招募牙侩，引蕃商持货于市易务中交易。”（《宋史·食货志》）由于王韶的招纳，宋政府的重视，本区域民族贸易迅速繁荣，交通道路也随之勃兴。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七月，宣政院臣言，武靖王溯想斑与朵思麻宣慰司言：“松、潘、迭、宕、威、茂州等处安抚司管内，西番、秃鲁卜、降胡、汉四种杂居处……酋长令真巴等八人已尝廷见。今令真巴谓其地邻接四川，未降者尚十余万……宜改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徙松州军千人镇遏为便。臣等议，宜从其言。”（《元史·武宗本纪》）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年），“番人岁于边卫以马易茶，马日蕃息。”岷州亦进行茶马交易。（《明史·西番诸卫》）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陕西副使郑安言：“进贡番僧，自乌思藏来者不过三分之一，余皆洮、岷寺僧冒名贡……章下礼部，令廷臣议，请行陕西文武诸臣，计定贡期，人数及存留，起送之额以闻，报可。已而奏上，诸由乌思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同上）。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毕自严任职洮岷道。时地方多警，民苦蹂躏。自严曰：“番族，吾潘篱也，未有潘篱不固，而能御盗者。”乃东及汉河，西尽松迭，南抵巴蜀，北距祝送，；莫不躬亲阅历，遇有猿溪鸟道，云栈虹梁，舆不能涉，辄徒步从之。得其罅隙，即为之补冲墙，韧要堡。迭番兵，整饷备器以为备，四境肃。后迁任榆林，岷主如失慈父，争请留之，不得，乃建祠立碑于迭藏河南。”（康熙《岷州志》）

经由汉始，自唐宋苦力经营，至明清，此道已日显其重要。上文毕自严之语，尽道其详。明毅宗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李自成由四川松潘过草地入岷州，为官兵曹变蛟部所阻，走入西和、礼县。李自成为避官兵，复谋入蜀，为副将马科、贺人龙所拒，与官兵大战二十七日，乃走汉中。（《明史·贺人龙传》）

清末，创建于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年），近代著名的回族宗教团体“西道堂”，以临潭县为中心，形成了操纵西北经济大权的宗教商品经济集团。其坐商点，四川则有阿坝、松潘、甘孜、康定等，青海则有同德、玉树、哦罗等，甘肃则有兰州、眠县、碌曲、玛曲、卓尼、临洮等；其作为行商的牛队马帮，亦往来活动于这些地区，“洮岷迭潘道”为其行商商队必由之路。^⑨

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走过草地溯岷江而上，由松潘登米见你山，从迭部县俄界进入甘肃境内。著名的“俄界会议”后，红军一万四千人沿达拉沟、白龙江经过艰险的栈道，于茨日那（今麻牙）渡白龙江，越过由川入甘门户——天险腊子口，到达宕昌县哈达铺，“在此休息整编后，继续北上”。（《甘肃风物志》）

“洮岷迭潘道”因其地理环境恶劣，山路栈道奇险难行，需穿行原始森林，又有雪山、草地及江河的阻隔，其在“陇蜀古道”中，乃非通途大道，实为捷径险路。这一古道的形成，实始于古代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可以看做是贯穿于陇南深山密林中的“贸易之路”。然而每当非常之际，危难之时，却可以绝处逢生，险中取胜，倚天险而变通途。参之上述史实，信然。

三、余论

“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洮岷迭潘道”等“陇蜀古道”，其有关记载见于史志者，尚有许多。本文只是按照历史时序，概其要者分而述之，系而统之，以史实证之，乃见全豹而已。其间许多枝节，因本区历来为多民族杂居之所，又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道路交通之兴废更迭异常频繁，史志记载亦有不少缺漏和失误，故而有待于日后深入、详细探讨。但无论如何，“陇蜀古道”作为介乎西北与西南文化、经济与交通的孔道，说它是南北丝绸之路的又一座桥梁，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一是上述四条“陇蜀古道”并非独立无涉的交通干线，而是相互贯通，串联成网的。以水域而言，“嘉陵道、祁山道、沓中阴平道”皆沿嘉陵江支流峡谷发展、通过，而最终三道归水，入于嘉陵。以终始点而言，四道皆可西向兰州、西宁，北达天水、宁夏，东至汉中、西安，南归蜀中成都。以交互关系而言，西汉时“嘉陵道、祁山道”，经下辨、河池而贯通，且通过阴平、羌道、临洮与“沓中阴平道”和“洮岷迭潘道”相交会。隋唐时，吐蕃即开始从西部蚕食甘南；安史之乱后，在吐蕃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唐蕃双方于公元783年签订了《唐蕃清水盟约》，陇南遂尽陷吐蕃，本区交通亦衰落停滞，记载也从史册中淡出。北宋以降，因王韶收复失地，四条古道互为襟带表里，关联日益密切。二是“陇蜀古道”除本文所述四条外，尚有从青海东南境贵德、循化、顺大夏河、黄河大弯曲向南经碌曲、玛曲，沿黑河、松潘、岷江而达成都的“河南道”，因资料所限，暂未论及。

（作者注：本文是为1993年11月初于陕西汉中举办的“第四届蜀道暨石门石刻学术讨论会”而作的交流论文，发表于《文博》1995年第二期。此次重刊前，在文字上作了适当修订。）

【注释】

①④冉光渝《略谈四川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历史知识》1983年第五期。

②③⑤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七期。

⑥郭荣章《请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自议》，汉中地区文教局《请葛亮研究文集》。

⑦何健《西和县发现唐代石刻〈新路颂〉》，《甘肃日报》1989年10月29日。

⑧赵荣《青海古道探徽》，《西北史地》1985年第四期。

⑨高占福《马明仁与西道堂的经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09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