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古代氐羌民族后裔服饰文化略论

王国基

王国基，1936年12月20日生，甘肃天水人，原陇南地区文化处副处长，长期研究陇南氐羌及地方史文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一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之长、遍布之广、形类之异，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匠心。在尚未开化的混沌时代，人虽有衣服，但居处还相当原始，按《礼记·礼运》中的说法，就是“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楼巢”，“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并说等到圣贤出世，才懂得处理丝麻，织成麻布和丝绸。所谓“伏羲化蚕桑为蠐帛”，神农氏“教民桑麻以为布帛”和“黄帝元妃西陵氏勤桑稼，亲蚕，始此”（《淮南王·蚕经》）的传说，大概就是古人圣贤救世的附会。与古人的臆想不同，今人对待“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的理解应当依据这样的史实，即中国古代最早采用的织纫材料是葛、麻、苎类的植物纤维。

从史料证实看，在周代，麻织技术就已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官方专门设立“典枲”来管理大麻生产。因为有了具体的分工和职责，麻布的质量、规格也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古代羌人世居地甘肃陇南地区，属南北气候过渡区，森林茂密，江河纵横，谷地川坝和丘陵平原较多，系古代农业经济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时自守远门（长安以西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板闾相望，麻桑翳也。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唐时，陇南地区属陇右，故此处历来以“桑麻之国”著称。本地仰韶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中就有麻纤维织品，且质地和技艺水平较高。从该地区的农业史考察，这里的大麻种植除了时间早，且面积分布很广，仅依现代地名看，就有徽县的麻沿河、文县的麻地湾、岷县的麻子川、武都县的麻池村等，均因盛产大麻而得名。

在始祖炎帝神农氏“教民桑麻以为布帛”的哺育下，在历史上，羌民族的麻纺织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故有由羌人建立的国家周朝时期较高的麻纺织水平，《礼记·王制》说：“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指的就是布帛的质量、色泽达不到标准的就不得在集市上贸易。这里指的市易布帛（麻布）大多数即来源于与周都相邻的陇南羌族之地。因为陇南的史前文化是羌周文化融合体，从这一史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属于“西戎”（即羌戎）之地的麻纺织水平与规模了。《三国志·魏略·西戎》：羌人“人能织布、善种田”。《魏书·宕昌国传》：“宕昌羌者……皆衣裘褐”。即《韩非子·五蠹》中所说“冬日麂裘，夏日葛衣”的服饰。据《辞海》释：“褐，兽皮或粗麻织成的短衣，古时为贫贱人所服”。即今人所说的麻布衫也。

在古宕昌羌国和白马氐国属地（今陇南市区全境）的氐羌民族后裔，历来就有穿麻布衫的传统习惯。直至20世纪70年代，有一位从礼县农民中提拔的甘肃省委副书记，每逢集会场所，总要外套一件麻布衫，除了标示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外，还有不忘祖宗传统的思想。当时的新闻媒体还以“当官不像官，身穿麻布衫”为题予以报道和赞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们普遍穿麻单袈、麻线鞋，用麻纺绳、织麻口袋，吃麻籽油、麻腐饼；文人们写麻褐纸，孩子们玩麻鞭炮，等等，不一而足，这里简直成了一个麻的世界。

二

中国服饰文化的灿烂多姿和富丽堂皇，是世界服饰史上享有盛名的。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服饰技艺的提高，陇南古代氐羌后裔的服饰有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今日宕昌羌和白马氐族后裔服饰文化，已呈现丰富多彩的内涵。为了方便，分服饰与节日、服饰与宗教、服饰与礼制、服饰与民俗四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服饰与节日。到了逢年过节，一个能调动全社会兴奋神经的信号，就是穿新衣。节日期间穿什么、戴什么，最能体现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按照传统的心理习惯，人人都把节日服装形容成“最好的”，而不是“日常的”。今文县白马峪藏族（系白马羌或白马氐的直传后裔）妇女在过年节（与汉族春节同时）时，其服饰很独特。她们将头发编成若干小辫，束成一大股，上缀珠串，戴七至九枚鱼骨牌，把辫子盘在头上，鱼骨牌正悬于额前。颈饰珠琏，胸前穿兜肚，四边绣花，中间缀长方形鱼骨牌，排列胸前。上着绣边花衣，外罩大褂，前襟绣花卉，袖口绣五色花边，背绣日月图案。着装时，胸前燕口敞开，露出双层花边及兜肚鱼骨牌。下身穿百褶裙，裙长及膝下。脚穿绣花鞋，腰系自织红色毛带，带穗垂于腰后。头戴“夏尕儿帽”（即白毡帽），帽沿边为波浪式褶纹，帽围“万字不断头”的绣条，帽前插锦鸡、雉鸡或白公鸡尾毛。银耳环、银手镯。据有关资料称，文县白马藏族中有一部分系公元七世纪吐蕃军旅仪仗队的后裔，他们头戴的鸡翎毡帽，是当年仪仗队的礼服帽。还有民间传说，白马人头戴白毡帽上插白鸡毛，是因为古代白马人与官兵作战失败后，夜逃中睡在村民屋檐下，当官兵追到时，公鸡鸣声四起，把他们惊醒，才得以逃脱。从此，他们就在毡帽上插白公鸡尾羽，既是感恩，又有永志不忘战败之意。

同居白水江支系的博峪乡藏族（有文章说他们是党项羌人的后裔）的民族服饰，色彩艳丽，配装别致。特别是妇女服饰，令人叫绝。她们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采花节”集体上山采花时，头缠多层式黑布头帕，彩带圈扎，着长衫，半袖、对襟，前如开帔，外套花坎肩，串珠遮胸，绣花胸罩，直垂下腹，花带束腰，袖口衣襟均镶花边，内着长袖浅色衬衫，红色长裤，白布绑腿，胸佩银盘，耳环、手镯皆银质。梳30至40根小发辫，用黑毛线头绳衔接，下垂至踝后复上折，固定于腰带下，跳起“罗罗舞”（实为古代祭傩时的“乐傩舞”。相似四川茂汶羌的“莎朗”），风韵十足。

（二）服饰与宗教。在宗教活动中，人们怀着崇敬与畏惧的心理，着有讲究、有规矩、被视为“神服”的盛装参加宗教仪式。在宗教表演中，最能代表神祇权威的是巫觋僧道的服饰。如宕昌官鹅藏族（系宕昌羌裔）的“本本舞”（或称“强巴舞”）表演服饰最具宗教色彩。每逢重大节日、婚丧、修缮、除病等事，都要请“本本”（宗教巫师）念“本本经”；而逢“闸山”（祭山）、禳庄（驱疫），除了念经，还要杀猪宰羊给神“许愿”，并选定当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三日的某一天跳“本本舞”（或“强巴舞”）给神“还愿”。“本本舞”舞蹈由十人组成，按顺序排列：老大名贡巴，头戴熊皮帽，帽上插雉鸡羽翎，身穿黑布长袍，胸前挂玛瑙串珠，左手掌“翻天印”，右手执“拨云剑”；老二名苟巴，头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项挂月牙形、内装“八宝禳物”皮盒，左手执铜碟铃，右手摇“拨浪鼓”；老三、老四为五方神灵，头带五方佛冠，手拿骨卦、碟铃；后边六人为仆众，分别戴牛头、马面形面具，个个翻穿皮袄，手舞木刀，随着贡巴、苟巴和五方神登场起舞，驱赶“山精”鬼怪，除灾灭害，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寄托人们的期望。

再如文县铁楼乡白马人每年春节时的“傩舞”——俗称“池哥昼”表演，“池哥昼”由九人组成，分“超盖”四人（相传为白马人祖先的四个儿子）：老大名天王，老二名地神，老三名金刚，老四名门神；“超母”二人，即二位菩萨（相传为玉皇大帝的两个女儿）：一名音慈，一名慈母，“只玛”三人，为一老翁，一老妪，一小孩（相传白马人的祖先从四川蛮坡渡——今江油北迁时，由一男子带路，此人与一名白马女子私奔，并生一男孩，而遭族人蔑视，故成了舞蹈中的三个丑角）。当“池哥昼”表演时，四位“超盖”翻穿皮袄，足蹬毡靴，身背一串铜铃，头带青面獠牙的木雕面具，身后拖一条用羊皮卷成的尾巴，左手执兵器，右手执牛尾拂尘（兵器喻力量，拂尘喻驱邪），舞姿粗犷、豪放。两位“超母”身穿飘洒的宽袖对襟长袍，面具慈眉善眼，微笑自然，舞步轻盈。三个丑角（只玛）脸抹锅墨，滑稽诙谐；丈夫身穿麻布长衫，头戴草帽；妻子头缠绣帕，身着便衫，饰项链、耳坠；小孩着本民族的一般服装。他们没有固定的舞步，即兴表演，以逗人乐。节后，其服饰全部封存，不能轻易动用。

（三）服饰与礼制。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首先是一种礼制。通过敬天祭祖、崇拜神巫和忠君事亲、治丧悼亡的程式礼仪服务于原始的巫史活动。在周代，服饰首先关系到崇敬天帝的祭祀活动，天与神通过服饰的礼仪与人相通。所以礼仪离不开华服，礼制典章与服饰就共同构成森严的等级，与虔诚的祭天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服饰成为明贵贱、别等级的封建宗法制的有力支柱。就服饰制度来说，最能揭示封建宗法制度形式的就是中国独有的丧服制度。《丧服传》所记通行的丧服制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斩衰”是最重的一种，丧服上为“衰”下为“裳”，“斩”是不缝边沿的意思。上衰下裳全用最粗的生麻布做成，左右衣旁和下边都不缝边，因未经修饰，故叫斩衰，以示哀痛无际。儿子和未嫁女儿对父母、媳妇对公婆、嫡长孙对其祖父母、妻对夫都服“斩衰”。《礼·丧服小记》载：“斩衰括发以麻”，就是妻妾和未婚女子除服斩衰之外，还要用生麻束起头发成髻。嫡长子还要系麻腰带、穿麻辫鞋，手柱麻丝缠的“哭丧棒”（俗称孝子棍）。“齐衰”代表的亲疏关系稍差一个等级，孙为祖父母、夫为妻即服“齐衰”。此等孝服凡剪断处均可收边，因其缝边整齐，故称“齐衰”。至于“大功”、“小功”和“缌麻”之丧服，则是根据若干亲疏、长幼、恩德和功利判断作出的人际关系规则。“大功”、“小功”之服用布作成，“缌麻”用细熟麻布作成。总之，古代的丧服礼制是按血亲关系联系起来的，并根据丧服的质料和穿丧服的时间长短，来体现血缘关系的尊卑、亲疏之差异。这就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五服”丧制图。

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我，都被罩在这张“五服”血亲之网内不能脱身。在陇南羌裔中，至今传承着亲人丧，“披麻戴孝”以送终的礼仪与习俗，其规程和做法与前述丧葬“五服”制度完全相同。可见这种伦理意义上的制度形态潜入民心而为世人自觉遵循，成为长期传承，不断固化的文化传统。

（四）服饰与民俗。服饰民俗，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关衣服、鞋帽、佩带、装饰等方面的行为和习惯。它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穿服装的种类、名称及其相应的穿着习俗；特殊（节日、出访、各种礼仪）场合中所穿服装及习俗；饰物佩带、发型梳理及其习俗；有关服饰的特殊标志、信仰、禁忌等。服饰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如宕昌羌后裔的服饰，因其历史的、地理的缘故，而分为两大系：其一是现居宕昌县官鹅、新城子藏族自治乡林缘地带的居民服饰，反映出适应猎狩、畜牧为主的，融入吐蕃民族形制的服饰。其二是现居舟曲和武都县河谷川坝地区的居民服饰，反映出适应农耕为主的，有似苗民形制的服饰（这部分先民多系“舜迁三苗于三危，变西戎”的孑遗）。其中最能“超时间”存在的要属现居宕昌县新城子乡大河坝的居民，其服饰且不论着裘褐，只说妇女头饰：头包下白上黑两层包帕，帕角在头顶靠后边一点竖起两只羊角状的布角。此饰合于古“羌”字的造型。甲骨文中的古“羌”字形，是一个侧立或正面站立的，头戴羊角饰品的人。而头戴羊饰品是羌民族羊图腾崇拜的标志。这些妇女的倩影，就是古羌民族的“活标本”。

在人生礼仪中，服饰则有更为独特的含义。如陇南地区徽、成、西和、礼县等地农村（属古代仇池氐国的辖区）流行着婴儿出生后，姑姑给侄儿做虎头帽、虎头鞋，奶奶、姥姥给孙子、外孙缝制带壁虎的兜肚，在壁虎的旁边还缝有蝎子、蜈蚣、蛤蟆和蛇，合称“五毒”，传说孩子穿上能以毒攻毒，驱灾避祸，吉庆平安。尤其在一些多生未成活的家庭，还有给婴儿拜干爹（妈）的习俗，由干爹、干妈用从百户人家要来的五色线编成好似今日领带式样的项圈，在垂辫上缀银牌，上刻“天长地久”或“天保九如”等字样，银牌下连缀三、五枚古铜钱，寓意着“长命富贵”之企盼。这条项圈一直要戴到满十二岁，谢干爹、干妈后才能脱掉。在诞生礼仪中，唱主角的是母姓角色，如前边说的母亲、姑姑、奶奶和姥姥，因为女人总是给儿童服饰增添信仰色彩并把它表演出来的“天才”。

民俗学一个要点是考察民众的解释。服饰是一种物质产品，是人与自然界、社会和各种人群集体打交道中，所发明的一种实用品和装饰品。在人类文化中，能“超时间”存在者就是服饰神话在民间的传说和民众对服饰理解的丰富多彩。陇南氐羌民族后裔服饰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体现了氐羌民族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真实面貌，是考察陇南氐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