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秦国奠基于西周晚期，正式建国于周平王时。这一段从非子到文公的秦史史料匮乏，秦人早期文化的考古工作成果亦少，以西垂为中心的秦墓及有铭青铜器以前未曾发现，成为秦史考古的空白。

1993年10月，一批秦公重器在香港古玩坊肆出现。可恨可叹之余，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毅然采取措施，择其精者，将六件秦公器和一件与秦公簋形制相同但无铭文的簋抢救回归，成为中国内地仅有的秦国初期青铜器及有铭秦公器。

新获的六件秦公器，为秦公鼎四件、秦公簋两件。

秦公鼎四件：秦公鼎一（图一）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宽体，器腹下垂，浅腹平底。蹄形足，与同类器相比足部较高，从而使原本并不浅的腹部颇有浅意。口外折，上立两宽厚大耳，上厚下薄，略为外撇。口沿和腹部饰有不同特点的兽目交连纹，耳外廓饰扁、圆相间的鳞纹。足上部饰一有角、有口有牙、有鼻准出脊的兽面纹。器内腹部铸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二（图二）高38.5厘米，口径37.8厘米。形制和纹饰基本与鼎一相同，只是器壁外撇稍甚，器足与器腹之比亦略小于鼎一。器内腹部铸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铸用鼎。”

秦公鼎三（图三）高25.9厘米，口径26厘米。形制与鼎一鼎二同，唯纹饰略有不同。器腹部纹饰一如前两器，但口沿下的纹饰为失目的兽目交连纹。器内腹有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乍宝用鼎”，文字与鼎一鼎二有别，行款亦不作右行而为左行。“宝”下一字铸为“二”，似少铸一竖所致；第二橫下一点为一凹点，不是笔道。

秦公鼎四（图四）高24.2厘米，口径24.2厘米。形制和纹饰基本与鼎一鼎二鼎三相同。稍有不同处在于，前三器口沿下纹饰部分的器壁竖直，至腹部纹饰所在的器壁则向外斜出，呈乙形；该鼎从口沿起就开始向外斜出，呈乙形，器壁与底部转角的弧度和底部曲率大于前三器。口沿纹饰如鼎三，但已补上了缺失的兽目。器腹内有铭文六字“秦公乍宝用鼎”，文字与鼎三同，但行款为右行三行。

秦公簋一（图五）高23.5厘米，口径18.8厘米，两耳间宽36.7厘米。体形宽伟，盖握高大，双耳甚丰。耳上龙首宽厚，蜷身，下有垂珥。圈足上有三兽头，下连短状虎爪形三附足。盖沿与口沿的纹饰均为兽目交连纹上下相对。尤为奇特处是，每组纹饰之隔都间有浮雕状牺首，盖沿八个，器沿六个。盖沿八个为正向，器沿六个为倒向，上下口口相对，别有一番意趣。簋的器沿盖沿上牺首相对之纹，以往所见者以前后正中的两组为多，且均为正向图案，秦公簋的这种装饰为青铜器中首见。盖面和器腹纹饰均为横条沟纹，圈足上饰鳞纹，盖顶握手内饰变形兽纹。器、盖对铭各有五字：“秦公乍宝皂殳”秦公簋二（图六）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两耳间宽37.4厘米。形制与纹饰同簋一，铭文的字数、字体、行款均与簋一同。

除两件有铭秦公簋外，上海博物馆另获有一兽目交连纹簋，高19.2厘米，口径15.3厘米，形制和纹饰与上两器相同，只是无铭文，亦应为秦公墓中之器。

公器的文字较为简单却颇有价值，现列表如下（表一）以便览之。

秦公诸器的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四件器上“秦”字的写法，作“森”、作“囂”，与众不同。

秦，《说文》：“齋”，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愈，籀文秦，段注：“地宜禾者，说字形所以从禾从舂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秦，禾名，从禾从舂省，会意。”籀文、小篆的“秦”字字形均为从禾舂省。甲骨文的秦字亦如之：“氛（一期）圣（四期），从3从》从以，像抱杵舂禾之形，经像杵形。”^①

舂，《说文》：心，捣粟也，从一持杵以临臼，杵省。“臼，《说文》：“以舂臼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象形，中象米也。”

金文中绝大部分“秦”字的字形都为从禾舂省，唯有西周恭王时的师酉簋秦字未省臼字，作“燎”、“蝨”。虽未省臼，但臼字上下开口，不成全形。目前所见最完全的从舂从双禾、未省臼字的“秦”字，即为秦公簋一、簋二、鼎三、鼎四的“秦”，应隶定为“煮”。

秦公鼎一鼎二的“铸”字作“娶”，为金文中罕见。铸，《说文》：“磚，销金也。从金，寿声。”寿从雷声，岛从靂声^②。金文中的铸字，最完整的字形作澄，从之从鬲从金从火从皿，忍声，像手持鬲形盖以火销金于炉橐形。但金文往往有省简，或省皿作经；或省火省藿作鑾；或省金省火作堵；或者金省鬲省火作誉；或者金省经作经。像秦公鼎单纯省金的铸字尚未见到完整的第二例，仅仲饓盨铭中有类似的字体，作蒙。

秦公诸器的出土地点，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先生函告，为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国墓地。从1987年起该地即有不法古董收购商窜入，唆使盗掘。之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简报尚未发表。据有关文章透露，目前清理出四座大型墓坑，但墓坑内的随葬器物已所剩无几。四座墓坑中，No.1和No.4为车马坑，No.2和No.3为秦公墓葬。这样，一座墓和一座车马坑组成一组墓园，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共发现两组墓园^①。大堡子山两组墓的墓主是谁，李学勤先生根据出现于美国纽约的一对“秦公乍铸阝尊壶”，认为形制酷似颂壶，应是西周宣王时秦庄公之器，主亦应为庄公^④；韩伟皋先生根据墓中所出现、为法国戴迪所藏的金箔饰片及相关的碳十四数据，认为两墓为周宣王、幽王时秦仲和庄公的陵墓^⑤。

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上海博物馆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

马承源先生指出，秦国铭文形体有别于西周晚期通行的字体，它源于虢季子白盘铭，一系列的秦国铭文都同一体系，秦公簋、鼎铭也一样。此说至确。礼县秦公诸器铭文的字体，为秦系文字中的典丽之作。它上承虢季子白盘铭，但又明显晚于盘铭（见表二）；它下启太公庙村秦公钟、天水秦公簋以至石鼓文和诅楚文，一脉相通。秦公鼎一鼎二铭文中的“秦”字，省臼，与文公之后二世出土时的秦子戈，与文公之后三世武公时的秦公钟、镈及春秋中期秦公簋的“秦”字形同（见表三）。西周金文的“秦”字，虽然绝大多数为从禾舂省，但字形与秦公器的秦字差别很大（见表四）。秦公器铭中省臼之“秦”字，实开春秋战国秦系文字作“经”之先河。

秦公诸器上的纹饰以兽目交连纹为主，这种纹饰实际上是一种兽纹的变形，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都大量存在，尤其是口沿下的此类纹饰，西周晚期与春秋初期无别。秦公六器口沿下的兽目交连纹均为两兽尾部上下相接，连接处为一兽目。细分又可分为三组：鼎一鼎二纹饰的兽目右上左下有两个目瓣；簋一簋二有四个目瓣；而鼎三鼎四则没有目瓣。四个鼎器腹上的兽目交连纹由两对两头龙纹的变形组合成一组。变形的两头龙纹一头在上为全形，一头在下稍小。两对这样的纹饰尾部上下相接，当中间以兽目，形成完整的一组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组纹饰在秦以外的地区尚未发现，虽然它仍属于兽目交连纹。这大概是秦国人力图模仿西周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借鉴。其线条的组合与其说比西周时同类纹饰复杂，不如说它更杂乱些。当边缘文化向核心文化学习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和仰慕之心，往往习之太过，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一般而言，兽目交连纹主要装饰在鼎、簋的口沿和簋、盨盈、□□的盖顶。使用在鼎腹部作为主纹者为数多，□□皇父鼎是其中之一。□□皇父鼎腹部的兽目交连纹，龙头、龙眼和龙身仍兼备龙纹写实的形神。与之相比，秦公鼎腹部纹饰的龙头和龙身已出现变形为抽象线条的趋势。从纹饰发展的过程看，□□皇父鼎的兽目交连纹要早于秦公鼎的纹饰。□□皇父鼎为幽王时器，秦公鼎当晚于此。

秦公二簋的形制为典型的春秋早期器。秦公簋的纹饰，宽厚耳及圈足附足与西周宣王时的师□□簋十分相似，但形体上，师□□簋自盖顶缘至圈足的器壁弧度较大（图七）。秦公簋自盖缘至圈足的器壁则要竖直得多。这是秦公簋晚于师□□簋一类西周晚期器的特征之一。

秦公诸器的铸造颇有西周晚期器的气度，却缺乏西周器的精致，将秦公鼎与类似的史颂鼎相比较，其粗糙程度显而易见。秦公鼎三鼎四的蹄形足，其断面呈内凹半空弧状（图八），与商代晚期和西周时内范独悬的全封闭足的铸法不同。这种足部的铸造方法为春秋早中期普遍采用。产生的原因不外为两种：一是尚未完全掌握内范悬浮的法；二是为了避免内范悬浮的复杂工艺而主动避繁就简。如果说春秋早中期其他地区的半空足部铸制是有意避繁就简的话，那么秦公鼎的半空形足可能是秦国工匠尚未掌握内范悬浮法所致。鼎一鼎二的足内侧是全封闭的，但鼎一的足内侧铸面极不平整。鼎一器底部的垫片甚多，说明秦人尚未完全掌握大型内外范的等距技术。秦人对器壁厚的掌握亦颇为草率，鼎三在形制上要大于鼎四，但在重量上却较鼎四为轻，鼎三重5400克，鼎四则重5700克。

铭文范和纹饰的制作亦嫌粗疏。鼎三鼎四铭文块的块缘凸出，铭文略凹，这是当时内范上为铭文范所预留的空间太小，以致不硬捺则不得嵌进的结果。鼎一的“铸”字，鼎四的“宝”字笔画不清，可能即为嵌铭文范时按捺所致。鼎三口沿纹饰的线条一如鼎四，却在范上漏刻了兽目，类似于兽体卷曲纹了，但线条仍为□，并不像兽体卷曲纹那样呈∽形，中间断开的部分显然是兽目的位置。

秦公器的铸制，当在平王东迁之后。如果仍有周人的技术精英在，那么其器应和不□簋一样，不仅形制、铭文字体和纹饰与西周晚期器相近，而且铸造的技术工艺及精度亦应相同。平王东迁后，可能相当多的周人都离开了西部地区，故有秦文公十六年“收周余民有之”^[7]的事。

1994年夏天，一对秦公壶出现在美国，李学勤和艾兰女土作《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一文，认为该壶与颂壶的形制、纹饰酷似，其年代应在与之相同的宣王初年，秦公即为秦庄公^［8］。颂壶一类的壶在西周晚期较为多见，沿用至秦襄、文时期是完全可能的。晋侯壶、颂壶和秦公壶腹部的大蟠龙纹，在春秋早期依然存在。被评为1995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的

国贵族墓地，在6号墓中出土了一对方壶，通高63厘米，腹部亦饰高浮雕大蟠龙纹，“其制作工艺绝不亚于著名的陈侯壶、秦公壶等同类器物”；6号墓内出有铁援铜内戈一件，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偏晚^［9］。陕西户县宋村3号秦墓也出有此类纹饰的方壶一对，时代亦为春秋早期^[10]偏晚或春秋中期偏早。所以，不论是就形制、铭文而言，还是就纹饰而言，都不能排除秦公壶为秦襄、文时器的可能。

秦建国前后颇有作为的秦人首领有三。一是非子。秦之称秦，实始于非子。非子原出于大骆之族，居西犬丘，善养马，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非子乃号秦赢。二是庄公。庄公为报父仇，受周宣王遣，“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12]。三是襄公。襄公为庄公次子，受其兄世父让，为太子继位。幽王之乱时，“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时，“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山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襄公时，秦方为诸侯，故秦首领称公应始自襄公。文献中，庄公为第一个称公的秦酋，但《诗·秦风谱》孔颖达疏早就正确地指出：“庄公已称公者，盖追谥之也”。公称公，当是襄公称公以后事。庄公去世襄公继位是公元前778年，襄公始国在前771年，所以庄公生前不会称公，死前778年，襄公始国在前771年，所以庄公生前不会称公，死后亦不可能立即称公。李零先生认为：庄公称公是出于追称，正与武王灭商后，周人追称文王一样。武王不灭商不会追称文王，襄公不称公亦不会追谥庄公。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均为秦公的自作用器，作为追称的庄公，自然无法享受如此荣耀了。1975年，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发现了秦公钟，其铭文起首便说：“秦公日：‘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刺刺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先祖”一般认为指秦襄公，亦有认为赏宅者为非子，受国者为襄公^[。两说小有不同，但都认为庄公不在此先祖之列。《史记》于秦始皇本纪论赞后，复述秦世系、都邑和陵墓所在，亦自襄公始。

庄公的墓地，文献无记载。襄公死后和文公死后，《史记·秦始皇本纪》均记“葬西垂”，《秦本纪》又记文公死后“葬西山”。西山当同西垂，故襄、文二公应葬于一处。文公死后宪公继位，宪公之墓，《秦本纪》记“葬西山”，《秦始皇本纪》记“葬衙”较为确切。这样，葬西垂者，仅襄、文二公明矣。西垂可泛指西方边垂，同时亦专指一邑名，如“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之西垂，“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之西垂，均为专指。王国维先生早已指出：“犬邱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邱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邱为西垂耳。”该地在秦汉时为西县。1919年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有秦汉间人在盖外刻铭“西一斗七升大半升盖”，器外刻铭“西元器一斗七升奉皂殳”。西即西县，沿革于西垂名，“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簋）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大堡子山秦国墓地的发现和秦公铸铭青铜器的出土，证明《史记》关于秦人早期活动的区域及墓地所在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为确定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都城提供了索骥之图。

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坑规模较大。No.1为曲尺形车马坑，最长一边为37米，深7米，余存残碎的马骨；No.2为中字形大墓，总长87米，墓室在中部，墓室面积12xll米，深11米，在接近西墓道处发现人牲六具；No.3为目字形大墓，长110米，宽10米，深在9米以上；No.4为曲尺形车马坑。墓中所出的青铜器，据说在香港坊间出现的礼器，就有一百件左右。如此说属实，那么秦公墓葬品的规格一定有违于《周礼》。有资格享受如此高规格大墓者，非襄公、文公莫属。襄公在位十二年，以勤王之举而受为诸侯，之前又曾有徙都于汧之东进尝试；文公在位五十年，武攻文治，既发兵逐西戎，扩地至岐东西，真正实现了襄公受封时平王“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允诺；又“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失传的《秦纪》即始创于文公。襄、文二公功绩彰显，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第一块基石。所以“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成日：‘……昔秦文公。立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黑秦橄榄球命河曰‘德水’以十月为年首，色上黑。”秦始皇奉“五德终始说”，以文公事为符应，事虽荒唐，也可见文公在秦创业史上的地位。

襄、文二公不仅以其功绩获得厚葬的资格，更在于襄、文二公虽崇文武周公，但绝非是《周礼》的具体实践者，或者说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自觉地有违于《周礼》。《诗经·秦风·蒹葭》毛诗序日：“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以固其国焉。“将无以固其国焉”倒未必，“未能用周礼”则其实也。襄公受封后，用“聊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文公亦曾“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三牲亦指聊驹、黄牛和羝羊。此事被司马迁讥为：“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索隐》：“言秦是诸侯而陈天子郊祀，实僭也。”僭越与否此乃正统史学的评价，但它说明，襄、文二公是在实践秦人早期社会所特有的礼俗。散藏于法国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所出的金箔饰片共有44件，韩伟先生认为是秦公墓棺上的装饰物。春秋时宋文公棺具画饰桧翰即被斥为“僭王者礼也”，秦公墓使用黄金饰片以美化装饰棺具，亦是秦人对正统制度的蔑视。联想到陕西户县宋村的春秋秦墓和凤翔八旗屯春秋秦国墓葬的随葬礼器基本上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适应的历史事实，东、西周之交时敢于违周礼而大有作为的秦公唯有襄、文二者。

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诸器属秦襄公、文公，究竟何属襄公何属文公，目前尚难定一。秦公诸器在形制、铭文、纹饰上存有小的差异，但仍无法由此确定各自的所出。秦公墓随葬的青铜器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体系。仅就簋而言，不仅有铸铭簋，还有无铭簋；不仅有兽目交连纹簋，还有笔者所见到过的垂鳞纹簋。上海博物馆新获的四件鼎，从铭文上看，恐也不是一套器。秦公器的组合和秦公墓的综合研究，尚有待相关资料的不断发表。我们企盼着。

①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784页。

②周法高：《金文诂林》第十四册，第7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