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甘肃汉代“石头书”的耕耘者——高天佑及其《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读后

王金寿

天佑君是一个恬静儒雅的人，做事周密细致，兴趣爱好广泛，酷爱书法绘画、钱币收藏。可能正是这个嗜好，使他对“西狭摩崖石刻群”一见钟情，以至于像着魔似的追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一头扎下去，沉泳其中，于繁重教学之余，悉心研究，痴心不移。厚重的积累，扎实的考证功力，使他于世纪之交，短短两年中先后有《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西狭颂研究在日本》等几部大著问世，在中国古代书法文化研究领域中，确立了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的学术地位，填补了甘肃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空白。后来，天佑君进入政界，在繁忙的政务之际，仍然潜心于自己喜爱的学术事业，先后又有几部大作问世，如《陇右诗选注》、《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等。可见，他是一个把爱好变成事业的人，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天佑君每有大作问世，必惠赠于我。可惭愧的是，由于对天佑君研究领域的陌生，总是在钦羡、感叹中匆匆翻阅后置于书架，未能细心研读。2010年9月，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在陇南师专召开年会及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参观了《西狭颂》等文化景点，实地的考察学习，以及与参会学者的探讨交流，才激起了我研读天佑君大作的兴趣，也有了想写点什么，对天佑君表达歉意与敬佩的冲动。

一个虔诚的读者与一本好书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并不是你书架上的每本书都会读，都能读懂，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能遇到某本书，什么时候你能读且能读懂而从中受益，似乎都是机缘注定，与勤奋无关。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今天重新研读《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之时，受益匪浅，感慨良多。

让我感动的是，天佑君始终对自己脚下这片热土爱得如此深沉、执著。他虽然出生在兰州，却是在甘肃清水县长大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成县师范教书。武都太守李翕是汉阳郡阿阳人，阿阳，一般解释为清水县。他出于对这位乡贤的敬仰便叩响并进入了《西狭颂》研究的大门，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那个莽撞少年，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学术领域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从《西狭颂》的研究开始，继而扩展到《耿勋表》、《天井山记》、《郙阁颂》等汉代摩崖石刻，以及《西狭颂》历代访古题记，他以历代金石著录、历代方志等文献为依据，采用金石学、石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西狭摩崖石刻群”从文本考订辩证、思想内容、作者考辨、人物考辨、历史文化源流辨析、书法审美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以丰富翔实的文献、严谨周密的考辨，给我们一幕幕呈现了东汉时期武都郡的社会风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通贸易等历史风貌。进而，他又以极大的热情，跟踪杜甫在陇上的足迹，对其秦州、同谷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将研究视域扩展至历代陇右诗歌的研究。可见他的研究领域始终是与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赤子深情，应该是他长期以来坚持进行学术研究的不竭动力。

让我敬佩的是，与一般学者不同，天佑君从一开始便有着自觉而强烈地将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凡的学术眼力和宽广的学术胸怀。当我们回眸二十多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与开发普遍是寂寞的，甚至是非常冷清的。那时候，国人对于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并不看好，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低碳经济等意识尚未形成，人们利用开放政策大都在拼命榨取自然资源，以填充自己的肚皮和实现原始积累。而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天佑君却坚定地选择了“西狭摩崖石刻群”，以及甘肃地方文化作为自己业余的研究对象，确确实实是自甘寂寞、自找冷板凳去坐了。请听：

加大对“国之瑰宝”《西狭颂》的研究力度和开发力度，以“西狭风景区”的开发与建设为龙头，不仅可以带动成县旅游业的长足发展，而且可以带动整个陇南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大力挖潜，开发旅游经济，必将成为下个世纪陇南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不仅符合成县、乃至整个陇南地区的资源实际，符合陇南人民的贴身利益与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国家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

┅┅矿藏再富有，总有开采掘尽之时，而旅游业一旦发展起来，当地人民世世代代可坐享其利。

——罗炳文《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序》

这是天佑君经过十年与寂寞朝夕相伴，于甘坐冷板凳的潜心研究中，发现了《西狭颂》是“国之瑰宝”（按，当时《西狭颂》摩崖还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的价值与意义，秉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于1995年前后写给陇南地区专员贾宝忠和成县县长罗炳文的信。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颁布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的研究与建议，就不得不敬佩他非凡的学术眼力和胆识，不得不敬佩他自觉服务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而做学问的可贵的“民族脊梁”精神。正如罗炳文县长高度评价的那样：天佑同志的研究能“发挥它的社会、经济双效益，为成县人们造福，为陇南人们谋利。”诚哉斯言！

天佑君研究的西狭汉代摩崖石刻群，保存了汉代甘肃文化学术事业的历史真貌，对我们今天正确了解、深入认识汉代甘肃文化事业大的发展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宝贵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代文学的主要成就，以史传文学、汉乐府诗歌等为其代表。就我们甘肃而言，虽然没有在这两个方面多有建树，但是西汉李陵的《别歌》、东汉汉阳郡西县的赵壹及其辞赋、陇西郡平襄县的秦嘉、徐淑夫妻的诗歌，安定临泾人王符及其著名政论散文集《潜夫论》，却标志着甘肃汉代文学的发展的实绩与水平。

汉阳郡西县（今陇南礼县一带）的赵壹，在“奔竞之夫”相互荐引，宦官外戚专权，结党营私、党锢林立的东汉，始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不向地方权势低头、屈服，拒绝行贿拉拢，表现出陇人耿介直爽的本性；而且到首都洛阳“上计”之时，高表特立，关心民生，表现出陇籍作家独特的人格魅力。如，在朝堂上，各地的上计吏一看到接见他们的司徒袁逢，都匍匐在地，媚态百出，而唯有赵壹仅向他做了个揖，不卑不亢，得到了时人的称赞和尊重。他在《刺世嫉邪赋》中慨叹：“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对于封建政治本质透彻的认识，以及“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胆识和勇气，千载之下令我们肃然起敬，并且奠定了甘肃古代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基调。

徐淑与丈夫秦嘉都是今天通渭县人，他们夫妻间往还曲折的诗文交流，既真实地记载了彼此真挚的爱情故事，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二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随手引用《诗经》诗句传情达意，自然贴切，出神入化。如：“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非席不可卷”，“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媿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谁谓宋远，企予望之。……于是咏萱草之喻，以消两家之思；割今日之恨，以待将来之欢”等等。

安定临泾（今庆阳镇远县）人王符，出身寒微，为人有节操，性情耿介，洁身自好，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终生不仕，以一介布衣关注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著书立说，“以讥当时得失”而成三十六篇政论著作《潜夫论》。

书法艺术方面，东汉书法家、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张芝，他在师承前人的基础上，掌握了隶、篆、章草等多种书体的书写方法，变“章草”为“今草”，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书法形体，被世人推崇为“草圣”。同时，据史料记载，张芝还是书法理论研究的开创者，曾撰写书法理论文章《笔心论》五篇。赵壹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并且有号称中国最早的书论——《非草书》传世。

人们不禁要问，东汉的甘肃为何能产生如此伟大的文人与作品？《诗经》等儒家经典缘何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传播得如此广泛深入，竟连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也能这样运用自如？是何种甘肃文化的基质成就了张芝、赵壹，以及创造了西狭东汉摩崖石刻群的仇靖、仇绋等书法艺术家？成县周围的汉代摩崖石刻群，给我们提供了答案的线索，天佑君的《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等成果给我们揭开了千古之谜底。

从成县周围的汉代摩崖石刻群给我们提供的物证，我们有理由认为，汉代甘肃的经济文化应该是很发达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贫瘠。随着大一统汉帝国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文化教育的推广普及，当时甘肃的每个地方，应当是大汉王朝经济的发达区域，并由此而造就了在当时全国也堪称一流的学者与艺术家，造就了陇人正直耿介、仗义执言，敢为人先的文化品格。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汉代是我国上古先秦历史文化典籍得以系统挖掘、整理、研究、总结、发扬、继承的集大成时代，是把遭秦火而几乎灭绝的中国文化抢救性搜集、整理保护、传播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富于创造的重要时期。汉武帝借攻打匈奴，着力经营河西，使我们甘肃成为全国瞩目的战略要地。随着边疆的安宁，社会经济与文化得以迅速繁荣。同时，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在朝廷讲经。还规定“五经”中凡精通一经的儒生不但可免徭役，还可以做官。这样，读经就成了利禄之途，有力地推动着经书的传播流行。到东汉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作《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匡正谬误，补阙订伪，删除重复，修理篇目”，从而出现了许多传注、疏解一类的经书参考书，使考据、训诂、文字、校勘等学问得以发扬光大，有力地推动了学术事业。因此，甘肃与当时全国各地一样，老百姓尊重知识，热爱文化，令子弟学经讲经传经，以知识、特长作为换取禄位的工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而奠定了格物致知的思想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于是，仇靖在颂文中评价李翕的人品时反复尊其为“敦诗悦礼”，以及行文时对《诗经》信手拈来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李翕及其幕僚们能真心为民所想，克服艰难险阻，开山筑路架桥的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并“致黄龙、嘉禾、木莲、甘露之瑞”；老百姓对李翕的深深感念，依崖缚架，摩石篆刻，赞颂威德，并以《五瑞图》来印证他的行为应该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普遍的做法。由此推断，这个时期甘肃其他地方类似的碑刻、石刻应该是比较多的，只不过没有《西狭颂》等汉代摩崖石刻群那样侥幸保存至今而已。陇南地区山大沟深的特殊地理，以及相对闭塞落后的交通条件，倒成为这些珍贵的“石头书”得以完好保存的“护身符”。因此，成县汉代摩崖石刻群在今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天佑君的研究也因之更显其原创意义与历史价值。

通过天佑君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西狭东汉摩崖石刻的价值与意义，历史上就不是我们甘肃当地人发现的，而是甘肃以外的人发现后才引起我们重视的。

西狭东汉摩崖石刻的最早被著录是北宋时期曾巩的《南丰集》，继而有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陈思《宝刻类编》，清代叶奕苞《金石补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等。那么，曾巩、洪适等人是否来过成县，他们是如何发现，又是怎样得到西狭东汉摩崖石刻的？为什么如此著名的石刻在我们甘肃历史上当地文化人士竟然熟视无睹，没有发现，没有著录？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狭隘意识使然，是我们甘肃随着经济衰落连文化也衰落得一塌糊涂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从这个意义说，对西狭东汉摩崖石刻的传播研究，对于我们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甘肃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更有价值和意义了。不知天佑君和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