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西北太平军与“棚民文化”

王安瑞

1796年即清嘉庆元年，湖北襄阳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四川达州、东乡、大平、巴州、通江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

嘉庆皇帝接到湖北督府奏折，当即下诏：命湖北巡抚惠龄负责剿匪事宜。湖北官府得到朝廷剿灭白莲教的命令后，借机敲诈勒索百姓，仅武昌同知常丹葵，就将无辜百姓捉去了几千人，有钱的花钱买命，无钱的打入大牢编织罪名将其按通匪治罪，搞得民怨沸腾，惠龄亦滥杀无辜百姓谎报战绩，向朝廷邀功请赏。

由于官府的暴行，在民间造成冤案累累，百姓穷困失业，更加仇恨官府。许多农民，甚至仕、工、商界人员纷纷加入白莲教。于是郧阳、宜昌、施南、京门、来凤、酉阳、竹山、邓州、新野、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孝感、汉阳、惠临、龙山等十几个州县同时响应，起义呈燎原之势，几乎遍及湖北全省。

白莲教起义迅速发展的形势使清廷极度恐慌。嘉庆皇帝又下旨封刚刚平息贵州苗民起义的内务大臣额勒登保为威勇侯，封明亮为襄勇伯。命他们率军去四川、湖北负责剿匪军务。并命令湖南、陕西、四川、湖北四省巡抚统兵围剿，以图把起义军压缩到川、楚、豫、陕的交界地区一举歼灭。

白莲教总首领王聪儿率众四五万人，一度进攻孝感，进逼武昌，后北上屡败清军，经河南入陕西。1797年（嘉庆二年）夏王聪儿在川东与四川诸路起义军会师，王被推举为总教师，统领黄、青、蓝、白等八路人马。后与姚之富同率襄阳黄号军转战四川、湖北、陕西等省。1798年曾遣部将李全攻打西安未果，后又亲率二万骑兵长驱北上，进军宝鸡、岐山，东攻眉县、周至，直逼西安。西安是陕西省会，清廷急调兵回防，起义军英勇冲杀，清兵望风逃命，王聪儿乘胜东南进入湖北郧阳。由于和川陕各路起义军相距甚远，1798年春，他被清军包围在郧西御花坡，突围不成，英勇不屈，跳崖自尽，时年二十二岁。

王聪儿牺牲后，襄阳黄号军由李全、高均德统帅辗转进入陕甘交界的留坝、凤县、两当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另一黄号军首领王廷召，系王聪儿的侄子，川楚起义军会师时，他被推举为黄号军首领之一，此后一直转战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边界。1798年由陕入川，参加大鹏寨大会战。1801年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战斗失利，被俘后下落不详。部将张汉潮、张天伦此后以陕甘边界的秦岭山脉为依托转战在陕南和两当、徽县等地，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1804年。

白莲教农民起义军从1798年以后，军事斗争开始由川、楚、豫转移到川、陕、甘边界的陕南、川北和陇南的嘉陵江上游。徽县的嘉陵、太白、高桥，天水的党川、利桥，两当的太阳、张家、云屏和与之相邻的凤县、留坝、勉县、略阳，都是白莲教起义军后期军事活动的主要区域。

白莲教农民起义在陕南与陇南之间，能坚持武装斗争六年之久，主要原因：

其一，天时。自乾隆末年开始朝廷镇压贵州苗民起义，紧接着又是川楚白莲教起义，可谓战事连连。朝廷连年用兵、劳师糜饷，国库空虚，不堪重负；加之各省巡抚虚报战果，杀农民百姓冒功请赏，更激起民怨，纷纷投奔义军，农民起义的势力不断壮大，而清军将士疲于奔命，悲观厌战。

其二，地利。汉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属秦岭与巴山接壤地段，河谷纵横、山大林密，自从秦时修通褒斜栈道，一直成为联络秦地——巴蜀的交通要塞。另一官道是翻过大散关、经黄花驿、草凉驿、凤州、三岔驿入连云栈道。被两当、徽县、略阳、勉县、和凤县包围着的是一大片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其间分布着多条秘密栈道，农民起义军以这片原始林区为依托，进可以四面出击，退可以隐入山林凭险山关隘据守，而官军则很难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白莲教起义之初，一度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山区活动，那里盛产竹木，有煤铁盐井，附近各省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流亡在此，有的开荒种地，有的做佣工冶铁、熬盐，一般都是搭间草棚结伙而居，被当时的清政府称为“棚民”。棚民生活上毫无保障，政治上被打入了另册，因此白莲教起义深受棚民的欢迎和支持，踊跃加入起义队伍，这些战士能走善战，武器多用毛竹制成一丈七八的长矛，进攻时千矛执行攒刺，呼啸而来锐不可当，退却时拔下矛头瞬间弃杆成山，拦住敌军去路，起义军则徒手翻山越岭轻装快捷，转移他处后又砍竹做矛，清军每望见一片茅竹，便丧魂落魄，不战而溃。

来自川楚的白莲教起义军，进入秦岭南麓如鱼得水，爬山越岭如履平地，聚散无常，行军神速，经常拖得清兵人困马乏，首尾不能相顾，处处挨打又找不到决战的机会。

1798年以后，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农民起义队伍逐渐向南北秦岭收缩。1798年5月，两当、凤县也爆发了由杨开甲、杨开弟领导的蓝旗军起义。起义部队溯红崖河至秦岭大堡，渡渭河到扶风，此后长期转战于凤县的南星，留凤关和两当的广金、云屏、杨店、太阳、张家庄。1799年2月，义军张汉潮由张家庄进入凤县唐藏，与官军战于唐藏倒回沟，杀官军二百多人，击毙汉凤营游击苏维龙，起义军也伤亡近三百人，倒回沟开明绅士购义田埋藏了战死者的遗体。

1800年3月，蓝旗军首领杨开甲与湖北人高均德联合，活动于南星、瓦房坝和广金、八庙庄一带。8月张天伦率兵出勉县转战凤县和两当张家庄二郎坝，在凤县潘家渡与官军发生了激战，张天伦部将宋麻子战死，部分溃军进入梁山沟、二郎坝。

1801年3月，留坝人冉学胜在留坝红崖河聚众起义，转战留坝、凤县和两当的广金、云屏及徽县、略阳铁厂坝，后转太阳、张家庄入唐藏经留凤关到江口。

1802年，张天伦部在两当杨家店为官军所败，走太阳寺。途中（在太阳方家沟口）队将张喜、魏洪升战败被俘，余众散匿寺合，徽县高桥一带，部分逃入西忿沟和天水青蛇。张天伦主力翻瓦石沟经二郎坝，张家庄过凤县入紫陌山。

1798年以后，川、楚、豫等地农民起义基本被镇压下去了。对转战到陕、甘边界的起义军，清政府调整了围剿的军事策略，在对大面积原始森林无法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对进入深山无人区的义军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方针，只在周边交通要道驻兵防守，对四处活动的小股义军则采取围追歼灭的方法，直到把各支起义部队分割压缩在陕、甘交界处的深山密林中，以达到义军长期得不到兵源补充，供给断绝，涣散人心，不攻自败的目的。

到1804年，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终于在南北秦岭广袤的崇山峻岭中销声匿迹。几十万来自川、楚的农民和棚民，重操旧业，在秦岭南麓垦荒种植，采矿冶铁，荒凉的秦岭山中开始出现了刀耕火种，“无处不村落”的繁荣景象。陕西地方政府称这些人为“川楚棚民”。

两当境内棚民分布的特点有二：一是以当时军队建制为主，分散隐匿。二是以同乡为群落择地而居。白莲教中相当一部分是举家从军的，所以棚民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初的家庭很简陋，都是简易茅棚，因为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很多，随时都有弃家而去的可能。虽然大的战斗没有了，小的军事摩擦仍时有发生，如今从山林中遗存下的山寨、石堡中可以看到当时战略防御的概况。棚民中有贫富悬殊现象，一些掌握着军费的军事头目，虽沦为棚民，但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当局势一旦稳定下来，朝廷不再顾及这些反民了，有钱人便逐渐从大山深处移民到比较开阔、交通方便的河谷地带，修建起具有家乡特色的永久性建筑，村落开始形成。云屏乡贺坝的上下院、石家院，太阳小沟的王白万老宅就是那一时期的典型建筑。

一无所有的棚民，只能靠垦荒种植和狩猎维持生计。局势稳定后两当的南北二山逐渐有了药材种植和矿产开发，于是出现了许多人口密集的以经济贸易为主的村镇。例如云屏的关岭子，西姑峡的半边街和广金大坪的五里长街，大坪街从现在的街道村一直绵延到二沟沟口；二沟口现存的化字纸炉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见证。当地有民谣道：“大坪街头五里长，脚蹬勉县靠略阳。”围绕大坪街道的经济支点，主要有常家河、铁厂坝铁厂和东河、响水、大坪等多处铁矿山开采以及大面积党参种植业，吸引来大批的投资商和外来务工者，据说由于炼铁，大坪街周围连烧的柴火都找不到了——“东沟洋芋，西沟柴，二沟的姑娘赶场来。花轿滑干一溜排，逢场看戏挤掉鞋”。其热闹场面也能用万人空巷形容，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同一时期，张家庄广王山周围和左家的申家庄、太阳的杨坪因采矿业盛极一时，广王山下的木樨岭到上峡，客栈饭馆比肩接踵。凡有水处，磨坊、榨油作坊、酿酒作坊一幢挨着一幢。二郎坝铜钱沟口有一条商业街，庙沟、杨坪都有集市。尤其是太阳的前川最为繁荣，除了采矿业，它处在翻越宽滩、龙王沟、杀人沟的十字路口，是分别联络天水、两当、徽县、凤县驮道的枢纽中心。当时有人编顺口溜来形容前川的盛况：“小沟府，前川县、龙王沟口车马店。”可见前川的闹市胜县城一筹。小沟属王百万的祖业，人们用府来形容一个家族的势力，可见其居家的建筑格局、规模是何等的恢弘，富丽堂皇。

太阳的棚民祖籍大多在湖北，多为张汉潮、张天伦部下，以大冶、孝感籍人居多。广金、云屏、徽县境内则以湘西常德地区和湖北巴东、郧西、四川的川东籍居多。南秦岭的棚民中有许多是来自湘西和巴东的土家族。

白莲教起义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清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集团，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使清政府从此便走上了日益衰落的穷途末路。起义失败后，溃败的义军将士，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秦岭便以它博大的胸怀收容了这些他乡的游子，秦岭南麓也成了棚民的第二故乡，他们使这块亘古荒凉的处女地得到开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因人口密度较高，自然资源无序开采，南北秦岭的自然生态曾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

白莲教起义失败六十年后，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天京失陷，南方太平军基本被清政府镇压，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势力范围主要分布在川、陕、甘三省，有史料记载的大部队有以下几支太平军：1861年端王蓝大顺、李永和在云南昭通发动起义响应石达开北上率部进入四川。1862年四月蓝大顺从川北进入陕西，拉开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西北战场的序幕。

1862年蓝大顺部将郭富贵（绰号郭摆摆、郭刀刀）率川、滇义军由益门镇南进黄牛铺。前锋与官军汉凤营千总刘玉磷战于王家台，义军先锋阵亡，随后大队人马继至，将刘玉磷逼进凤州城，攻两昼夜未克。郭富贵见凤县守备森严，遂下令西撤，经双石铺、杨店攻两当。两当城内兵员不足百人，百姓早已闻风逃散，城破，知县姜熊吞金自杀。郭富贵见两当地小又易攻难守，故稍做停留，经太阳寺走太白进入徽县。

1862年冬石达开进军四川，派赖新裕率中旗二万余人为先锋，从贵州郎岱厅分路绕赴四川建昌，乘敌不备长驱直入。进至宁远府河西司被阻，暂退德昌驻扎。川、滇失业民众三四万人纷纷加入。

1863年2月，“十一日四更，从中反霸场进向越嶲厅城，火炬遍山，旌旗如林，风驰电掣，趋绕教场而东，这一夜，宿营王家屯”。（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土司岭承恩在越嶲厅北九十里的腊关顶安设檑木滚石，第二天，赖新裕率军到，檑木滚石击下，赖新裕被击中牺牲。

赖新裕死后，部队由郑永和、唐日荣、杨远富统率，分为三队，前进渡过大渡河，越邛崃九折坡直向荣径，绕过天全，一路冲破清兵阻击，经大邑、重庆到平武，复从平武山进入甘肃文县碧口。这年8月中旗攻克陕西略阳，进到凤县、眉县，遇清军抵抗退回两当，旋在徽县、天水、西和、礼县、成县转战，后郑永和率中旗一部分经两当太阳寺、天水利桥至凤阁岭，甘肃提督陶茂林率部队堵截，双方激战，太平军不敌后撤，经利桥、张家庄、唐藏、红花沟进入凤县三岔与遵王赖文光会合，在三岔的凤岭击败汉凤营千总兵张思贤。太平军连夜攻凤州不克，伤亡四十余人。

中旗另一队由双石铺绕凤州城经河口平来、靖口入宝鸡境内与曹灿章部队会合。八月赖文光率部由勉县张家河经广金、云屏至双石铺，多次攻凤州不果。

9月，曹灿章、赖文光率太平军出安河经凤州西进再克两当，转战于徽县、成县一带，沿途屡破乡团之堵截，乡勇伤亡甚重。

10月，曹灿章由甘肃吴寨再入张家庄、唐藏，11月经清风寺、隘口，各民团堵击，复入两当境内。

12月，曹、赖二部由秦州进攻千阳、陇县，遭甘肃提督陶茂林阻击，复转战张家庄，唐藏活动于隘口、黄牛铺、白家店、五星台一带。

1864年正月，又与陶茂林战于益门镇、二里关，太平军失利南退，由草凉驿站进龙王沟，经河口、太阳咀头镇撤经宁陕。同时石达开部中旗唐日荣、杨远富率部随扶王陈得才回救天京。2月端王蓝大顺在陕西周至大败清兵，击毙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

1864年4月，扶王陈得才部大将易矮子（绰号）由两当进抵宝鸡，为陶茂林所败，数千人逃匿草凉驿，唐藏、张家庄一带。

石达开中旗一部由郑永和率领，转战在勉县、两当、略阳、凤县交界处，后屯兵勉县黄官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1865年5月启王梁成富和蔡昌荣在阶州城陷战死。

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率部解天京之围未果，复入河南、山东坚持斗争。

1867年后留在陕南、陇南嘉陵江流域的太平军有中旗郑永和部，扶王陈得才部的程二老砍、易矮子和川、滇起义军全部武装。历史上统称为西北太平军。后郑永和孤军困守黄官岭，尚有五千众，与荆州将军穆图善妥协，交出辎重，解除武装，士卒不当降兵，就地散伙。“文革”前，在勉县八庙庄发现有郑永和的后裔。

太平军在西北活动频繁时，秦岭南麓的棚民人口和生产已过了高峰时期，两当县境内的原始森林基本已砍伐殆尽。1865年以后，西北太平军在清政府强大攻势下逐渐化整为零，期间清军用了一个非常阴毒的手段，就是调来大批原太平军的降兵降将来对付西北太平军。例如朱衣点，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朱衣点，湖北人，太平天国进士，1856年任江西万载县监军，他在万载县施行太平军天国革命政策，抗击反革命，为民谋福，很有政绩。1859年3月随石达开撤离江西，调翼殿任职，授“精忠大柱国”，他是石达开部下一个闻名的将领。

1861年石达开脱离天朝准备入川北进，朱衣点与彭大顺等人在广西起义回朝。这便是太平天国运动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六十七将领脱离石达开远征返天朝。

六十七将领率二十万人马到铅山，取浙江，攻上海一路返回天京，洪天王论功行赏，封朱衣点为孝天义（仅次于王）。

据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载：“同治二年二月（朱衣点）领军前往常熟，讨伐叛徒骆国忠，战败牺牲。”而《太平天国大事广志》却明确记述，朱衣点在常熟被俘后下落不明。

朱衣点后来被派到陕西担任汉凤营游击。朱衣点在常熟被俘后降清，连同他的部卒一并调往西北为清廷效力，剿灭西北太平军。据史料记载，在陕西的原太平军降清将领也大有人在。清政府对太平军降清将士多取不信任态度，许多人都被借口杀掉，朱衣点是少数全身而退者之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力量在陕、甘等地被彻底扑灭后，这些投敌求荣的叛徒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作用，他们也无颜返回祖籍，于是就地落户，朱衣点最终在陈仓道旁的水岭落业，“朱老爷”宅毁于近代，遗址尚存。

在凤县的连云寺、柴关岭、瓦房坝一带，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1865年以后流入的“川楚棚民”，多数是从汉凤营解甲的湖北籍人。从两当的张家至太阳和天水利桥至秦岭大堡一线留下的太平军将士较多，大多是石达开中旗和陈得才、易矮子、曹灿章等部与清兵作战时遗留下的伤病员。20世纪60年代在秦岭大堡的深山中，还发现了有太平军用过的刀矛类冷兵器，那里人还都记得他们的祖先是石达开部下。现在区别白莲教起义后的棚民和太平天国的棚民，只能从墓碑的年代来鉴别，白莲教失败后的棚民立碑时间一般在嘉庆五年至道光年间，第二代便很少立碑了；太平军时期的棚民立碑的时间在同治三年至光绪年间，两当境内很少见到。因为清廷用原太平军降清将士剿灭太平军，他们很难藏匿幸存下来。许多小股太平军将士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斗争，甚至后裔们也有世代为匪的，直到民国初年，两当、略阳、勉县等地民团还有过联合剿匪的军事行动，云屏民团在团总王永章的率领下参加了围剿冲天楼的战斗，冲天楼传说是勉县北山中的一个村庄，村内百姓世代以抢掠为生，附近的乡民深受其害，于是数县区的民团相约血洗了这个村庄。

清末，秦岭南麓为祸最深的是长矛贼，成群结队，烧杀抢掠，令人发指，两当境内的许多街市都毁于长矛子，例如云屏关山领子铁厂，西沟峡半边街，广金的南沟、大坪街，张家的二郎坝的一条街和太阳寺等地的经济繁华区都是在长矛子的焚抢中消失或者衰落的。长矛子除了抢掠民间，还烧了许多古寺，毁掉了大批的宗教文物，例如广金的千佛洞、道江寺；云屏的西姑庵、无量寺；徽县的五徽窑、寺垭、大、小殿山的寺庙和凤县的景禅寺；张家庄的卧虎寺，太阳宽滩的寺院等都毁于同一时期的同一种灾害——火灾。

在西北太平军中，成为历史悬念人物的有石达开中旗郑永和及旧部；扶王陈得才部；大将矮子和程四老砍等在太平天国都属主将级的人物，后来都在南北秦岭销声匿迹，他们当属于另外一种况——既没投降清廷，又没沦为流寇，而是隐名埋姓从清廷的视野中消失了。凤县留坝至汉中一线有叛徒朱衣点率汉凤营穷追猛打，很难存身，他们循迹两当的可能性很大，包括在南方死里逃生的太平军将士们，许多都辗转万里来投奔西北太平军。例如张家乡二郎坝的“光王山”有历史线索可以证明它就是昔日广王李恺顺栖身的地方。据《太平天国大事志》记载，广王李恺顺1864年春守丹阳，城陷被俘，下落不明。另据《太平天国史》记述内容有二：其一，李于1863年8月初江阴失守退出。1864年春守丹阳，城陷后领军入江西。其二，同治三年四月十七，冯子才、魁玉奏报，李恺顺战死于丹阳。又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是清军的虚报，不是事实”。

据史料记载，丹阳城陷，李恺顺被俘是实，但在清廷的俘虏名册中都找不到李恺顺其人，事实是李恺顺被俘后，重金买通管押人员，伺机逃走，其时南方太平军大势已去，只好辗转逃到西北，他能落脚在后来称光王山的地方，肯定与周围聚集着大批原太平军幸存将士有关。

在北秦岭的两当县境内和天水相邻的山区，最初的棚民有许多是孤儿寡母，如相传磨扇沟就是一位老婆婆领着一群孤儿在那里垦荒种地，落业为生。西沟的居民还都记得自己的祖先来自湖南省，与之一山之隔的太阳寺太平军有一定的基础，据闻有名的王百万就是响应太平军散财聚众起义，结果行到天水境内被官兵剿灭，王家被满门抄斩，除出嫁的女儿无一幸免，所以王百万身后无嗣。王百万的墓葬在天水党川，太阳的王百万墓只是衣冠冢。

张家光王山周围清末时非常繁华，雪水浴、上峡、庙沟曾经有许多酿酒的作坊、榨油作坊和商号、客栈，居民多是两广、两湖和川滇籍的，其中有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流落的“川楚棚民”，也有流落太平军的加盟。光王山上还残存有当时的军事防御设施。

光王山一度采金业兴旺，山前山后留下许多采矿和冶炼遗址。根据近年来地质成因分析，该地区具有良好的成矿背景，野外采样金最高品位达263克/吨，伴生的铅中银含量平均在130克/吨以上。其中可以回收元素还有铜，含水银量在2%~4%。二郎坝铜钱沟口曾有一条商业街，推测铜钱沟里很可能有炼铜铸钱的作坊。

民间传说光王山上住过一位大王，山顶有寨墙，壁垒森严，遗址中还有一个大王墓。

李恺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胞弟，广西滕县人，封爵广王。

如果民间传说属实，广王当初不但藏匿了许多财宝——包括石达开军中的财宝，其队伍里还隐藏着不少历史上下落不明的原太平天国的军事骨干人物。

1865年以后，由于西北太平军长期周旋在陕、甘边界，南北秦岭战事频繁，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地处南秦岭的广金、云屏、凤县、略阳、徽县等地的许多铁矿、铁厂在散兵游勇的烧杀焚抢中很快败落，一度兴旺的繁荣景象逐渐萧条，许多街市凋败或彻底被毁，加之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棚民生计无着，大量迁徙，导致山区人口逐渐减少。

北秦岭则因为太平军幸存将士介入，矿产业，尤其是金银的开采和冶炼空前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太平天国以后，火药的制造和热武器开始在南北秦岭普及，火药、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提高了棚民狩猎的效率，也推动了采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冶铁和铁制器的加工行业传承和发展了原始古老的生产工艺，这些工艺流程在1958年大闹钢铁时都被发掘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追溯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两起发生在清朝中、晚期的重大事件，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棚民和“棚民文化”的源头和历史轨迹。令人很难想象几十万远离故土，在血雨腥风中亡命天涯的农民起义将士，隐循茫茫无涯的秦岭南坡，经历了刀耕火种、茹毛饮血、颠沛流离、生生死死艰苦卓绝的生存抗争后，在一个基本与世隔绝的恶劣环境中竟然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成为秦岭南麓第一代拓荒者，在我县南北二山中开创了农耕、种植、矿业开发、经济贸易等空前繁荣的辉煌时期。据当地人文遗址调查，那一时期两当县的人口超过了十万之众，因为乾隆以后两当没有修过地方志，近代修志者又没进行过深入调查，导致这段历史空白，今人面对湮没在荒山野岭中的人文遗址竟一片茫然，不知所云。

当然，棚民的功劳不止这些，他们除了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生存环境外，还创造了棚民文化，他们的文化圈曾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怪圈，从表象看，他们的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似乎跟周边的土著居民截然不同，语言明显带有川、楚方言承袭痕迹，发音既像两湖、又似川、滇，委婉绵软，柔美如燕语呢喃，即所谓“湖广广腔”。“湖广广”群体中妇女衣饰各不相同，很有特色，喜欢穿自己绣的花鞋，白帕缠头，裤褪衣袖宽短，呈上小下大的喇叭状，衣襟边、领圈、袖口、裤脚都要用彩线绣上花边，下地劳动时，小腿缠裹脚布，脚穿草鞋。草鞋是用椴、榆、山核桃和麻柳树枝的皮编制。衣服款式和湘西土家族妇女的民族服装一模一样。

妇女的服饰和男人的衣服不同之处是男人的衣服不绣花，上衣较短，而妇女的上衣特长，后衣襟要拖到臀部以下的大腿上，宽敞的裤腿只需盖至膝盖以下二十公分即可，年轻的姑娘媳妇喜欢穿浅蓝色素雅的衣服，上年纪的老太婆则喜欢穿青色或大红大绿。

棚民的居住条件很简单，一般都是临水择地而居，房子是用垒木或土墙或石墙，茅草盖顶搭成，有门无窗室内筑火炕，炕头有火坑，做饭用吊锅，可四季生火取暖，秋夏时节火烟能驱蚊虫，御潮湿。

农作物主要种植包谷、小麦、青稞、洋麦、燕麦、洋芋、苦荞、黄豆等；蔬菜以豆角、白菜、冬萝卜、包包菜、南瓜等为主。春夏主要采食野菜，冬天主食用干菜、酸菜。肉类多喜欢熏制成腊肉。