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在“二希文学”中的嬗变

论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在“二希文学”中的嬗变⁽¹⁾

张全新

张全新，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常委、民盟陇南市主委，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曾主编、合作出版《欧美文学历程》、《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外国文学史纲》、《世界文学历程》等著作10多部,在国家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诚实的学科”。文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人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整个精神世界的表现。文学关照人生，书写人生，礼赞人生，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本文着重探究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在“二希文学”(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中的嬗变。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经由罗马文学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里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一思想的最有名的表述是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里所记载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是古希腊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露。瑞典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面的反映，都是摆在彼此对立面的、互相照应的镜子。”古希腊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东方大河流域文明或内陆农耕文明的海洋文明。蔚蓝色的地中海滋育着它，在其中生长的“正常的儿童”——希腊人尽情享受着人生，展现着人类童年的可爱天性。古希腊人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必然决定他们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古希腊人一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性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于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形成了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自然了解的人文主义模式。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古希腊艺术审美的观念也秉承了这种特质。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摇篮和精神原型。希腊神话以诗性想象表达了远古希腊人力图诠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的原始观念，曲折地反映了从蒙昧时期到野蛮时期、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的史前史，是对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一种前哲学的思考和诠释。“神人同形同性”被公认为是希腊神话最基本的特点。在世界神话中，希腊神话的“人话”色彩最浓郁。一方面，希腊诸神是人的典型和人类本质力量的高度概括，是人将自身理想化而想象出来的形象：健康完美，长生不老，能主宰人间的祸福，具有惊人的超自然的力量等等，这些可以说与其他民族神话具有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希腊诸神不仅具有人的各种弱点乃至缺点，如心胸狭隘、分流好色、不公正、虚荣、嫉妒、暴戾、自私、任性、争权夺利、报复心重，有时搞点恶作剧等等。他们还常常从奥林匹斯山溜下来，诱惑和勾引人间妇女（如宙斯化作金雨与囚于塔中的公主达纳厄生下英雄柏修斯），与人间美少年谈情说爱（如阿佛洛狄忒与阿都尼）。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代表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阿喀琉斯的拒战，恰恰是为了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而抗争，是为集体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抗争。黑格尔说的好：“关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产生于酒神祭祀的希腊悲剧，人与命运的冲突成了悲剧的基本冲突。英雄们总是因“命运”之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俄狄浦斯王》就深刻的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人认识到自身半是伟大半是渺小的悲怆感。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悲剧中，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但人类是不屈服的，他们忍受或反抗外在异己力量的重压，绝不被悲痛的命运所击倒。普罗米修斯就是这种反抗精神的象征。特别是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她对强加于她身上的命运更是毫不妥协，为了向她寡情主义的丈夫复仇，竟用恶的手段，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美狄亚，都表现了人的不可征服的尊严。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尼采在研究希腊悲剧时提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两大概念，认为希腊悲剧的内在机制是二者的对立统一。酒神狄俄尼索斯象征着放纵与本能，构成一个狂热的世界，表达人们对本真的迷狂的追求；日神阿波罗代表理性和光明，构成梦幻世界，表达人们对哲理和道德的追求。悲剧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掘进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性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价值和道德规范。总之，无论神话、史诗还是戏剧，都满腔热情的赞美生活，歌颂人生，讴歌人类的勇敢、聪明和智慧，站在宇宙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搏斗，从而礼赞人性的悲壮和崇高，体现出古希腊人热爱生活，以人为本、执著现实、无视来生、积极进取、勇于追求的乐观精神。

古罗马文学是在古希腊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再现，并经由它作为连接古希腊文学和欧洲近代文学的桥梁，广泛地传播到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方面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的文化范畴。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今天西方人对人生的态度，对女人的崇拜，西方的道德与宗教信条，除了少数接受希腊传统外，都是从希伯来文化孕育的基督教蜕变出来的。基督教伦理与日耳曼气质融合形成了西方精神的又一主体。

希伯来文化是从巴比伦文化中派生、发展起来的，但又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后来，终因它鲜明固执的一神教思想，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出了巨大的影响。希伯来民族信仰一神的上帝，认为世间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宗教自然观、宇宙观直接影响着希伯来民族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一种偏重于灵魂、感情、来世、群体的理性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属于异质文化，它们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远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化衰落时，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并吞希腊诸邦，用闪电式的战术东征胜利后，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希腊化”运动，把希腊文化传给了东方，把东方文化带回西方。希腊人现实的老调子唱腻了，想唱些深邃、奥秘的新歌。他们见希伯来人把祖宗历代千余年的文献、经典全部译成希腊文，叹为奇迹；另一些人则用希腊哲学思想去解释《圣经》。这样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的碰撞，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正如恩格斯在他的名文《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结束语中所说：“希伯来文化在找到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首先，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与古希腊罗马文学有很大的区别，它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的主导精神是人的力量对象化为神的力量。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神的那种理智制约着，他们的形象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了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和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的崇拜。上帝是人创造的，它的神性实质上是人的理性意志的体现，因而，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便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升华。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文学中表现人对上帝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向于理性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上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人们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中世俗人本意识的一种排斥。其次，在基督教文化对上帝的崇拜中，演变出一种由上帝到耶稣，由耶稣及圣母玛利亚的宗教崇拜，直接影响着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发展。圣母玛利亚受孕育圣灵，所以也称她为童贞玛利亚。这种对圣母玛利亚的宗教热情，逐渐演变成西方人对一般妇女的尊敬。在骑士文学中，一种新的情绪开放出人性复苏的花朵。骑士的信条是“忠君、护教、行侠”。骑士们酷爱“荣誉”，把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取得胜利、博得贵妇人的欢心视为最大的荣耀。骑士文学反映了大量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典雅的爱情”，肯定对现世生活幸福的追求，在这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无疑是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来世主义思想的极大冲击，显示出较强的反教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这是宗教人本意识世俗化的表现。第三，《圣经》中所载的人类始祖痛失乐园的故事，大洪水及诺亚方舟的故事，耶稣代人赎罪而横死十字架的故事，也是以诗性方式对人类历史的象征性阐释。在这些故事中，英雄们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又一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和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主体精神的来源之一。

当然，当世俗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随着上帝权利的畸形膨胀，人完全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的主体性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人仅有的权利就是向上帝进行无穷的忏悔，在忏悔中无情的践踏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反映这个时期人的观念的著作，可以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典型。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无限伟大，而人却无限渺小。因此，人的一切权利，特别是人的情欲就成为痛心忏悔的内容。此时，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人，其生命的本能冲动、个性的合理要求、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的和无意义的，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智追求最终走向对人性的扼杀，基督教也就走向了人性的反面。于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追寻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之，“二希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是欧美精神的主体，有学者形象比喻道：“二希文学是哺育西方文明成长的两只丰硕的乳房。”探究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在文学发展中的嬗变，对人们正确认识西方文学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精神，认识西方文学“人性”的母题，认识文学与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注释】

(1)此文发表于2003年第6期《甘肃社会科学》，此后被国内外多家杂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